关于通识教育及民族院校文学类通识教育课程的思考——以大连民族学院为例

对"通识教育"进行了溯源和内涵考证,认为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完整的人",同时认为文学类通识教育课程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有着先天的优越性,在民族高校中的必要性表现得更为充分。同时提出了文学类通识教育课程,需要积极建构课程体系,探索有效的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等。

法律+英语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以大连民族学院为例

针对近年来法学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偏低的现状,提出"法律+法律英语"的复合型知识结构可以极大提高法律系学生的就业竞争力;认为现有的教学模式还不足以支撑对该类型知识结构的培养,应当通过教学改革整合资源,建立科学有效的法律英语培养模式。

民族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以大连民族学院为例

探讨了民族高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介绍了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活动的实践和经验。实践表明,开展文化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方法研究是民族高校教育教学的重要任务,在对其进行积极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再赋之以有效地实施,如领导机制的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体系的构建、大学生自我教育功能的发挥等,将使民族大学生在高等教育中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新媒体语境下民族类院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探究——以大连民族学院为例

根据大连民族学院的经验,新媒体语境下民族类院校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树立"德才兼备、知行合一"新闻人才培养观,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相结合,建立课程实践平台、媒体实习平台、工作室模拟媒体运营平台,强化专业认知与情境体验、实务操作、创新创意、模拟运营的实践教学环节。

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

由于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所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民族地区在公共服务领域和其他地区还存在明显的差距。加快推进民族地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其基本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促进城乡一体化,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完善的制度安排和政策体系为保障,加大中央财政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对民族地区的扶持力度,创新社会管理,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城市民族问题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以东南沿海城市为例

东南沿海城市是少数民族的重要流入地。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民族关系复杂化,城市民族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把握东南沿海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城市民族问题,完善城市民族法律法规体系,注重各族群众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培养,依法处理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冲突,加强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制度化建设,引导少数民族群众依法理性维权,是完善城市民族事务治理体系,促进民族问题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法律保护

我国有22个人口较少民族,他们人数少,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落后。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加快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然而,由于政策的局限性和法律法规的缺失等致使人口较少民族的某些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将成熟、稳定和有效的政策法律化,制定人口较少民族保护法,全面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合法权益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权益,是保持人口较少民族的生机与活力,促进社会和谐与民族繁荣的重要环节。

完善民族地方自治立法 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政治制度。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效保障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还不尽完善,制约着和谐社会的建设步伐。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需要切实转变观念,提高立法效率,重视立法技术,充实有关内容,加强民族经济立法,重视对少数民族习惯法的研究和借鉴。健全和完善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有利于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促进和谐的民族大家庭建设,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的功能、限度及价值取向

自治权是国家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般地方国家机关的一种超过一般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特殊权力,从而形成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民族区域自治的目标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利益的保护兼顾,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偏重于自治民族的设置不利于实现这一目标。"统一与自治"而不是"集权与分权",才是自治权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自治权的配置和行使以不危及国家的安全与统一为基本前提。权利和义务是矛盾的统一体,缺乏义务约束的自治权,会助长民族意识,消解国家认同。提高少数民族的政治参与能力和参与水平,使他们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管理,分享国家权力,能够超越自治的边界,加强国家认同,进而上升到对多民族国家的共治范畴,更有利于国家认同和国族建设。

用科学发展观推进民族高校党建工作创新

民族高校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发展"这个主题,紧紧把握"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在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下功夫,在解决影响和制约学校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取得新突破。民族高校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组织功能创新,不断探索党建工作新模式,逐步开创"开放式"党建工作新格局。

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与“合法化”路径

少数民族习惯法在一定范围内的民族地区至今仍然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蕴含着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制度空间,宪法和法律的诸多条款都为少数民族习惯法进入国家法提供了依据。民族自治地方并未有效地利用国家法的制度安排,通过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进而导致国家法与习惯法在司法过程中的冲突。开展少数民族习惯法调查,加强相关理论研究,自治立法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合理的、积极的内容,在司法过程中合理借鉴优良的习惯法,能够消除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实现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良性互动。

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两极格局

从建国初到2010年,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形成了由跨境传播和县域乡村传播共同构成的两极传播格局。两极格局随时代的发展进程显现出萌动、偏狭、重振、确立四种态势。把握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总体格局,才能准确阐释各新闻传播要素在两极格局的发展、联动和优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对东北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研究才具有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价值,对我国新闻传播研究亦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与法律变通

能动司法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司法政策。能动司法要求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遵循司法客观规律,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运用多种方式方法解决矛盾和纠纷,实现"案结事了人和"。法律变通是基于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保障少数民族权利平等的法律制度安排。在变通立法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民族自治地方能动司法具有广阔的空间。

民族院校实施本科生导师制的必要性及问题思考

本科生导师制是目前我国高校实行学分制改革后普遍推行的一种人才培养新模式。由民族院校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所决定,民族院校推行本科生导师制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对提高民族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要成功地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必须进一步强化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改变学生管理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和考评机制。

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民族特色调查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典型调查分析,依托传播者和受众这两个大众传播的重要构成因素,对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民族特色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地区的大众传播在体现民族特色方面不尽如人意。因此,民族地区大众传媒不仅要依托民族风土人情进而突出节目(栏目)的民族特色,更要从语言环境、民族语言和民族特色等方面入手,充分凸显少数民族地区大众传播的民族特色,满足受众需求,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变通立法实证分析

在详尽地考察我国变通立法的实际需求状况、变通立法的时间分布、地域分布、民族分布、立法的主体、表现形式、修订与废止等问题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变通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开展变通立法专项检查,建立科学的民族法律清理制度,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制定程序条例》,拓展变通立法内容,重视吸收少数民族习惯法,努力提高立法技术水平,及时修订变通立法等对策建议,为完善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民族地区实现传播参与和信息共享探讨

"共同参与"、"共同享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媒体融合可为民族地区受众提供更多的传播硬件资源、参与传播的通道,实现民族地区受众对传播内容的参与和共享。

析在少数民族大学生组织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偏差和纠正对策

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党的组织发展工作,是高校党组织的重要使命,但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党员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系列的偏差和问题。深入分析了这些偏差,并提出了相应的纠正对策,以使这项工作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扎实有效地开展。

论白润生少数民族新闻研究的文化观

白润生对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的文化观实际上是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的研究中,对社会文化综合因素的全面考量和观照。具体表现为,对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的文化生态、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的文化共同价值、传播媒介的文化符号和理论研究的文化学方法的重视和运用。这种文化观照对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自治地方一般性地方国家机关权力与自治权比较研究——基于范围、边界及自治权的消解与进路

民族自治地方的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既是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又是地方一级的国家机关,行使一般性地方国家机关的相应权力,两者的权力和职能存在着一定范围和程度的交叉与重叠。在实践中,存在着一般地方行政权挤压自治权的情形,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自治权配置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为了使自治权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需要对自治权配置进行科学论证,合理划分,加强民族法体系建设,建立自治权行使的监督机制,寻求自治与共治的平衡与统一,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加强服务型政府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