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妇女社会支持系统的完善路径分析

中国城镇化的快速进程使得乡村社会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无法进城的农村留守妇女饱受生活及身心的双重痛苦,这与我国对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仍不完善高度相关。以辽宁省520名留守妇女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考察了当前留守妇女的生活困境,并认为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系统尚不完善,诸如妇联及妇女代表大会等组织职能缺位、基层政府的扶持力度有限等,这一现象也是导致留守妇女生活艰辛的重要原因。完善留守妇女的社会支持系统应大力发挥妇联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的扶持力度,并努力实现邻里、互助组和社会工作者的联动支持。

如何激励公务员助推“互联网+政务服务”?——基于电子政务系统使用意愿视角的实证分析

作为"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提供者和电子政务系统的重要终端用户,公务员对电子政务系统的使用意愿对"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全面推行具有关键的影响作用。本文基于电子政务技术采纳视角,综合了技术接受模型和整合型技术接受与使用模型中的核心变量,构建概念模型,探索了"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下公务员使用电子政务系统意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感知压力与努力期望对公务员使用意愿具有负向影响,感知有用性、主观规范、组织支持对公务员使用意愿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组织支持的影响作用最强。

流动人口医疗机构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在大连市区随机抽取850名流动人口进行的问卷调查,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其医疗机构选择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患病后大多数都会选择就医,且首选综合大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医疗机构的选择行为上表现出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特点。

城市群环境合作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3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传播的性质,国家通过《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提出以城市群为地理空间尺度在区域层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在此背景下,科学评价城市群环境合作效果,并考察合作效果的影响因素,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织间活动强度衡量城市群内府际环境合作效果,并结合协作治理理论提炼五项环境合作的影响因素,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13个案例进行分析,以探求影响环境合作效果的必要条件及组合情况。研究发现,城市群内府际横向协调和地方政府领导力是构成高强度环境合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纵向干预、环境治理能力差异和环境状况差异可视为充分条件。两种因素组合情况可以带来较好的环境合作效果:一是具备横向协调、领导力和水平相当的环境治理能力;二是具备横向协调、领导力,然而环境状况差异较大且不存在纵向干预。四种因素组合情况可以导致薄弱的环境合作。与以往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部门的纵向干预对促进城市间持续的环境合作作用有限,反而是城市间自觉的组织协调和领导人沟通构成了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想要达到较好的环境合作效果,国家纵向干预措施的使用应视城市群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已有较高水平横向协调和领导力的城市群,国家不宜使用纵向干预措施。对于缺乏横向协调和领导力的城市群,国家应在合作初期使用纵向干预措施,目的在于培养府际信任,创建城市间合作基础和协商规则,一旦城市学习掌握了合作策略,纵向干预措施应撤销,目的在于培养城市间自觉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意识。

乡村振兴中的女乡贤:时代价值与培育路径

当前,中国乡村劳动力人口结构中女性人口比例占比呈逐渐上升趋势,因此,乡村振兴的战略任务亟需乡村女性发挥更大的作用。女乡贤作为乡村女性的精英群体其时代意义至关重要,但却鲜少被关注。从当下女乡贤的范畴、时代价值和培育路径进行探讨,女乡贤包括政治型、经济型、文化型和社会型四个类别,她们在丰富乡村政治生态、繁荣乡村经济发展、凝聚乡村文化共识和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培育新时代的女乡贤需要营造性别公正的乡村文化氛围、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并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政策、织密本土化的女性乡村社会网络,而推行刚性的性别公平政策更是应有的举措。

中国数字政府的核心议题与价值评析

数字政府实践资源形式丰富,研究资源来源广泛,涉及计算机科学、公共事业、商业经济、公共管理、政府法学、工程学、信息科学等众多研究领域,其建设和发展立足于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为之破除现实中的各种艰难险阻。文章通过检索中文核心期刊、CSSCI中文社科引文索引、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等数据库收录的题名中包含有“电子政府”或“数字政府”的2017至2022年的文献获得214篇有效研究样本,围绕数字政府的概念框架、技术、法制化和政府改革等议题,初步展现数字政府的理论架构和知识图谱,并评析了核心议题的价值所在及缺憾之处,希望这一研究会对数字政府乃至数字中国良性生态系统建构具有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在儿童期逆境对中老年健康影响间的中介效应

背景《“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要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从胎儿到生命终点的全程健康服务和健康保障,全面维护人民健康。这意味着必须注重生命早期经历对健康的长远影响。目的探讨儿童期逆境对中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机制,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利用的中介作用。方法基于CHARLS 2014生命历程调查问卷,CHARLS 2015家户问卷数据,“流调用抑郁量表”简表(CES-D 10量表),利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和KHB分解的方法对儿童期逆境与中老年健康状况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本研究纳入样本人群共计18587例,其中13289例(71.50%)中老年人认为自己身体不健康,12096例(65.08%)未能积极参与生活,5810例(31.26%)心理健康状况为不健康,12337例(66.37%)在儿童时期经历过至少一种不良经历,12319例(66.28%)在儿童期具有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4015例(21.60%)在儿童期缺乏医疗护理。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儿童期健康是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P<0.05);性别、年龄、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期不良经历、儿童期医疗护理缺乏是中老年人自评健康、心理健康及积极参与生活的影响因素(P<0.05)。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在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期医疗护理缺乏与中老年自评健康状况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5.84%和5.34%,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在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期医疗护理缺乏与中老年心理健康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8.74%和5.25%,医疗卫生服务利用在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儿童期医疗护理缺乏与中老年积极参与生活关系间的中介效应分别为5.54%和5.98%。结论儿童期社会经济地位和儿童期医疗护理缺乏通过影响中老年时期的医疗卫生服务利用间接影响个体的健康状况。

基于可达性的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评价

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是城市规划的两项重要内容,两者一体化程度越高越能够改善城市交通拥堵、促进城市持续发展。从可达性角度出发,通过构建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评价指标体系,考量大连市地铁2号线7个典型车站600 m缓冲区内的交通指数和土地利用指数。根据指数结果及节点-场所模型,将7个车站分为完全平衡、不完全平衡、非一体化和极端一体化四种类型。结果显示,7个车站中平衡车站少于不平衡车站。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车站提出增进城市交通与土地利用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离散选择实验特征及其水平设置研究:以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为例

离散选择实验是卫生经济领域测量非市场产品需求或偏好的重要方法之一,其特征及其水平设置环节是决定实验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缺乏统一的设置流程与方法。本研究以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为例,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文献综述、政策文本分析、专家访谈多种方法,以既能勾勒出政策轮廓又能刻画各试点差异为出发点,以考虑政策现状水平兼顾其未来发展为原则,对离散选择实验的特征及其水平设定过程进行详细描述,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的方法学参考。

治理现代化中妇女组织发展的价值与路径

妇女组织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妇联和各类民间妇女组织在培育现代公民、充实社会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及助推服务型政府建立方面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探寻留守妇女组织的可持续发展路径、民间妇女组织的蓬勃发展路径、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的规范化发展路径、妇联组织的变革性发展路径是我国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网络不确定性视角下城市群协作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要

2016年中共中央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区域协同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开放合作、多元共治的总体战略,并确立城市群作为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其中,城市群协作治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然而,城市群协作治理中蕴含的多种不确定性是协作失效的一个主要原因。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城市群地方政府之间需要采取恰当的治理模式以降低由此带来的合作风险。文章基于现有文献,从理论基础、协作模式、治理目标和研究特点几个方面对比分析了现有城市群协作的三种模式,并分析了三种模式对于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最终,文章通过文献综述提出网络不确定性环境下城市群的协作规则和降低不确定性的途径。

科技人才政策变迁与政策主体协同网络演化研究——基于对1978—2020年政策文本的分析

科技人才是第一科技资源,科技人才政策是推动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制度设计,对科技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政策变迁及其动因对于政策体系化建设有积极的作用。本研究通过对1978—2020年科技人才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划计划等政策文件进行系统搜集与整理,利用对年份的主题聚类和重要事件法对科技人才政策变化阶段进行划分,利用政策计量分析对政策文本主题演化和发文主体协同网络演化进行分析。本研究得出主要结论:(1)科技人才政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科技人才政策的着力点与各阶段面临的形势和发展需求高度耦合;(2)科技人才政策主体之间越来越注重协同,科技人才政策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同时,我国科技人才政策还存在政策协调和整合能力不足、缺少整体规划框架、政策“碎片化”和联动弱等问题。因此,亟需建立科技人才政策整体规划,进一步促进政策主体间协同,加强政策联动和系统设计。

技术赋能还是制度重塑:机关事务治理模式的创新路径分析--以福州"数字乌山^®"为例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机关事务工作与数字政府建设实践相融合,成为了机关事务管理现代化的方向。本研究以福州"数字乌山?"项目为案例,对其从"管理"转向"治理"的改革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基于此提出数字机关事务治理模式及其实现路径。研究认为数字机关事务治理模式并非对机关事务管理简单的技术赋能,而是在技术与制度不断双向调试的过程中逐渐实现的制度重塑。这一研究结果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在数字政府建设中技术与制度的相互作用。

“互联网+政务服务”技术-制度网络及治理启示

"互联网+政务服务"远比缺少技术逻辑作用的政务服务提供过程要复杂得多。中国情境的研究工作来解释"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成功经验,并持续推动政府治理创新。通过国家1998-2016年期间的相关政策文献制定者社会网络分析,刻画出政策文献呈现的多元参与方网络结构和治理关系变化过程,识别出两办、领导小组、三部委在不同时期技术-制度网络治理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不同的领导小组持续塑造了技术-制度网络,而200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后的三部委则依靠其资源配置能力塑造了"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的系统稳定性和参与方的关系弹性。治理启示在于,具有较强路径依赖特征的行动能力约束和技术结果考评的政策组合,适合政策制订者持续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发展,当然还要制定相应政府创新政策以包容其他参与方的创新活力。

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亟待破解的三个瓶颈

在万物皆数据的时代,利用互联网和数据技术推动基层治理向数字化方向转变、推进基层治理自身实现适应性转型已是大势所趋。适应这一发展要求,需要找寻并破解制约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主要瓶颈,这既需要政府投资基层治理数字化建设,为基层组织提供治理平台、治理系统和治理数据等技术支持,也需要学界探索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创新,为基层治理数字化运行和资源要素整合利用提供全方位基础保障。

新常态下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思考

新常态下,虽然我国城市服务体系得以完善、治理的能力、水平都有所提升。但同时也出现了城市需求多样化、矛盾激化、未能科学的对城市管理进行规划、城市治理的自制力较弱、城市治理法律制度不够完善、治理方法依然落后等问题。面对新常态下城市治理对我们提出的这些考验,相关部门应针对城市治理矛盾、完善城市治理服务机制、科学规划做好城市治理协调工作、引导社会各界参与到管理中来、并积极的探索多元化城市治理方法、健全城市管理的法制法规、提升城市信息化治理能力,以达到全面提升城市治理水平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