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谣言传播模式及治理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微博已成为传播信息、报道新闻的重要平台。活跃在微博上的除了拥有众多粉丝的"大V"和象征权威的政务微博之外,具有权威性、公信力的媒体作为一支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力量也在社交平台上积极地传播信息,然而,微博在为我们提供充足信息的同时也成为滋生谣言的温床。本文研究微博谣言的传播特点和模式,分析微博谣言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治理微博谣言的对策和建议。

来华留学生自媒体短视频讲好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研究——以“德国小伙吴雨翔”为例

全球化传播语境下,来华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故事的重要讲述者和传播者。以来华留学生“德国小伙吴雨翔”的自媒体短视频为研究对象,从讲什么、谁来讲,怎么讲三个维度探讨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应促进中国故事的多维融合、实现“自述”与“他述”的动态平衡、精巧构思多元化呈现方式上讲好中国故事。

“新疆棉花”事件报道与国家认同——以人民网报道为例

国家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国家认同作为社会意识,包括对于国家政治共同体的认同以及国家民族的认同。大众传媒作为中介,通过渗透人民群众的生活来补充国家本源性匮乏,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中的议程设置下,建构国家认同。本文聚焦“新疆棉花”事件,以人民网报道为例,从三方面探讨大众媒体建构国家认同的基本方式,并分析其传播效果。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二元规则”

个人基于自身的网络行为,每天都在生产大量的个人信息。鉴于其“可识别性”以及和其他信息的聚合能力,个人信息成为打开各项权利(包括人身权、财产权)的钥匙,也成为对社会管理、商业利用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源。让渡一定的个人信息,又成为个人享受各种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企业服务的前提。因此,个人信息兼具个体属性、商业属性和公共属性三重属性。无论是欧盟的GDPR,还是我国的《民法典》,都尽力在个人信息的利用价值和给个人权利带来的影响之间进行平衡,在对个人信息处理进行限制的同时规定了大量的例外情形。本文认为,公、私领域对个人信息的处理分属两类不同的法律关系,应遵循不同的规则。面对公权力,个人往往不能选择同意与否,也无法授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权力对个人信息的采集、处理和使用就不需要权利人的同意。只是个人对公权力的“授权”需要通过立法,以“集体决策”的方式进行,否则就会因人而异,从而有违平等的人权基本原则。对于个人信息的商业利用和私人使用,尽管也存在技术资源掌握的不平等带来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但法律应该做的不是家长式的强行干预,以保护的名义剥夺个人在权利处分上最终的决定权,而是应在遵循意思自治和诚信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立法使处于弱势地位的权利人能够与强势地位的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平等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