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藏礼于器”思想的伦理审视及当代启示

“藏礼于器”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造物制器的基本法则。在“藏礼于器”思想影响下,“器物”成为“礼制”的指示器和强化剂,二者呈现出一种双向互构的关系:一方面,器物是礼制的物化形态,器物的设计与使用要遵循礼制规定,礼制在器物中以物化的形态得以显现,另一方面,器物反作用于礼制,对礼制具有强化作用,发挥着重要的“无言之教”的道德教化功能。“藏礼于器”思想是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科技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当代构建科技伦理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仍然能够对当今科技伦理治理发挥一定的指导作用。

“隐变量理论”是特设性假说吗——兼论“可检验性”标准

从EPR佯谬理论的提出到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隐变量理论”实现了从形而上学之争到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转变。“隐变量理论”的历史嬗变表明,假说的“可检验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意味着把“可检验性”当成一个纯粹的分析性概念是有问题的,“可检验性”也是一个兼具分析性和综合性的范畴。为了使“可检验性”标准能够更好地解释真实的科学历史,需要摆脱传统的分析性理解,以一种历史的眼光重新理解“可检验性”。

人工智能研究中实现人机交互的哲学基础——从梅洛·庞蒂融合社交式的他心直接感知探讨

人工智能研究正向人机交互的方向推进,而解决机器人对于他心问题的通达将是人工智能研究的核心问题。随着认知科学向具身认知的推进,他心问题也逐渐向直接感知(1)解释转移,从而挑战心智理论中的理论论和模拟论之间的争论,但是对于他心的直接感知何以可能以及感知的经验基础还存在分歧。融合社交(Syncretic Sociability)作为梅洛庞蒂儿童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表现为身体图式互移、感觉互通和身体、世界与他人的互融,被认为是儿童与他人交互的基本方式和理解他心的经验基础。因此,本文尝试将融合社交作为对当前他心直接感知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解决方式,同时尝试将融合社交作为人机交互成型的哲学基础并论述人机交互研究的可能发展趋向。

整体性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的内涵及其意义

科技伦理治理整体性视角的形成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转向科技治理的现实驱动;二是科技治理转向伦理治理的理论使然。在二者的耦合作用下,科技伦理治理从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环节3个维度实现了科技伦理和治理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行动框架。就该行动框架的构成而言,其内涵包括:针对伦理难题的敏捷治理,多元主体展开的协同治理,深入“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理。在整体性视角下阐释科技伦理治理内涵的意义在于,其可以在理论构建、治理效能和实践有效性上为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提供重要启示。

机体哲学视域下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反思

基因编辑技术为人类疾病的科学研究和预防治疗带来了质的飞跃,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伦理问题,需要及时加以反思。从机体哲学角度看,基因编辑技术的不恰当应用,可能给生命机体个体带来未知风险,侵犯其自然生存的权益,也给人类的基因库带来潜在危害。作为社会机体的成员,经过不恰当基因修饰的个人或群体会带来先天劣势和优势的差别,引发社会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冲击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不恰当的基因编辑也可能带来人类精神机能的变异,造成自我认同、人格同一性和认知能力方面的障碍,影响精神机体的健康。从机体哲学的视域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的伦理反思,能够不断拓宽视域,发现各类机体之间更丰富的内在联系和外部影响,提高认识的深度、广度和成效,使得基因编辑技术在伦理规约的合理范围内得到恰当的利用。对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伦理反思的基本原则包括"整体性"原则、"顺应自然"原则和"大我"原则。

大学教师与国家认同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认同对公民而言成了一个凸显的问题。大学教师因其探索和传播真理的内在使命,尤其在国家认同问题上呈现出特有的困境。这种困境不仅体现在现代社会带来的多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上,还体现在大学教师所应具有的世界精神、人文情怀与国家立场之间的张力上。然而,大学教师要真正地做到国家认同的自觉,恰恰需要一定的世界精神和人文情怀,而世界精神和人文情怀要落到实处,则需要国家认同的自觉。

科学技术的伦理挑战——“第五届中德科学技术哲学研讨会”综述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开始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起重要的角色,不论衣食住行还是生老病死,随处都能看到科学技术的身影。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更是迈进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由科学技术发展、应用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大量滋生,尤其是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其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更是时刻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由此,科学技术的伦理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成为哲学工作者、科学技术工作者乃至社会工作者日渐关注的重要议题。

机体哲学的类型论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生机"的理解,可以从哲学角度对"机体"范畴做出新的概括,并将其划分为生命机体、人工机体、社会机体和精神机体四种基本类型,后三种类型的机体是人类在实践中将自身生理特征赋予人工物、社会组织和精神观念的产物。这四种类型机体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渗透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且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耦合,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机体哲学的这种类型论研究展现了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哲学话语体系。这种研究不仅可以避免对"机体"范畴的泛化理解,还有助于发现当前一些重大社会问题形成的思想根源,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因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昌曙技术哲学思想的特色与价值

从国际技术哲学研究的视角看,陈昌曙技术哲学思想受到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吸收了西方现代技术哲学的有关思想成分,基于现代中国技术发展的经验进行哲学反思,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与注重对技术活动进行概念和结构分析的研究范式不同,陈昌曙技术哲学思想注重对技术活动进行功能和价值分析,注重问题导向,注重技术活动相关要素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系统研究。陈昌曙技术哲学思想提供了针对中国技术发展实际情况的功能和价值分析的模型与方法,从中西技术哲学比较的视角总结了技术发展规律,不仅有助于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提高哲学素养,而且有助于国际技术哲学界了解中国技术哲学的思想特征,进行深入的思想交流。

西方汉学界关于庄子哲学之神秘主义性质的论辩

庄子哲学是否具有神秘主义的性质,这是西方汉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基于对神秘主义理解的差异,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代表性的看法有:李亦理的在世或入世的神秘主义,罗浩的"双型"的神秘主义,史华慈的不排斥"秩序"的神秘主义,史怀哲的伦理的、肯定生命及世界的神秘主义。异乎此,莱格否认庄子哲学是神秘主义,认为它是敏锐的社会政治思想。把庄子哲学纳入神秘主义的视域中加以观照,虽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但确乎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我们对庄子哲学的理解和诠释空间,同时也有助于丰富神秘主义思想的内涵。

论霍布斯认识论中的有形上帝

作为近代欧洲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霍布斯将人类的一切思想来源归之于感觉,即物体运动。一些学者据此将感知理论视为霍布斯的认识论基础,将上帝排除在其认识论之外。然而,这些学者忽视了霍布斯提出有形上帝的概念为运动的根本原因提供解释,从而为感知理论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分析霍布斯对笛卡尔认识论的反驳,明晰其理论中的有形上帝概念,揭示有形上帝与运动科学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到霍布斯的认识论在逻辑上需要有形上帝的概念。

食品安全问题的机体哲学透视

本文运用基于中国文化的机体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食品安全问题的存在形态和社会特征,揭示造成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症结,即直观体验思维与现代科技手段的相遇,私德评价导向与社会复杂系统的相遇,工具理性监管与机体耦合特性的相遇。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种可能途径,即识别不安全食品滋生的隐性有机联系网络,清除危机蔓延的隐性通道,逐步恢复与食品安全相关的各类机体之间的和谐。

海外汉学视域中的易学哲学——史华慈的《周易》研究

海外汉学界基于特殊的视角,对《周易》有很独特的理解,以史华慈为例,他认为在占筮实践中,《周易》逐渐由窥测神意的工具转变成了万事万物及其变动的象征体系,借助于此我们可以在变动的情境中采取合理行动。《周易》思维体系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相关性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表明了人在理解和控制世界上逐步增长的自信。《周易》本是为世俗成败提供启示的工具,但是儒者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由于只对"每种具体情境所需的道德姿态感兴趣",因之将其与儒家结合起来,并且展现了一种不同形态的儒学。史华慈之所以对《周易》有这样的独特解读,是立足于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的。对史华慈《周易》解读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

拉图尔行动本体论的哲学来源:从塞尔、德勒兹到怀特海

拉图尔提出的"行动本体论"思想与其研究经历密切相关,受多方面理论背景的浸染。他从塞尔那里继承了很多的本体论思想,最为人所知的是"拟客体"和"转义"这两个概念。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的"内在性"和"块茎",也被认为是拉图尔的"网络"这一重要概念的来源。另外,拉图尔认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这是行动本体论的经验形而上学进路。

社会科学哲学的语境论进路

社会科学哲学的修辞学转向,开启了语境论进路,被称为人类第三次理智运动。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哲学在"科学效应"的影响下,注重力求还原的叙事、强调可逆性的论证、重视对事件的逻辑分析,让自身的发展失去了生机。在还原与失真的两难境况下,社会科学哲学在经历语言转向、解释学转向后,呈现出向修辞学、心理学转向的趋势。

民国初期科学研究在高等教育中的体制化开端——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的创建

民国初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伴随着1917年蔡元培对北京大学大刀阔斧的改革,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开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成立了理科研究所,它标志着科学研究从此在中国高等教育中获得了可贵的体制空间。其背景中既有德国高等教育理念的导入,又有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向着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入。北京大学理科研究所在十分艰难的境遇中起步,其简陋的条件和有限的经费尽管未能造成尽如人意的结局,但毕竟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开端,而民国初期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正是在与学术研究的融合中,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植根于本土的发展,并由此揭开了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序幕。

从自由到法权:对康德反殖民立场的论证

自由和法权理论是理解康德反殖民主义立场的关键所在,其中透露着他对人类的普遍关怀,为批判性地看待殖民主义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康德把自由视为启蒙的唯一条件,而个体思想层面的自由在公共性原则下转化为公共意志的政治实践,这既肯定了人的尊严与价值,又为构建普遍的法权状态准备了条件。法权保障了每一国家及其人民的独立人格,从而揭示了殖民主义的不合法性。因此,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从根本上消除了一切战争,引导人类历史走向永久和平的王国,为解决殖民问题提供了一条非暴力的、渐进发展的路径。

真理与教化--通过海德格尔理解柏拉图的洞穴比喻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是西方思想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比喻之一,自出现以来就不断地得到人们的阐发并由此被给予了极其不同的解释;然而,就算是名为教育哲学的解释,也未能揭示paideia(教化)这一现象的源始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教育哲学所涉及的“教育”已经被现代社会的进步主义流俗观念所遮蔽,而这种遮蔽恰恰发端于柏拉图洞穴比喻中虽未曾言明但实际发生了的真理之本质的转变。因此,通过海德格尔对柏拉图洞穴比喻的解释,我们既可以从中展现源始的paideia现象,又可以获知这种源始现象失落的原因,进而揭示当代教育的根本危机,并找到解决危机的可能出路。

西方社会治理的伦理形态及其批判——兼论走向善治的中国社会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核心价值的观念表达,伦理形态与社会治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延续了制度构建下的社会治理理论,以制度设计的方式将资本作为社会治理的展开逻辑,并使受资本统驭的人逐渐丧失主体性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导致当代西方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缺乏合法性基础,难以摆脱社会“不可治理性”困境。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善治模式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嵌入“国家—社会”的二元结构,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设计,在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超越了西方社会治理的理论预设。

“仁义内外”与道德自律和他律——基于宋明理学的新解读

仁义内外之辨作为中国古代道德哲学中与道德来源、道德实践行为动机、道德自律与他律等问题紧密相关的概念,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近年来的研究以先秦各家对于仁义内外问题的横向比较为主,缺少宋明理学的解读视角。本文试以程朱陆王的道德哲学思想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对比不同的仁义内外观,分析解读其在宋明时期的发展与衍变。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以道德自律和他律为主的道德实践行为动机问题,进而理解仁义内外问题在当今时代的道德性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