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制人题材电影的伦理透视

主持人语近年来,随着人体克隆技术的发展,以及各种数字孪生、“数字纪念”的产品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越发普遍,人类与各种形式的自我复制体之间的伦理关系成为热门话题,大量“复制人”题材的科幻电影随之涌现,将“本体人”与“复制人”的角色冲突深化为人类中心主义危机和主体性存在焦虑的主题,契合了当前“后人类”伦理困境与人文之思。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

重回人之主体性——电影算法生成技术的伦理困厄与道德基底

“算法工业美学”[1]作为数字技术时代影像工业化生产的一种“召唤结构”,已然革新或以预见性的姿态介入电影生产的诸多环节。但构建主体性与超越性思维兼而有之的“算法工业美学”,依旧是一条任重而道远的路径。确切地说,基于“算法工业美学”下的电影算法生成技术如何摆脱海德格尔所言及技术的“促逼”与“摆置”,重回保罗·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的媒介技术倾向仍是谈论此问题的关键,面对主体自由意志、算法偏见黑箱等伦理困厄,理应筑牢“负责任向善”的道德基底。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

诗意伦理·技术美学·产业路径:青年导演影像创作的逻辑证成

从现实性的意义而言,青年导演的影像创作常表现为一种“主体性意识”的复归倾向与“自反性”认知的审美期待。倘若以理论考察的视域介入青年导演的影像创作之地,则会透露出更为真实且深刻的影像创作逻辑转换,即从诗意伦理的创作内蕴,渐次诠释出自身对于电影数字技术美学的审视,终而融汇到当下中国电影产业主流化发展的辽阔版图之中。质言之,青年导演在影像创作的路径选择中逐渐注入了自身对影像本体“技艺”选择整体化、差异性、多维度表达的可能。

论夏周“小说宇宙”的建构法

受“电影宇宙”概念的启发,夏周有意识地创造了“小说宇宙”。“电影宇宙”发端于美国的漫画,是一种构建完整世界观的方式。由同一本杂志创设出系列超级英雄,他们现身于不同故事,而这些故事之间必须形成一定互文。但是,当漫画家、编剧及“同人”爱好者,共同开发“超级英雄”IP以实现跨题材域创作时,其各自虚构的英雄故事难免会产生细节冲突,于是“平行宇宙”方案适时出现,它将发生矛盾部分皆纳入其范畴,以确保“主宇宙”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