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条“小龙”泰国的难题:经济开发还是环境保护?

前言在日元升值与日美经济摩擦的形势中,日本对亚洲地区制造工业部门投资自1986年起有了急剧的增长,在1987年上半年以前主要投向亚洲地区新兴工业化经济群体,但自1987年下半年起便主要投向东盟国家。

我国养老护理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展望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养老护理问题日益突出。而家庭护理能力的下降,养老机构的不足,以社区服务为支撑的居家养老形式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但是,居家养老也存在诸如资金不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国家和政府对社区服务的更多介入,投资的增加,以及养老护理保险制度的引入势在必行。

关于明代勘合形制的再探讨

勘合是明清时期证明使节身份的一种官方文书。成化六年(1470)发行的工部班匠勘合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明代勘合,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兵部驿递勘合上除了发行时填写的内容之外,还有多种官印和戳记。前者呈正方形,后者的主体部分由长方形及其上方的梯形组成。从保留在勘合上的各种官印和戳记,我们可以了解勘合的发行和使用的流程。这些勘合文书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根据实物研究明代的勘合制度。

《宝坻政书》所见明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

《宝坻政书》是根据袁了凡在担任宝坻县知县期间的公文编纂的一部公牍文献集。通过该书可以了解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和社会治理。明代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面对着赋税、徭役、马政、边政等众多问题,明朝的国家统治能力受到很大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外部的北虏南倭,也来自明朝的体制自身。例如,皇庄的存在和宦官的跋扈削弱了县级政权的社会管控能力,军制等方面的不合理空费国家税饷,法律素养低下的官僚判案失误导致国家威信受损等等。袁了凡在制度规定的范围内付出了很大努力,设法处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照顾到国家、地方政权和民众的利益关系。他在相对有效地履行知县职责的同时,也努力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为维持已趋于崩解的明朝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

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一个侧面——以《浙江苏郡同官录》为中心

人们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地位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会发生种种变化,即为社会流动。其中包括了居住地区、生活程度、地位贵贱、经济收入、职业职位等诸多方面的变化。文章通过对清代末年编纂的《浙江苏郡同官录》的仔细研读,为我们描摹出帝制晚期江南出身官僚的诸般面相。第一,叙述了官员履历、特别是同官录的史料价值。第二,利用《浙江苏郡同官录》中记载的165名官员的履历,分析了他们的籍贯、出身资格、年龄分布、职官分布、任官资格的取得、家族婚姻情况等,探讨了他们的社会构成。第三,在概述清代捐纳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分析了山西票号商人与苏州地区捐纳的关系。第四,论述了清代末年,捐纳已经被视为与科举同样的出身途经,甚至成为一部分社会成员在选择社会流动手段时的首选。

“在民之役”：巴县档案中的乡约群像——近代以前中国国家统治社会的一个场景

在中国清代，乡约的设立与里甲、保甲一样，都是源于统治者意志的国家行为。国家设立里甲和保甲的目的是将自然村变为行政村，故它们是以组织的形态登上历史舞台的。相比之下，清代的乡约在创立当初是为了对民众进行教化而设置的职役，不是为了将民众编入一定的框架而设立的行政组织。但是，在运用的过程中，乡约逐步变成了为行政服务的职役，甚至具有了某种行政组织的特征。本文第一节通过巴县乡约的设置、乡约的职责和服务期限以及乡约与金钱的关系等问题，介绍了清代巴县乡约的大致情况。第二节则以围绕乡约人选产生的地域社会内部的对立和诉讼为中心，利用档案资料还原了就乡约人选问题出现的诉讼，分析与行政有关的诉讼问题。第三节主要分析乡约税收和劳役方面的职责，通过乡约垫付相关费用以及日后回收债权的问题，观察了乡约承担地方行政业务的实际形态。总而言之，明清时代的乡约在本质上是反映着专制国家意志的官制组织或职役，他们行使权力的方法源于知县的“权限委让”。在这种情况下，乡约最终只能以“在民之役”的身份存在于社会之中，只能服从于国家权力。

黄廷桂与乾隆帝经略新疆

平定西域之役是乾隆帝经略新疆的起点。在战局最跌宕起伏也最关键的乾隆二十年(1755)末至二十四年(1759)初,黄廷桂以大学士身份管陕甘总督事,全力办理军需事务,为清朝赢得此役,收复新疆,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通过梳理黄廷桂在此期间的所作所为,考察以他为首的内地官员为军需保障做出的多方努力及取得的成效,并借由考察他与乾隆皇帝之间密切的君臣互动,了解乾隆帝本人对内地军需供应的关切态度,进而揭示内地社会对平定西域之役发挥的重要作用。

清律的基础知识

本文在第一部分中,以法条的称呼为首,介绍了清律中使用的诸如“罪”“刑”“犯人”“罪人”“囚人”等语词,以及“八字”在清代的含义。第二部分说明了刑罚体系及其与服制的关系。第三部分在重构的基础上解释了作为清律总则的“名例律”中的一些重要条文,如“十恶”,以及对于宗室、勋戚、官员、老人、妇女、儿童、残疾人等不同人群犯罪时量刑的考虑,和“孙”“子”“日”“年”等常用语词的具体含义。

2001-2002年日本清史学界研究动态述要

在日本东洋史学界,清史研究是一个很有生气、多年来一直保持发展势头的学术领域.除了老一辈权威学者,还有一批中年的核心骨干以及新成长起来的后起之秀,可谓阵容整齐,成果辈出.笔者在这里将着重介绍最近两年的清史研究动态及其有代表性的成果,力求给读者最新近的学术信息.

道光年间伊犁垦复阿齐乌苏地亩事再考

道光后期,主政伊犁的清朝官员奉命积极推进农业开垦,至咸丰初年,各垦区均实现升科纳粮。这件事不仅在清代伊犁地区农业发展史上占据重要位置,也对近代以来伊犁的农田水利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块垦地中最后动工的阿齐乌苏一处,由于当时正遣戍伊犁的林则徐全力参与并承修了大渠的龙口首段工程,做出重大贡献,作为林则徐在新疆的重要事迹之一,历来备受史家的关注,论及者不在少数。然而受史料记载不足的限制,非但难以详述,且不无臆测推断,造成对部分史实的误判。笔者2002年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亲睹了至关重要的《开垦阿齐乌苏地亩渠道全图》,又在北京和台北两地的档案馆中找到了其他的有关档案史料,因此拟就道光年间伊犁垦复阿齐乌苏地亩一事再做梳理,详其原委,以求更完整地说明那段史实。

恶战苦斗的结晶——读寺田浩明《中国法制史》

今年(2018)新春伊始,收到寺田浩明先生寄来的《中国法制史》。这部书是寺田先生在退休前出版的专著,而且是一位享誉学界的知名学者的首部专著(包括母语在内)。正如作者在信中所说,本书是旨在重新认识传统中国法秩序的“恶战苦斗”的结果,亦即作者在过去数十年间研究思考中国法制史问题的结晶。

大木文库藏《直隶册结款式》解题、录文

传统中国行政制度的特点之一是在运作中充分利用上行、平行和下行文书,故被简称为“文书行政”。为了处理政务,各级官员尤其是正印官员除必备的写作技能之外,还必须掌握各类官文书的款式。《直隶册结款式》就是清代乾隆年间直隶地区颁布的册结文书的款式标准。本书收录有129种文书款式,计册49种和各类保结文书80种,其中绝大部分官文书涉及国家行政最基层的州县乃至来自州县辖下乡里村庄的文书,不仅包括州县衙门上呈至布政司衙门的文书款式,还包括候选候补官员、进士举人、各类贡监乃至庶民上呈至州县的、连接着衙门与乡村社会的文书,对于了解清代中后期府州县衙门的行政文书款式,理解前近代国家的基层行政和社会治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透过对比现存顺天府档案中保存的相关文书,可知该《直隶册结款式》的影响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本文在过录原文的基础上施以标点,对于文中一些涉及文书制度和官僚制度的用语适当附以注释。整理中的不妥之处,肃乞方家教正。

大清律·刑律——传统中国的法理思维

律是前近代中国的成文法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法典,也是构成传统中国法理思维的基础。相对于唐律来说,现今保存着大量的明清律注释著作。明清时期的律学是惠及后世的中国史上最为丰硕的成果之一。所有这些,有助于后人理解传统中国法理思维的发展变化。律所见法理思维的中心是,在断罪量刑时会考虑到诸种因素。在前近代中国法学家的法理思维的深处,"杖八十"与"杖九十"这种在今人看来无甚区别的量刑恰恰涉及问题的本质,即反映社会应有秩序的结构。沈之奇撰《大清律辑注》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的律及律学发展的基础上,承袭了明代中叶以后律学研究成果的集大成著作。该书在充分吸收清代以前积累的法理思维的基础上,通过附以"沈注"的形式阐述了其对律文的独到见解。因此,该书不仅代表着清律注释的最高水准,也代表着前近代中国法理思维所达到的高度。

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

本文试图运用族群理论来阐释清代满洲人的特质及其对中国的统治。作者认为清朝之所以能够将其统治保持近 3 0 0年之久 ,取决于满洲人对中国政治传统的适应能力及保持其自身特殊素质的能力这两个方面。满洲精英集团依靠八旗组织成功地维持了本民族的一致性和民族认同意识。

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兼论发展中国家的引资战略

本文在一个由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所构成的寡头垄断的产量竞争模型中 ,考察了在发达国家企业所进行的产品创新型R&D投资具有溢出效应的情况下 ,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 (FDI)所产生的福利效果。本文发现 ,即使发展中国家拥有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优势 ,发达国家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FDI也只有在溢出效应较小时才可能发生。但这种情况下的FDI也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同类竞争企业 ,甚至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当然 ,以上结论并不意味着引进外资必然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外资引进对发展中国家所产生的福利效果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的性质 (产品市场的所在国 )、发展中国家成本优势的大小以及它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等因素。

新疆军府制下的理民体制与满汉员的任用

本文重点探讨了清代新疆建省以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及其特点,认为由于新疆独特的社会环境,伊犁将军无法对全疆简单实行一元化的直辖管理,需要划分区域并由其他高级军政官员来分担职责。就理民(指内地进入新疆的民人)体制而言,天山东路较早建立了州县体系,北路则经历了从理民同知到抚民同知的变化而未达到州县阶段。军府制下民政官员的配置大多遵循正职—满员(旗员),佐贰—汉员的原则,上承乌鲁木齐都统或伊犁将军的指令,兼受陕甘总督的制约,呈现出其他地方所不见的独特格局。

从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看康熙二十九年的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因何而起,战况及胜负如何,对后来的清准关系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虽然长期受到关注,但限于史料仍然存在不少扑朔迷离的环节。本文主要试图运用流传在日本的唐船风说书,结合清朝官书及其他史料,对历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重新审视。总的来看,唐船风说书里所反映的乌兰布通之战,与清朝官方的口径多有不同,唐船商人普遍认为的"大清落败"、"大清未胜",与主张通过史料批判来澄清传统看法中某些误区的研究者在观点上能够彼此呼应。虽然我们还不能够就此而遽下论断,但是这些信息本身已经足以唤起我们的重视。

从赵钧瑞及其商业网络看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商人

18世纪中叶新疆进入清朝版图,不仅带来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此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广大空间。在不断加大的西向人口流动中,回族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商传统和在内地的人脉网络,又与南疆回城民众在宗教文化上彼此相通,在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表现活跃。因卷入乾隆朝“高朴私鬻玉石案”而知名的陕西渭南县回族商人赵钧瑞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文章利用高朴案审办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供词为主的档案记录,具体揭示赵钧瑞的活动经历、商业队伍的构成与经商方式,还原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与特点,以求深化对于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回族商人的认识。

日本的战争赔偿责任不容推卸

日本国会众议院,1995年6月9日,在不到半数人赞成的情况下,通过了“战后50年决议”。其中谈到对殖民地统治等侵略行径表示“深刻的反省”,但是,反省的主体不明确,并且没有表示向亚洲各国人民谢罪。相反,又是一篇片面强调“历史观的差异”的莫名其妙的决议。战争已过去了50年,日本始终采取的是这种毫无诚意的态度。 关于“战后50周年”的议题,是多种多样的,但这些问题不能并列。有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