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的跨文化视角

哲学是彻底的追问,它的任务就是对一些特定的活动、行为或者一整套信念的基础性假设进行质疑。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哲学的追问必须努力勾画出一个问题,并且发展出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来。然而,为了忠实于自己的意图,哲学必须既能够探究它要追问的客体本身,又要有能力探究哲学自身进行质疑的方法。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哲学不仅能与其想要质疑的假设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也需要与哲学自身的假设保持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哲学必须能够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这种自反性要求任何特定的哲学研究必须从另一种具有优势的立场上进行探究。由于要去质疑的种种假设深深地植根于一种特定的文化之中,因此仅有内在批判是不充分的。跳出这些文化的种种预设的边界线的唯一方法就是要从另一种具有优势的文化哲学传统的立场上来思考特定的问题。因此,我认为,没有跨文化的哲学研究方法,哲学追问是无法超越某些局限的。通过解决"自我"问题的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与印度佛教的描述之间的对话,我阐述了跨文化哲学研究是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

天津市公示语翻译现状研究

近年来汉英双语公示语遍布天津市各车站、公园、景区、医院等公共场所。实地调研发现天津市公共场所的公示语翻译普遍存在着不正确、不规范、不标准、不恰当的现象。这不仅给来天津的外籍人士带来很多不便,也严重影响了天津市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因此建议:提升天津市公示语翻译水平应当完善行政管理体制,成立主管部门;建立长效工作机制,成立专家委员会;制定法律法规,规范统一标准;分步实施推进工作。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他心问题的消解

他心问题有唯我论和怀疑论两路分支,但是二者均未彻底解决“我”是否知道他者心灵存在这一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考察感觉语词提出如下观点:人们对语词意义的理解与私人的心理体验相关联。在后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他心问题与语词的意义相等同。尽管语词可以通过实指定义来获得意义,但是却受到指示物缺失、释义、语境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指称具有不对称性。后期维特根斯坦通过批判私人语言,把他心问题纳入日常语言范畴,说明语言游戏为人们的语言提供了公共规则和约定,使其获得语词的使用方法,实现交流的目的,从而消解他心问题。

杜威“从做中学”理念对美国现代教育的影响

杜威是美国颇有建树的古典实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反对传统教育中只重视传授理论知识的教育方式,转而强调真正的教育实践乃是对个人经验的改造过程。“从做中学”是杜威一生秉持的重要教育理念之一。通过分析杜威将实用主义哲学与教育理论结合的理论依据,探究“从做中学”所包含的“实验为重”“经验第一”“教做学合一”等三大要素的内涵,阐释“从做中学”理念对美国现代教育发展的三重影响,旨在提出:受到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影响下的美国教育,更加关注实践与行动,尤其注重经验的积累与运用。

当代知觉哲学流派及其核心问题

当代知觉研究的主要流派包括感觉材料论、朴素实在论、析取论和意向论等。感觉材料论主张,知觉的对象仅仅是感觉材料;朴素实在论则认为,我们能够直接认识客观事物,并采用析取论来回应感觉材料论所依据的错觉论证;意向论认为,知觉的对象是意向对象,进而主张运用意向模式和知觉内容的二分法来解释知觉。这些理论虽各有差别甚至相互反对,但均围绕知觉与外物的关系,尤其是错觉问题而展开。对错觉问题的不同处理既构成了这些理论的核心内涵和不同特点,也导致了各派理论之间的相互攻讦,以及理论内部的分歧和争论。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百年演化与新走向——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语言哲学转向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思潮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革命和反形而上学的产物。现代语言哲学强调哲学研究要以科学研究为范式,运用科学方法论,重视语言意义的分析,追求语言的逻辑性,祛除语言的模糊性,澄清语言的意义性,反对抽象思辨的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研究。从现代语言哲学观向后现代语言哲学观的转向,昭示了当代西方语言哲学思潮的新走向。后现代语言哲学继承了现代语言哲学反形而上学的传统,凸显否定性、启迪性和建设性等特征,其中建设性"后学"理论表现出与当今生态思潮殊途同归的趋势,促进了生态语言学和生态思想在全球的传播。

《形而上学》Ζ卷与柏拉图哲学--以对人和灵魂的定位为例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Ζ卷以晦涩复杂而著名,研究者大多从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出发讨论问题,但这样做并不足以解释其中思想的矛盾之处,如《形而上学》Ζ7-8为什么没有提及人的第一实体灵魂,反而强调的是柏拉图的理念"人",却又在Ζ10-11对人有了重新定位并强调灵魂是人的第一实体。在我们看来,矛盾的缘由在于,Ζ卷的思想并非如传统所认为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成熟期思想,相反,Ζ7-11的论述表明,一方面,此时的亚里士多德尚在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之下,更强调形式而非复合物是定义的对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在逐步突破老师的思想--把单纯的种概念扩充为普遍的质形复合物,又肯定了灵魂是人的第一实体,强调了灵魂的功能。因此,运用发生学方法,从人和灵魂的关系角度,《形而上学》Ζ卷的种和形式的普遍性问题将得以澄清。

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中否定了什么？

理解维特根斯坦心理学哲学的一种可能的方式并非从“疼痛”的例子入手,而更应从语言意义范围里的某些问题中展开。这样做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切入点更靠近维特根斯坦哲学工作起始的地方,并且意味着我们将进入维特根斯坦一生都饶有兴趣的那个领域——语言哲学。相比直接考察心灵,从语言意义的角度入手,将使我们更易理解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关于心理的东西的观点。

论延展认知中的耦合-构成谬误——一种维特根斯坦哲学的视角

延展认知假说受到亚当斯和阿扎瓦所提出的耦合-构成谬误的挑战。后者认为,由因果的耦合关系不能推断出构成的关系,认知的标志是非获得性内容和神经机制。延展认知支持者则认为支撑智力行为的功能才是认知的标志。施行论的调和解释说明二者并非真的彼此不兼容。通过摆脱对构成性的物质构成解释,施行论说明因果性与构成性都具有历时性的生成特征,将认知视为一种分布在不同时间层级的高阶与低阶互相生成的动态过程。但是,施行论没有解决知觉经验的问题,延展认知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认知视为一种过程。维特根斯坦对视觉知觉、思想的考察分别从不同角度指出,认知在首要意义上并不是过程,知觉经验及其规范性来自人类实践活动中的约定、习俗和训练。延展认知中的耦合-构成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将认知等同于过程,而认知是通过人类的规范性的行动得到定义的。

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中的颜色不兼容性问题:起源、争论与出路

颜色不兼容性问题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大多数学者接受拉姆塞对维特根斯坦的批评,认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学界围绕《逻辑哲学论》6.3751码段的解释形成了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两种路径,典型代表就是辛迪卡的实在论观点和梅迪纳的反实在论观点。辛迪卡认为,尽管不兼容性是实在的内在特性,但我们可以区分实在的可能性的层面(镜示)和符号的可能性(图示)的层面,在镜示的层面处理语言与实在的内在关系问题,述说诸种可能性;而在符号的层面,语法是自治的(autonomous),虽然符号的层面依赖于实在的层面,但在二阶的意义上,语法不再需要对实在负责。梅迪纳则认为,在实在世界中对象没有颜色,有色性只是对象的诸形式之一,即对象具有某种特定的颜色是表征系统的一个特征;也就是说,颜色不兼容性问题只有围绕着表征和命题才能得到解释,有色性是表象系统的内在特性,所以,对于颜色不兼容性问题的正确解答离不开对表象系统的逻辑原则的阐明。但这两种路径都没有合理地解释这一问题,反而陷入了塞拉斯所指出的两类传统语言哲学的理论窠臼。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乃至塞拉斯所指出的两种语言哲学观点都是犯下了由语言的表面形式构造理论来取代其用法的错误。后期维特根斯坦改变了前期哲学中的思路,说明颜色不兼容性命题是伪装成经验命题形式的逻辑命题,它的逻辑命题本质不能够从其表面形式上推断出,而是通过它在具体的语言游戏及其关联中的使用而显示出来,从而避免了由于旧系统的经验命题和逻辑命题区分由形式设定而建立的谬误,指出了解答颜色不兼容性问题的正确路径。

论环境哲学中的自然观

环境哲学中自然(nature)是其核心概念,古希腊罗马自然观中,存在目的论和非目的论解释的对立,目的论解释将自然设想为以一定的秩序和和谐而设计的,人类在其中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非目的论解释则设想自然不是被创造的且没有秩序,人类也没有特殊地位。近代哲学以来,非目的论解释占据主流。在环境哲学中,非目的论的自然观解释始终是目的论解释的背景,解决环境哲学问题和环境危机,需要寻求一条融合非目的论解释和目的论解释的综合道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民生福祉论”英译研究

“民生福祉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首先阐述了“民生福祉论”三个核心术语:“民生福祉”“绿色生活”“恢复为主”的内涵特色,而后选取不同英译本,从翻译策略、行文方式和语意内容三个层面对三个术语进行分析,拟进一步探讨对三个核心术语进行英译时的方法特点。

迟子建小说的生态话语建构——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为中心的考察

迟子建聚焦生态整体主义意识、生态女性主义精神以及存在主义个体省思之间的逻辑同构,通过具有高度诗性美的生态话语书写对当代生态问题与人类精神危机的关切和忧思。迟子建的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聚焦自然与人类紧密相连、共生共融的逻辑关系,塑造了因丧夫而陷入人生低谷的女主人公“我”的形象,通过叙述“我”在散心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以一种哀而不伤的语调吟唱人与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图景之间的挽歌。迟子建寓言式的生态话语蕴含对诗意栖息的不懈追求,对纯真人性复归和生态家园重塑的深情呼唤。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后现代文化传媒特性探析

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文化裂变,表征了当代西方时代精神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各种观念撞击兼容,通俗与高雅、大众与精英、时尚与游戏、喧嚣与无言等构成了一种怪诞的文化传媒景观,表现出语言、文化、艺术、意识、审美的不确定性。后现代文化传媒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在逻辑和实践上呈现的是商品性和工具性、游戏性和娱乐性、反文化性和反艺术性、复制性和仿真性。后现代文化传媒以强大的冲击力深刻地改变着传统文化价值观、美学观和文化价值评价体系,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与人文困境。

具有不确定性的溯因推理

溯因推理描述的是发现假说和规则的过程,这些假说和规则依据相应条件能推出已给定的结论。另外,溯因推理还关涉主观概率逻辑,它可以对某一特定假说能否推断出相应结论的可能性进行评估。较于纯粹的概率方法,它对于未知因素的把握在命题判断领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或然性的溯因推理通常应用于很多学科,尤其在医疗诊断中,与条件概率相结合的医疗测试结果经常用来确定某种疾病产生的可能性。

错觉论证:感觉材料论与析取论的交锋

20世纪的错觉论证和当代幻觉论证都试图说明,错觉、幻觉与真实知觉之间没有本质区别。这些论证在为感觉材料论提供支持的同时,也对朴素实在论提出了挑战。为此,朴素实在论者发展出析取论,以解释错觉与真实知觉的差异。进而,围绕因果-幻觉论证,析取论者马丁与感觉材料论者罗宾森展开了理论交锋。通过分析可知,因果-幻觉论证虽然对析取论造成了某种威胁,但不足以驳倒这一理论。

试论亚里士多德的认知三阶段学说——兼与柏拉图的感知、推理和努斯三阶段论比较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虽然在存在论上有显著的不同,但在笔者看来,他们对人的认识过程的三阶段论述框架却基本一致,都包括从感知到理性的过程,都认为人的感知会唤起理性认识能力,而理性中最高且相对独立的努斯把握恒真的对象。但亚里士多德比柏拉图更详细地研究了感知、理性认识及二者的相关性,更加丰富了努斯的功能,从而在具体的灵魂能力与认识对象的相互匹配的问题上与柏拉图有了区分:对于感知如何达到理性,亚里士多德更详细地分析了处于二者之间的想象、记忆、判断、经验等不同阶段;柏拉图的努斯把握理念或类概念,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把握类概念的是感知,努斯所把握的是证明知识的本原或前提,而这是无法证明或推理的。

休谟的因果投射论内涵辨析

休谟对因果关系的某些解释被看作是一种投射理论。人们发现,这种投射理论违背休谟的意义理论,很难与其怀疑主义立场相容。然而,休谟哲学中呈现出的"意义张力"问题以及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为我们重新界定因果投射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投射理论是休谟在坚持因果怀疑论的基础上,对我们何以会持有因果必然性信念的一个理论说明,这一说明有助于理解日常语言为何会以直接指称的方式来谈论因果必然性,并因此折射出一种因果实在论的视角。借助于投射理论,休谟一方面在坚持其怀疑论的同时,说明了因果信念的本质;另一方面也为日常语言的合法性地位提供了辩护。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差异与复合物

由于其文本特殊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亚里士多德哲学以争议多而著名。在定义问题上的争议就是,亚里士多德是只有一种定义方式——属加种差呢,还是有第二种——专门针对质形复合物、由对质料和形式的描述构成的定义?争议的双方都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内部寻求各自的文本证据。但实际上,讨论知识定义的柏拉图的《泰阿泰德》,在多个概念和理论方面都为亚里士多德的第二种定义理论提供了基础和准备。柏拉图在《泰阿泰德》208c-210a提到下定义时需要掌握对象与其他东西的“差异”的思想,被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Η2中进行了发展,那就是质料的不同结构、安排和次序,等同于形式。另,柏拉图《泰阿泰德》中可知的复合物“种”中包含元素的思想,也在亚里士多德普遍的质形复合物概念“种”那里得到了明确回应。因此争议颇多的亚里士多德质形复合定义的思想,与柏拉图《泰阿泰德》中的思想不无关系。

柏拉图的定义理论

对于古希腊定义理论,柏拉图在其对象和方式两方面都有贡献。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对“是什么”问题的追求,并进一步把定义的对象定位于种或理念(εξδο■/■δεα),在晚期对话《泰阿泰德》中,由元素和路径或差异构成的“可知的复合物”也被他称为种。在定义方式上,柏拉图不仅开创了二分法这样的分类法定义,给出了“人是两足动物”这一著名定义,提出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而且讨论了复合物的定义方式,但究竟是由对元素的描述还是对路径或差异的描述构成复合物的定义,却没有定论。但这些思想为亚里士多德详细讨论属加种差的定义方式和专门针对质形复合物提出的质形复合定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