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非遗传承:兼对非遗历史性、社会性和生活性的思考

非遗的文化转型,特指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背景下,非遗在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适应性变革,如价值观念更新、传承方式变革、功能定位转变等问题。这种适应性变革旨在传承并活化非遗,在这一过程中非遗传承队伍的接续面临着新转变和新挑战,非遗传承在当代中国的话语表达呈现出复杂而多维的特征,对传统的敬畏之心也愈发成为非遗传承有效、可持续的重要保障。深入理解文化转型中非遗的传承,需要对非遗的历史性、社会性和生活性进行解析,以此凸显非遗传承对历史文脉的赓续以及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明晰非遗传承尊重传统、鼓励创新、密切关注社会与生活需求的未来指向。

中国海洋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基于沿海地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分析

从沿海11个省份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遴选出海洋文化遗产共330个,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及地理探测器,探析海洋文化遗产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海洋文化遗产分布整体上呈现两大密集区,主要集中在长三角和福建一带;(2)各历史时期,长三角地区海洋文化遗产的延续性最强,秦汉时期和近现代是海洋文化遗产构成产生质变的两个关键时段;(3)海洋文化遗产时空格局的形成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以人类涉海历史进程为主导,流域和方言是决定海洋文化遗产空间格局的主要环境因子,且在南北沿海地区具有空间异质性;(4)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地区政策环境随时间变化对海洋文化遗产的出现影响显著。

形式追随功能:敌楼核心功能与建筑形制的关联探析

作为明长城的标志性建筑,敌楼功能与形制间的关系尚未厘清,导致类型多样化的成因和设计原则存疑、长城遗产价值揭示受阻。以明代火器为视角,史料与实物互证,分析历史上“敌楼”改名“铳楼”的原因,探索西洋火器佛郎机对敌楼核心功能的影响,通过敌楼的断代研究和“明长城全线图像与三维数据库”抽样调查,从历时性和共时性角度比较敌楼的结构与平面、箭窗与吐水嘴的位置、“悬眼”有无等形制特点,验证佛郎机与敌楼的共生关系,得出围绕核心功能的敌楼形制设计原则,拓展建筑遗产与可移动文物多元互证的研究方法,为相关遗产的价值揭示和利用提供参考。

基于民俗生活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策略研究——以天津古文化街为例

历史文化街区只有重建其与当代生活的内在联系,方可真正实现活化。民俗生活以其强烈的认同性与功能性,为此提供了可能路径。天津古文化街的研究发现,多元化的民俗展陈、活态化的民俗实践、地方化的民俗经济构成了基于民俗生活的历史文化街区活化策略。未来,若能有效协调民俗生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抑制过度商业化,进一步彰显民俗特点,这条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路径将更为成熟,具备更大的实践价值。

新疆阿克苏地区唐代军事聚落的体系化布局研究

【目的】新疆阿克苏地区有大量的唐代城池和烽燧遗址分布,这些军事聚落是特定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下的产物,理清城址和烽燧空间分布的规律性特征,可为探查唐代在西域地区的军事部署提供重要依据,也可为揭示西域军事地理、长城与丝路文化的关系提供实体样本。【方法】通过梳理史籍文献、实地普查现存遗址、使用无人机进行低空数据采集,借助ArcGIS地理信息平台进行量化分析。【结果】发现军事聚落在军政因素的影响下具有明显的层级性,形成天山隘道聚落、丝路古道聚落、绿洲屯戍聚落3种分布类型,3种聚落在自然因素影响下的选址特征分别为:因山设险,扼守谷道;道下设防,守卫丝路;资丰物阜,保障屯驻。【结论】揭示了唐代在西域地区复杂且严密的体系化防御布局,以及地理环境和防御策略影响下的选址智慧,为新疆地区唐代军政体系复原研究提供新思路,对阿克苏地区军事遗产保护有借鉴意义。

数字时代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审思

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有效推进活态传承,非遗处于数字时代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文化基因的数字呈现、时空流变的数字重构、审美体验的数字化融通、社会价值的数字优化构成了数字时代非遗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技术先进性与非遗“灵韵性”之间的代沟问题、传播效能增强与非遗侵权风险增加的“双刃剑”问题、数字平台普及与传统非遗社区空间缩减的挑战,以及用户生成内容与非遗权威话语的分歧等悖论不断凸显。对此,需要通过跨技术边界的文化共振、智能化版权管理、社区数字化赋能、开放式创新创造平台的方式,探求数字技术与非遗的和谐共生,避免文化特质在数字表征中的异化和消解。

资源导向下城市边缘乡村集群化规划方法研究——以杭州富阳五村为例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边缘地区作为城乡要素渗透频繁的过渡地带,已成为社会经济最为活跃但发展问题较突出的重点区域。而在常规单村独建规划模式下,该地区乡村多暴露出资源利用低效、产业模式趋同、环境建设无序、治理效益不佳等切实问题,阻碍了城乡高质量协调发展。为此,文章针对当前发展瓶颈,以资源这一核心线索为导向,提出了一套针对城市边缘乡村的集群化规划方法。基于集群本底资源的系统解读,挖掘整合价值资源,从产业经济、功能定位、空间建设及基层治理4个层面,构建联动发展、错位互补、系统导控、协商共治的关键路径,以此助推乡村集群的资源有效利用与社会经济振兴。最后,以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5个村庄的集群化规划实践为例,探讨该方法的实施路径与效应机制,以期为同类地区乡村未来发展提供思路参考与案例借鉴。

非遗研培计划中传承人主体地位的保障问题研究

保障传承人的主体地位是非遗研培计划实现其文化使命的重要前提。在非遗研培计划的基层实践中,少数研培参与者对传承人的认知偏误影响着他们所负责的研培工作,导致传承人在培训方案、教学内容等方面存在主体地位被弱化的风险。基于基层非遗研培班的经验反思,传承人主体地位的保障有传承人需求表达渠道多元化、民俗学者对研培组织工作的参与、以文化交流增进对传承人的文化理解等三种路径。它们旨在通过基层非遗研培工作的机制创新,让传承人的主体需求得到有效地表达和满足,从而提升非遗研培计划的实际效果,实现传承人的传承和创造能力的整体提升。

明长城军事聚落地理景观模式

【目的】长城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工程,不同地段的地形特征与人工修筑的工事巧妙融合,形成独特的地理景观。为揭示古人营建思想与选址智慧,剖析长城军事地理蕴含的文化内涵。【方法】系统梳理古代9部描述“形胜”和“冲缓”的代表性著作,梳理出“极冲”“最冲”“次冲”“又次冲”“冲”“稍缓”“缓”7种军事地理类型,以其中3部著作中的4种军事地理类型为样本,利用ArcGIS软件,分析军堡与长城边墙的距离、与水系的距离、高程、坡度、起伏度,解释冲缓等级的地形特征。【结果】发现离边墙越远,军堡“冲缓”等级越低,规模越大;交通通道越窄,敌军同时通过的人数越少,军堡“冲缓”等级越低。【结论】揭示了古人从全局视角进行九边重镇规划布局的形胜智慧,以及从微观视角的“因地形用险制塞”的选址智慧,为长城价值研究和国家文化公园展示策略提供借鉴。

绿洲影响下的新疆哈密地区长城军事防御体系

【目的】哈密地区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的主要绿洲分布区,也是新疆现存长城军事建筑遗产最多的地区。该区现有研究集中于考古、历史、地理、社科等领域,尚未有长城军事遗产与自然景观关系的专题研究。为厘清绿洲资源对长城军事防御体系构成和军事建筑建造的影响,从环境角度展开长城研究。【方法】实地踏勘并结合已有考古调查、古籍文献、ArcGIS软件,绘制各类绿洲调节范围内长城遗产分布图,模拟军事建筑与绿洲环境的关系。【结果】该区绿洲根据成因、形态和分布特点可分为3类。区域内的长城军事建筑择绿洲而筑、就地取材,形成了由点状泉水调节的山体防御线、由面状湖水调节的水体防御线和由带状河流调节的平原防御线,有军事防御和交通保障两大重要作用。总结出了该地区宏观军事防御体系和微观建筑建造的新类型。【结论】绿洲资源是干旱地区长城军事建筑修筑的重要驱动力和影响因子,绿洲的形态、空间分布特点及其地理差异性,影响了宏观的长城防御模式和微观的长城单体建造,为今后长城军事体系和建筑研究提供新思路。

中国街区改革的关键--空间尺度和层次体系

我国街区制与西班牙巴塞罗那超级街区是近年被热议的两种街区改革方向。首先,从概念辨析、历史梳理、规划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发现:两种改革都以可持续的城市生活为终极目标,并且在策略上并非相反而是互补。进一步比较两种改革的评价体系,具体通过路网密度、道路健康、交通效率三个指标诠释如何“以人为本”地重塑街道的生活功能。最后,针对我国街区改革中易被忽视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提出两个关键点:(1)街区应依差异需求确定空间尺度,弱化绝对的大小、开闭和疏密概念;(2)街区应按功能结构建立层次体系,避免形成均质化、碎片化的城市结构。结合技术发展趋势预测未来规划方向,为我国街区改革和“未来社区”建设提供新的思路。

明长城内外三关军事聚落整体布局与联防机制

明代内三关与外三关成组分布于内长城沿线,是明长城军事聚落大跨度联防的重要实例。基于对内三关与外三关建设时序、军事级别、战事情况的梳理,和不同地理环境下六座关城空间布局和职能属性的分析,总结出明长城体系在内三关与外三关重要关城节点处军事布局的整体性,以及其中体现出的扩大防区、联结两翼、统一调配、协同管理、全线相连、连线成面的联防策略。对内三关与外三关、内长城以及明长城军事体系整体观念的形成与整体性保护策略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长城的整体性研究与数字化实践

长城因体量巨大、遗存不完整面临保护展示的难题。课题组持续20年信息采集与基础研究,已搭建明长城防御体系空间数据库、明长城墙体连续图像与三维数据库,合作搭建“云游长城”平台和“长城文化资源库”,编制中国长城博物馆展陈大纲,实施明长城体系、建筑、戍守等可视化展示,助力明长城整体性数字再现。

基于分形理论的明代浙江海防军事建置研究

明代浙江海防军事聚落是中国古代防御体系的代表。文章在现有史学研究和初步定性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现代地理信息技术和数学分析手段,从聚落和军事力量的空间分布上,证明防御体系的组织结构与军事规模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指出随军事建置逐步完善,军事聚落体系的自组织分形特征也逐渐凸显,并为明代传统军事聚落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后现代语境中工匠的主体重构与角色转变——以安顺苗族蜡染工匠为例

传统工艺正呈现出流动、异质、多元等后现代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一个个具有个人生活诉求,具备选择、自主和创造能力的个体化的工匠正成长起来,成为传统工艺振兴的关键主体。对安顺苗族蜡染工匠的研究发现,在社会生活的建构之下,个体化的工匠既主动承担着社会责任,又在自主规划个人的手艺生涯,积极制定造物策略来实现生活诉求。他们的这些行动深深地嵌入传统工艺的后现代发展之中,既维持了传统工艺多元发展的秩序,也促进着传统工艺实践的活态性,还为其注入强大的变革动力。这凸显出个体化的工匠对于当代传统工艺发展的重要性,也为传统工艺振兴明确了工匠培育的策略与方向。

“双碳”目标下王平煤矿废弃地的生产性更新策略探析

“双碳”目标影响着城市更新以及老工业区的转型升级,将生产性更新策略融入到王平煤矿废弃地的改造中,通过土壤的生态修复、农业景观的种植、新能源景观的植入、废旧建筑的绿色改造、煤矸石及废旧砖瓦等废弃资源的综合利用对煤矿废弃地进行更新;引入碳中和技术,建立清洁能源基地、智碳运营中心、水处理生态系统,与生产性策略进行多功能、多元化的整合和创新;将废弃矿区改造成一个具有生产性功能、绿色低碳的生态智慧园区。

道器并举理念下传统工艺的数字化文创设计

在传统工艺振兴的战略背景下,文创设计被赋予推进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融入日常生活"的重要文化使命。道器并举,也即传统工艺的有形器物和实践与无形技艺知识和文化内涵的共同发展,是实现这一使命的重要标准。面对传统工艺文创设计"重器轻道"的发展现状,数字化技术因其知识可视化和创意表达的独特优势,成为传统工艺在文创设计领域实现道器并举的重要选择。VR技术、短视频社区、微信公众平台等数字化技术,为传统工艺在文创设计过程中的道器结合提供了多元化路径。以此为基础,数字化文创设计将为传统工艺整体性的创造性转化提供强大助力,凸显出推进中国传统工艺振兴的战略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