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派通俗小说勃兴原因与出版特征——以市民阅读最为集中的北方最大商埠天津为例

通俗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通俗小说分为南北两派,分别以上海与天津为创作出版中心。南派通俗小说起步较早,在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形成狂潮。北派通俗小说虽比南派起步晚,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却以作品质量胜出南派,至今大多数作品仍在读者中流传。北派通俗小说勃兴原因与清末民初天津报刊业的繁兴与竞争密不可分。大批通俗小说不是由出版机构付梓,而是由各报馆连载后出版单行本,便成为民国时期北派通俗小说创作与出版的最大特征。

中国通俗文学与大众文化:还珠楼主研究

目前学界对还珠楼主写作的旷世武侠奇书《蜀山剑侠传》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人们关注的重点多在文本，而忽视对其生平的考证与探究。文章在史料基础上，对“还珠楼主”这一笔名的寓意与出现时间进行考辨，首次提出“还珠楼主”笔名寓意是为纪念两位使其产生情感波澜的女子；并进而考证出其笔名不是为写作《蜀山剑侠传》而起，更非1932年7月首次面世，而是早在1930年春夏之时便已出现于报端。

在书海中勤于耕耘的人——记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去闯自己的路。这可能会很艰难,但是,当你靠自己的努力而闯出来后,无限风光就展现在你的面前,而人生的乐趣也就在于此。”——《在书海中勤于耕耘的人——记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一文的主人公如是说。

《品报》的创办及对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研究之贡献

鉴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民国南派通俗文学史料挖掘与研究强于"北派"之现实,2010年,旨在积累北派通俗文学史料的民间电子刊物《品报》创办。在其存在的七年间,无论对"北派"通俗文学作家生平史料的深挖细作,还是对"北派"通俗文学名家身世及作品的研究,均有突破之功。文章作者以"圈内人"的身份和视角,在"爆料"《品报》创办始末及对这些深挖细作和突破之功进行客观评判的同时,也梳理出了"北派"通俗文学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脉络和成就。

发前人子弟书研究未有之新声——写在《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与满汉文化融合研究》前面

子弟书是乾隆初兴,光绪末衰落,百多年历史的满族民间说唱艺术,郑振铎、孙楷第、傅惜华、阿英、赵景深、吴晓玲、关德栋等现当代俗文学研究大家,均有专论。与这些前辈成果相比,王立教授《满族说唱文学子弟书与满汉文化融合研究》一书,另发新声。无论是对子弟书中“悲秋主题”“牡丹意象”“类型形象”“叙事艺术与伦理关怀”等继承、改编的文学——审美之学理探究,还是对子弟书与《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聊斋》等古典小说关系考辨,发前人未有之声,在子弟书研究史上增添了新的信息量。与此前多将视野放在子弟书与戏曲、曲艺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忽视子弟书与古代文学观念及长篇章回小说关系之探究,形成鲜明反差,也抓住了子弟书文学史、文化史价值的本质。

金庸在津“祖业”考

金庸虽祖籍浙江海宁,但他在不同场合曾讲到"查家在天津有一份祖业",并曾亲临天津进行考察。这份"祖业",便是清前中期名冠津门的水西庄,其主人则是被金庸称为"先人"的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及其在清代的后裔。通过对华夏查姓源流的梳理,可明确查姓至北宋时,已形成"海宁查氏"与"临川查氏"两大分支。明万历十八年(1590),临川一支北迁顺天宛平,称为"北查";海宁一支仍世居江南,遂成"南查"。此后,"北查"分支移居天津,到了清代查日乾、查为仁父子,兴建了津门园林之冠水西庄。据此考辨可以得出结论,"北查"与"南查"实乃"同宗不同祖",天津水西庄作为"北查"产业,与金庸家族的海宁"南查"实不相干。虽然"南查"史上亦有分支流寓津门,但其与在津建水西庄的"北查"仍无纵向上的直属关系。金庸选择在天津出版内地首部作品、接受南开大学聘请、首部电视剧选择在天津拍摄等,则与他对"北查"的眷念和文化归属感有关。

武侠小说以外的另面白羽

作为民国武侠小说的代表性作家,白羽已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但人们关注的重点多在武侠文本,对其武侠小说之外的生平及其文史著述的探究相对较弱。依据新见史料,对“白羽”笔名的寓意、界定、出现时间等进行了全新考辨,推翻前说,并在此基础上对白羽自传《话柄》及其他文史著述也作出了最新考评。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到现代通俗小说的嬗变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直接滥觞于唐五代的俗讲,产生于宋代市井间的平话,经宋元明三代之流变,遂于明末因一次"误会"始得"通俗小说"之名。其"与八股传奇鼎峙"而又极具"与世俗沟通"之特征,并涵盖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诸门类。清末民初,随着"小说界革命"兴起,域外小说被大量引进,但又是"误会"使然,此时期的翻译作品多为域外"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域外"通俗小说"相碰撞基础上产生的"新小说",于此后嬗变中遂成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五四"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二者间也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

图书出版经济效益小议

出版业要自我生存,发展,必须要注重经济效益。但首先应对经济效益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有人认为精神产品的生产部门强调经济效益,必然会走偏方向。这种观点未免太绝对了,只看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矛盾的一面,没有看到二者相统一的一面。还有人认为,强调经济效益影响出版物文化积累的神圣使命,影响学术著作的出版。持此观点者似也缺乏辩证的眼光。文化积累有两种,一种是人为的积累,一种是自然的积累。前者是出版工作者有意识地出版有历史保存价值的东西,而后者是历史自身从人们喜闻乐见的出版物中大浪淘沙,将有保存价值的东西一代一代自然传下去。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并不见得没有文化积累价值。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图书出版工作重社会效益,抓经济效益会降低图书质量。其实,不讲经济效益,并不一定使图书质量得到提高;同时,也决不会因为不讲经济效益就能杜绝平庸和不良读物的出版。

编创丰收的陈玉刚

陈玉刚同志,194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他精通俄语、日语英语三国文字,能看、能读、能说、能翻译。他出身于书香门弟,中文造诣也极深。对中国许多古典文学名著,作过潜心研究,对《红楼梦》尤有独到之处。他是全国曹雪芹学会的副会长,全国红学会理事。1984年,陈玉刚同志调离百花文艺出版社,曾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