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党对领导干部从政的重要要求,也是领导干部的为政之德、施政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正确政绩观发表重要讲话。202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时再次强调:“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着力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彻落实好,努力干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

运用红色资源防范历史虚无主义——以干部教育培训为视角

红色资源具有种类齐全、内涵丰富、真实性强、主题突出等特点,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是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武器。当前,在运用红色资源防范历史虚无主义的过程中,存在着重视程度不够、精髓要义挖掘不深、利用率不均衡、穿透力不强等问题,管理体制不完善、专业人才短缺、研发资金缺乏等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干部教育培训中,必须用好资源、选好题,定好立意、布好局,做好点评、切好题,并通过科学编制规划、精心提炼主题要义、搭建资源转化平台、构建整体联动机制、抓好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等途径有效防范历史虚无主义。

论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三重维度

加强党性修养,其目的是为了改造党员的主观世界,使党员的情操、风格、精神境界和言论行动更符合客观世界发展的基本规律,符合人民群众和党的事业的根本要求。领导干部应从理论维度、实践维度以及生活维度这三重维度自觉地加强党性修养,有力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领导干部要坚定“四心” 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危机,也是一场大考。能不能打好、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干部政治上过不过得硬,就要看关键时刻靠不靠得住""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心"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党员干部在关键时刻勇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应有的精神状态和战斗姿态。

领导干部成长规律与健康成长对策

影响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促进领导干部健康成长应该优化培训工作,让领导干部在培训中提高自身素质;规范选任环节,提高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公信度;强化实践锻炼,让领导干部在实践锻炼中增长才干。

提高党性教育实效性的三重维度

不断提高党性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党性教育者“虚功实做”、实现党性教育目标、为考核评价党性教育成效找到价值坐标。当前,制约党性教育实效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党性教育产品的“供”“需”双方结构性失衡、党性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党员干部的接受习惯存在差异、少数党员干部在党性教育中的“知”与“行”相脱节等。为此,各级干部教育培训部门要优化党性教育产品供给,推动“供”“需”双方高位对接;针对党员干部的特点,采用使其更易于接受、并乐于参与的授课形式;引导党员干部“虚实”并举,确保其思想认识与实际行动的双向提升;完善配套机制,推动党性教育形成完整的“闭合圈”。

以文化自觉自信构建中国文化强国梦

文化自觉是对文化价值的觉悟觉醒,提升文化自觉需要我们对文化意义、文化地位、文化作用有深度的认同,对文化建设、文化发展、文化进步的责任有所担当;文化自信是对文化生命力的信念信心,增强文化自信需要我们对历史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当代中国文化有理性的审视,对世界历史文化、异域民族文化、现代文明成果有所包容和借鉴。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一个民族的觉醒与自强,首先表现在文化上。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就要树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基础的理念,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同时,推动与世界不同文化的广泛融合。

试论解放区土地改革所引起的农村社会变革

解放区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变革,同时也是一场全面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其对当时解放区农村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而掀开了中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崭新一页。

学界的声音:机制重建势在必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揭露和规范学术研究中的各种不规范现象为己任的学术规范与学风建设,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新的关注热点。在有关的学术讨论中,人们过分关注学者个体的学术失范问题,而对学术研究管理中的学术腐败问题重视不够。学术管理机制在权力运行当中的根本性缺陷在于,行政权力替代了学术权力,从而使学术管理事实上成了行政管理。学术管理机制的重建应该在以下方面进行努力:杜绝“近亲繁殖”,规定各高校培养的毕业生不得留在本校;建章立制,彻底禁止以权谋学;建立合理的学术制度和学术规范,取消诸多不必要且引发很多问题的评审制度;大学管理应以学术管理为主导,确立学术自由的价值理念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党政关系科学化的衡量标准及其建构路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标志党执政方式由管控式向参与式转变。从体制角度来说,如何改变历史上形成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政治生态环境,构建科学化的党政关系,是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而构建科学化的党政关系必须确立党政关系科学化的具体衡量标准,并围绕衡量标准进行积极建构。

简论任弼时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思想

任弼时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根本着力点、一个基石"。把发展经济作 为根据地建设的中心环节,增强党驾驭经济工作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根本着力点之一。正确 处理党与政府、军队、各种群众团体、合作社、学校等一切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增强党驾驭政治工作的能力,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另一个根本着力点。加强党内外民主建设,增强党运用民主的能力,是加强党的 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石。

邓小平对密切联系群众的理论探索

党的宗旨、党是人民群众的工具、执政党容易脱离群众的特性、执政党承担的繁重建设任务都决定了我们党仍有必要密切联系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光荣传统,执政党具备更多密切联系群众的资源和条件,现阶段仍存有密切联系群众的外在压力,决定了执政党更有可能密切联系群众。党密切联系群众,要从六个方面入手:充分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切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重视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疾苦、切实为群众办实事;根据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从群众实际出发;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反对搞特权;注意工作方法,将正确的主张与有效的方法相结合;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邓小平对党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建构及启示

当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后,邓小平对党执政条件下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进行了路径探索和建构,形成了一系列思路和观点:关心群众疾苦,重视群众利益,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讲究工作方法,将正确的主张与有效的方法相结合;克服官僚、命令、主观及形式主义,反对搞特权;领导干部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密切联系群众中当好楷模。认真梳理和深入总结邓小平对党执政条件下密切联系群众的路径建构,对今天密切党群关系将提供重要启示。

新时期党政关系改革的内在逻辑及基本经验

新时期党政关系改革的内在逻辑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届四中全会:重点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逐步形成"党政职能分开"模式;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针对"党只管党"和党政两张皮的错误倾向,提出并构建起"以党领政"模式;从十六大迄今:从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角度,在对人类社会执政经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三执政"目标。新时期党政关系改革的实践积累了极其宝贵的经验,这就是:改革党政关系必须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改革党政关系必须要坚持渐进性和突破性相结合,改革党政关系必须立足国情与借鉴外国相结合,改革党政关系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结合。

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逻辑转化与具体路径

将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中,能够确保党性教育的政治方向、创新党性教育的方式、丰富党性教育的载体。红色资源具有时间跨度的久远性、空间分布的零散性、外在姿态的高大性和价值功能的拓展性,必须通过转化才能找准与现实的契合点、聚焦教育效应、走进受众的心灵、提升其现代价值。实践中,将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具体路径是:创新课程体系建设,搭建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重要桥梁;改革教学方式方法,拓展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渠道;构建保障支撑机制,夯实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重要基石;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创新优化红色资源融入党性教育的社会环境。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

拉斯基的美国政治体制变革观,对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私人垄断阶段过渡到国家垄断阶段的变革具有深刻的启迪意义,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和较为适合的角度,反映出了处于思想成熟时期的拉斯基主张和一贯倡导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内涵。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探索维度及启示

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优良作风的形成发展历程中,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探索中占有突出地位。延安时期,毛泽东主要从功能维度、方法维度、实践维度三个维度对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发力性探索。目前,在反对"四风"的新形势下,认真研究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探索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个探索维度,对"四风"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民主的探索及其现实启示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延安时期,毛泽东着力从功能、方法以及实践三个视角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有益探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财富。系统提炼和总结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党内民主探索的三个视角,对新形势下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启示。

新时代改进和创新党对政府的全面领导机制

新时代要坚定不移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一个关键任务是改进和创新党对政府全面领导机制:一是厘清执政党与政府的职能界限;二是统筹党与政府的机构设置;三是党要以科学方式介入行政;四是确保党对政府领导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