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工业社会的特征研究——基于哲学的视角

哲学视角的特殊性体现为两个方面,即观察问题的高度性和分析问题的深度性。基于哲学视角对后工业社会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个内容:第一,后工业社会表现为"商品符号化",其背后是社会总体消费层次的升级;第二,"财富资本化","积累性≠财富=流动性"成为后工业社会基本财富观念和投资逻辑,"投资经济+定价经济"成为后工业社会经济运作中的主体模式;第三,"货币霸权化",背后是美国霸权的强制性逻辑和暴力化事实,当今世界依然并将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处于"政治-经济学"时代。

从管理走向治理:当代中国行政范式转换问题研究

在共时性挤压下,中国通过国家“释放”活动,完成了市场体制的创设和公共领域的发育,从而使行政范式变革日渐提上日程;从传统政府管理走向现代政府治理是这一转换的必然选择;政府治理的生成机制决定了治理实践应选择市场导向、绩效导向、客户导向以及有限政府模式,其存在的基础和有效条件是市场、政府和公共领域的边界划分及其约束。

哲学话语的演进及哲学的时代意蕴

"话语"可解析为"言说(语)"与"语言",相应地,"言说方式"与"语言模式"两个向度就成为分析人类话语范式演进的基本框架。在世界范围内,哲学话语的范式演进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近代认识论和现代语言论三个阶段,反映了人类在特定阶段所面临的心灵上的困惑及其相应的求解之道。而在三大范式演进的深层,隐含着一条逻辑线脉,即人类具有一种"驾驭"本性,基于这种本性驱动,人类开始追问世界的本原、寻找观念的可靠性基础以及发掘人的精神性内涵。而正是在上述人类意义层面上的追问、寻找和发掘,构建了人类哲学话语的不同文本及其相应的时代意蕴。

语言哲学视野中的“公民社会”

语言分析的基本框架是:"符号—符号"的语法体系,是符号本身的逻辑架构;"符号—现实"的语义体系,是符号对现实的抽象;"符号—解释者"的语用体系,是符号的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的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

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问题研究

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历时性已经淡化,当下的发展是共时性的,是挤压式的,是爆炸型的[1]。当前中国文化生产力发展的基本理念设计,应以“科技创造”为基础、以“人文创意”为前锋;其发展模式则体现为以“信息经济”为下位驱动,以“创意经济”为上位牵引这样一种“梯级推进”模式。

美元本位危机背后的政治哲学:国际金融博弈新格局及影响

20世纪70年代,美元信用来源由"抵押为主"转向"强制主导",基于这一转换,"美元只能流通不能储备"成为被多数国家认同的事实,"存钱不等于存财富,资源才是财富"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两点使得美元在实际经济运行中仅仅具有支付和流通意义。美元的运行表现出一种"击鼓传花"的游戏特征,其中,"花"=美元,"鼓"=危机,危机没来,"花"可以照传,危机一到,"花"落谁家谁就吃亏。这就是全球金融利益博弈的新格局,也是此次危机的本质所在。

“中国问题”:政治哲学视角的考察

当前中国问题可概括为三点:国际经济压力、GDP困境和安全忧患。这既有客观上的原因,也有中国主观上的失误,意味着中国必须清醒判断世界格局和态势,充分研究后工业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语义分析和语用阐释

从语义上看,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属性的感受、体验、认知以及评判的总和,体现为一种观念的集合(社会意识系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指在这些观念集合中居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性作用的观念系统。而在语用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解释者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诉求。一般来说,主要有这样三种类型的诉求:国家的角度,基于阶级意志而要求整个社会如何如何;社会的角度,着眼于“应该”的愿景来表达预期的意愿;个体的角度,立足于事实的效力坚持大众认同的标准。

文化产业的时代语境及实践诉求

从语言分析视角看,文化产业是一种以文化为标志的对产业的分类;强调的是文化要素中"观念系统"商品化这一变化;该变化标志着文化的完全产业化的完成,表现为一般商品生产、产权商品化和符号生产。文化生产力时代的到来,要求完成"技术创新主导"向"人文创新主导"的转换;后工业社会的大语境表明,中国要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在战略层面解决产业链条高端化、财富资本化等问题。要发展文化产业需要建立两个战略框架:即把文化生产力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平台,把后工业社会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语境;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实现对后工业社会理念的借鉴和引用。

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公民社会转型

从语用学的角度看,农民合作组织的基本意蕴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是一种乡村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又是乡村市场体系或者私人领域。农民合作组织的这种双重性决定了其在当代的双重使命:既要表达农民的公共性诉求,又要实现乡村的市场化。在当前世界市场化和中国农村市场化的双重语境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兴起与发展预示着乡村公民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在这一转型中,合作组织涵盖了两种领域,因此成为乡村结构转型的典型性路径。

从“农民”走向“公民”:农民工符号的内涵及农民工问题的本质

农民工概念包含"农民"与"打工"两个异质性范畴,表明当前中国存在着前现代性与现代性两种因素;中国语境下的农民工现象,不是一般现代化意义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其本质具有双重性,即既要实现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又要满足农民的"公民化诉求",二者复合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基于上述双重本质,当前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思路应该是,如何实现"农民"向现代"市民"和"公民"的转换;相应地,在实践上衡量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是否有效,其基本尺度也至少包括两个方面:是否推进了"乡村农民"向"城市市民"的转变;能否促进"城市市民"向"现代公民"的转换。

公民意识内涵:公民现象的反思与公民特质的认同

在一般意义上,公民意识是关于公民现象的反思和对公民特质的认同;在具体意义上,它包含四个方面,即国家观念、私权意识、主人意识和公共理念;上述四个方面又可以展开为这样几个要素,即"爱国主义"、"私人性与自主性"之观念、"国家客体、契约纳税、公权民授"之意识以及"集体、志愿、公益"之精神。

市民社会与当代乡村结构转型

“新农村”的本质是实现农村与农民的现代化,其深层意蕴是促进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即农村市民社会的培育。新农村政策的意义评估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必然性层面,实现农村现代化是其底线;实然性层面,农村私人领域(经济市场化)与公共领域(民间力量)培育是其目标;应然性层面,调整发展的思路与重构发展的策略是其基本诉求。

公民社会诉求与和谐理念的效力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结构,由三大基本领域组成,其中每一领域都具有独特的性质和要求,都需要在社会的发展中予以关注和应答,和谐理念就是这样一种积极回应。在应该的意义上,社会要达到和谐,需要为国家行动设计"利益秩序置后"的规则,需要在"公民授权"和"公权惠民"两个基本规则上实现质的突破。如何把人民主权原则设计为更具有行动性质的授权机制,如何把为人民服务的信念转化为惠民的行动规则,这是当前实现和谐理念的现实突破点。

公民社会：概念的语言分析及解释框架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公民社会"概念具有三重内涵,即语法意义、语义指称与语用意义。在本质上,公民社会概念是一种社会分析模式,具有社会形态与社会结构的双重架构;它通过公民成长的尺度(城邦民市场人私人公共人)来评估社会发展,表达公民成长的正当性及其对人的发展的意义。公民社会概念的解释框架是:动态线脉——城乡分离、市场崛起、"经济/政治"分离、"私权/公权"分离、"经济/政治/文化"分离;静态要素——商业化、市场经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国家。在当代语境下,"公民社会"的演进体现为如下态势,即"市场驱动、公民授权、国家有限、民间自组"。

合法性内涵及政府合法性问题

在语言学分析框架中",合法性"意味着评断事物的正当性需要两种尺度,即真理标准与道义标准;政府合法性问题的本质即是政府的正当性来源问题。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看它能否说服公众,看它能否获得民意认同。

文化生产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突破

近年来,我国文化生产力有了突破性发展,但同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有:没有完整区分其概念中的现代和后现代因素,没有切入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深层内涵,文化生产力发展的理念不足;对"科技"的解释还是单向度的,缺乏对人文社会层面的足够关注,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注重"文化的经济化",忽视文化产业的"经济文化化",偏重文化产业链条的制造环节。文化生产力发展需要全新的理念设计、模式选择和战术突破。

当代中国政府合法性问题探讨

在实践上,衡量一个政府是否具有正当性,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即看它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能否说服公众、能否获得民意认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政府要构建新时期的合法性基础,需要把推进公民社会转型作为自身合法的历史依据,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改善来提高公众对自身的接受程度,需要获取民意资源来增强自身的正当性。

民主概念的语言分析及解释框架

对民主概念的语言分析显示,该概念最初指称"人民的统治",其意义的深化源于"人民"内涵的演变。就"人民"来看,它具有类、群体、个体三个逻辑层次和"贵族—市民—公民—自由个性"四种历史形态,它们分别决定了民主形态具有一般性、阶级性和个体性之区分,以及民主实践具有古典意义、现代意义和未来意义之划界。从逻辑上看,民主的基本架构有三,即人民主体、公权客体和授权手段,其基本内涵可概括为"主权在民、公民授权和公权服从"。当代中国的民主实践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在公民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又显现出不足,能否确当评估其有效性对推进中国民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农村实践:乡村公民社会的培育及其实际偏失

在应然层面上,新农村的实践一方面是大力培育乡村市场体系,促进乡村私人领域的发育,另一方面是积极孵化乡村公共领域,扶持和促进民间力量的成长;但在现实上却也存在着一定的偏失,如农民主体的缺位、集体性失语以及国家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单边包揽等。这些缺失,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个结构性落差,是乡村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必经环节,预示着新农村建设的最终方向是实现乡村公民社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