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同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法治化研究

协同推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法治化,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应有之义和必由之路。要在明确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治理目标的前提下,立足大运河这个线性的复杂时空体系载体,厘清法治短板,推动全流域、跨地区、多部门的协同立法、协同执法、协同司法,保障实现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研究与实践

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研究与实践是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该制度旨在通过法律手段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进行惩罚和赔偿,以维护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本文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分析和比较,探讨了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原理和具体实践案例。实践方面,各地政府和环保组织积极推动生态损害赔偿案件的立案和审理,为受损环境和受害者争取合理赔偿。然而,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如赔偿标准不明确、赔偿金额偏低等,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强化。生态损害赔偿制度的法律研究与实践对于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动环境治理和可持续发展。

法学视角下我国行政决策模式之转型

行政决策分为传统的行政自主决策模式与现代的公众参与决策模式。我国正在经历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变过程,但总体上行政主体控制决策权的格局尚未改变,公众参与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质意义。决策模式转型意味着通过对传统模式的反思和重构,形成政府与公众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实现有序基础上的有效参与。基本路径是依靠对行政决策全过程的制度控制与公众参与权利的充分保障而予以"分进合击"。

基层干部焦虑的本质及其化解策略

基层干部焦虑主要来自压力型体制、复杂化的社会治理情境以及可能存在的经济压力。基层干部的焦虑在本质上是一种“自我认同”的困境,这一困境是体制内的下属角色、民众眼中的领导干部角色以及社会生活中的理性经济人角色的相互交织与冲突造成的。化解基层干部的焦虑情绪,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获得民众的理解与信任,还要有坚实的经济支持。

威慑目标下环境行政处罚实施效果及优化

威慑是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核心目标,当前研究对环境行政处罚威慑作用运行效果的挖掘还不够深入。单纯的法学研究由于忽视了对于环境行政处罚威慑效果的实证检验,其研究结论并不能很好地为环境行政处罚制度的完善提供支撑。运用2016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二季度主要污染物排放严重超标的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和重点排污单位处罚整改情况的736个微观数据,建立二元Logit和有序Logit模型考察不同种类的环境行政处罚对于排污单位的威慑效果,研究发现,名誉罚和较低数额的财产罚并不能产生显著的威慑效果,而高额的财产罚和行为罚对于减排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具有威慑效果。为增强名誉罚和财产罚的威慑效果,应建立环境警告累积转换制度以及整合没收违法所得功能的环境罚款。

可废止推理及其智能化研究

日常推理中前提的开放性和推理过程的动态性对传统形式逻辑和人工智能研究提出了挑战,可废止推理弥补了二者对常识推理的缺憾,但其核心内涵亟待厘清。可废止推理可定义为:在信息不完全、不一致的前提下,新的信息加入后,推理主体的初显理由可能发生修正或废止,进而导致结论发生改变的动态推理。然而,在推理过程中,可废止推理缺乏对前提内容可信程度的评估。这一不足将导致可废止推理由于缺乏对前提内容可靠性的证成,影响推理结果的可信度。因此,可以尝试在推理链的命题节点上加入地址转向的工具,使可废止推理的理由图示成为能够兼容评估前提可信度的复合形式,从而实现对可废止推理形式的优化。可废止推理为人工智能模仿人类的常识推理提供了形式化工具。但可废止推理的形式并非计算机语言,需选择能够体现可废止推理属性的编程方法以实现其智能化应用。

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时代要义、实施基础与行动方略

职业教育科教融汇是职业教育实现与最前沿科学、技术、生产趋势融合汇聚发展的过程。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科教融汇有利于破解科技创新的“阿喀琉斯之踵”,有利于深化科学、技术、生产的“链环—回路”关系模式,有利于增加人口回旋空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科技、生产力、教育”的经典论述为科教融汇提供了理论之基,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关于“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的实践为新时代科教融汇提供了历史之源,《科学技术进步法》《职业教育法》为科教融汇提供了法律之据。为深入推进科教融汇,政府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科教融汇的统筹布局;强化市场性激励,创新职业教育科教融汇样态;加快职业教育科技化转向。

天津法治文化历史渊源的运河维度

根据文化模式论,文化要根据其发展的来龙去脉进行分析。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的现代传承,研究地方法治文化既要关注现下地方法治实践中法治观念、法治意识、法治思维、法治价值、法治习惯等,也要从城市发展对法律文化影响的脉络去探究法治文化的渊源。天津建城源于运河的开凿和漕运的兴起,运河载来这座城,也为天津城市文化注入了浓重的运河底色。19世纪中期以后,运河运输逐渐停止。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天津没有像其他运河城市那样衰落,反而借海运优势得以迅速发展。20世纪初期,天津以其开放、包容、创新的理念,成为学习西方法治文明的窗口,创造了璀璨的法制文明。以运河、漕运和天津城市发展的关系为视角,梳理天津法治文化的历史渊源,有助于在全面依法治国方略、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国家战略之下,提升地方法治文化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充分发挥法治文化在地方法治建设中的“化人”作用。

天津滨海新区司法体制改革路径研究

司法体制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设置、权限划分以及它们之间的组织隶属关系或者监督关系等方面的制度。天津滨海新区成立前后的司法体制发生很大变化,存在着法院和检察院设置与法律冲突,公检法司四大机关的关系不协调,审判管理工作和审判活动混乱,司法机关人权、财权、事权不统一等问题。应适应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需要,以法院为中心进行改革和设置,在确定法院设置基础上向外扩散,配置相应的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

境外追诉的法律属性及其适用选择

面对引渡等传统方式无力解决跨境追逃出现的新情况,境外追诉方式在我国得以应运而生,为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提供了新的视野和选择。但也存在立法较为迟缓、实践“适用少”等问题,其背后原因是学界理论关注度不够、相关研究比较薄弱等。要充分运用好境外追诉方式,亟待对境外追诉的性质及法理基础、境外追诉的适用空间及具体程序机制等作出理论回应。“引渡替代措施”的性质界定过于笼统和模糊,整体研究发现境外追诉具有“双重性质”,其法理基础是实质主义法治观。境外追诉的核心问题是适用选择,既要全面考察境外追诉的利弊也要准确界定其适用条件。应当结合实践经验重构境外追诉程序机制。为更好发挥境外追诉模式的治理效能,应加强境外追诉综合配套机制建设和相关法治人才培养。

党规党纪实施中的“虚化”问题治理研究

党规党纪是党内法规和党的纪律的简称,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依据和有力手段。党规党纪实施中的"虚化"问题,是指有的党规党纪未被实际遵守、执行和适用,有的党组织和党员实际上没有按照党规党纪规定的行为模式去行为,使得党纪党规的约束力不强,管党治党效用不明显,没能完全实现党规党纪应有的价值。党规党纪实施中存在着党员干部规矩意识"虚无"、纪检监察部门监督执行问责力度"虚弱"、党组织落实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虚转"等问题。导致党规党纪实施"虚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党员干部个人、党规党纪本身、体制机制、实施环境等因素。治理党规党纪实施中的"虚化"问题,使党规党纪真正成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绳、管党治党的有力手段,最根本的是要强化党员干部对党规党纪的信仰。党规党纪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京津冀港口产业链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港口能否实现协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港口产业链是否衔接。京津冀地区的港口产业链包含港口直接产业链、港口物流产业链以及港口关联产业链,各类港口产业链条是京津冀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支柱,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目前京津冀港口的各个产业链内部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区域间的协调问题。因此,注重发挥各自优势,做强港口优势产业,构筑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港口关联产业链是促进京津冀港口产业链协同发展的重要内容。

论习惯法的历史变迁机制——基于山东省H村的调研

借鉴文化的变迁机制,习惯法的变迁机制主要有濡化机制和涵化机制。濡化机制主要表现为习惯法在纵向的代际之间的传承;而涵化机制主要是习惯法对其他规范体系的借取。正是在濡化机制和涵化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民初的习惯法变迁演化为现今的习惯规范。

我国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动力机制研究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并把公众参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之首。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是协商行政的产物,其参与功能的实现离不开一系列制度保障,更离不开动力机制的支撑,即通过公众参与动力机制的有效与优化来突破当前公众参与有效性不足的瓶颈。因此,应整合政府与公众两方的需求重合度,充分运用激励、约束、透明度三种手段,建立起公众与政府间利益协调、价值兼容、信息交流的公众参与行政决策动力机制。

社会流动背景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建设研究

经济社会发展加速了社会流动,同时也给社区治理带来了新挑战。农村社区治理环境变得更为复杂,传统依靠政府和村委主体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况,协同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具有应用的可能和必要。在具体实践中,需要对社区资源进行有效整合,构建更为完善的协同治理体系,创新社区治理路径,发挥社区组织和社区居民的作用,主动应对社会流动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带来的冲击。

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权

突破公众参与有效性瓶颈依赖于对公众参与权的依法确认、不断充实及有效保护。鉴于我国对公众参与权的研究比较迟缓、参与权制度发展仍然非常缓慢的现实困境,应当在准确界定公众参与权的性质、明确公众参与权的内容构成基础上,尽快构建起一系列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律制度,真正实现公众参与权的民主价值。

女性职务犯罪特征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我国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逐渐扩大,职业女性群体日益庞大,与此同时,女性职务犯罪现象亦呈增长态势,这种状况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论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的内在关系与融合互补

法律作为社会调控和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强制、明确与可操作等诸多特征和优势。法治的进程不是"毕其功于一役",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循序渐进和逐步完善的历史过程。政策同样作为一种社会管理的手段,其伴随甚至早于法律的产生,都是多数社会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体现。民事政策在实现社会管理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因而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本身就是"和而不同"。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法治的发展,规范和治理的表现形式同呈多元化的趋势。传统的民事政策与民事法律在功能属性,价值体系以及效力层级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的同时,在意志属性和规范形式等方面也趋于融合。

论坚持依法治国与发扬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

法治文明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不断深化并厘清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的内在关联与相互关系。本文阐述了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之间的有机统一关系,深刻剖析了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相互之间的冲突与失调的困境,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有机统一的条件和基础,以期为相关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与参考。

深刻认识民法典的时代特征

民法典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于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编纂过程到1260条庞大的法律条文,我国民法典立足于人民立场,富有中国特色,具有浓郁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