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诚担当启新程踔厉奋发尽职责——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局级干部进修班(第127期)部分学员畅谈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体会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主题鲜明、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局级干部进修班(第127期)全体学员围绕立足本职工作积极展开学习交流。现将部分交流发言材料摘登如下。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与限制

自由裁量权是从审判权派生而来的,具有选择权的属性,其特点,一是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权力;二是处理案件法官的权力;三是应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作出处分的权力;四是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由法官根据自己意志进行裁量的权力。对滥用自由裁量权要加以限制:首先要大力提高法官队伍的各项素质;其次,要不断改进立法工作,合理限定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最后,要健全程序规范,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过程。

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的法理辨析与裁判规则——对赵某诉何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的评析

关于违约方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正反两方面观点争锋相对,反对者以合同严守原则为理据,突出秩序维护,支持者则从经济利益出发,追求效率至上。笔者认为,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与合同严守原则并不矛盾,反而能更好的实现合同法自由、公平、秩序、效率价值在个案上的有机统一。但赋予违约方合同解除权绝不是无条件的、任意的,相反是严格的、谨慎的,应从适用条件、行使方式、违约责任承担、守约方利益保护等方面加以严格规范。当违约方请求解除合同,守约方主张继续履行合同时,人民法院应在判定违约方主观形态,审查合同履行客观条件基础上,综合考虑合同目的、履行意愿、社会成本、利益衡量、损失填补等因素,在继续履行与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之间作出判断,依法裁判合同是否解除。

利益衡量论下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规则构建——以环渤海地区《民法典》的解释适用为视角

欧盟通过立法和判例确定被遗忘权,明确个人对不恰当、不相关、超出最初处理目的、已过时的信息有权请求数据控制者删除限制处理信息。我国《民法典》第1036条规定,行为人搜集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若侵害重大利益应承担责任,被遗忘权应解释为个人重大利益。被遗忘权是应对大数据时代过度记忆的产物,有利于维护个人尊严,虽与公众知情权、言论自由、信息经济价值存在紧张关系,但信息生命周期各阶段价值不同,存在利益平衡。应明确被遗忘权为个人信息的子权利,恪守比例原则确定保护标准,根据信息公开场景和权利主体调整权利范围,统一权利主体、义务主体、权利客体、责任承担、权利限制、行使方式和裁判流程。

“父母为婚后子女购房出资性质”的类案分析——以中国裁判文书网158件案例为样本

在涉及父母为婚后子女购房出资纠纷的案件中,出资性质的认定是案件争议焦点,但司法实践中对此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上158份文书为样本,总结出该类案件具有数量递增明显、上诉率高、结果呈现新趋势、裁判结果与有无借条没有必然联系等特点。通过梳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总结出法律由“赠与推定”到“遵从约定”的价值转变。在案例分析和法条分析的基础上,对现行的“赠与说”与“民间借贷说”两种观点进行评述,指出父母为婚后子女购房出资的初衷更符合附条件的赠与,行为上却不具备附条件赠与的构成要件。该类案件发生的婚姻家庭背景使其具有区别于一般民间借贷案件的特殊性,遂引入婚姻家庭法的人本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指导思想,强调在对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考量、举证责任分配进行廓清的基础上,借助指导性案例为审判实践提供指引,进而引导社会行为类型化,最终抽象成为统一的法律规则。

共享模式下共享用户之间共担法律责任问题——以共享单车为例

诞生于"互联网+"背景下的共享模式,颠覆了传统模式下熟人之间一对一让渡资源的使用权而允许陌生人之间分享资源的使用权,形成一对无形多的新型法律关系。传统理论分析的使用者、共享平台各自承担法律责任的方式在共享经济这一新型经济模式下出现了"经济共享"和"责任各担"这一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基于"公平"与"正义","社会福利"和"因果关系"等理论,重点结合共享模式的特殊性,界定"共担法律责任"的责任范围、责任认定和责任承担。在特殊条件下一定时间段内的使用者应承担连带责任,但该责任界定在一定限度内;使用者承担责任类型可参照高空掷物下的过错推定责任模式;以责任保险合同作为蓝本确定各使用者责任承担边界,再由平台作为责任承担的补充方。在该种"共担法律责任"模式下,既使得共享经济得以健康发展,又使被侵权人得到权利之救济。

坚持严管与厚爱 激励担当和作为

近年来,随着正风肃纪、惩治腐败力度的持续加大,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些干部敷衍了事、得过且过、标准不高、要求不严的不作为、不担当现象,严重影响了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

伪造签名型假按揭合同的效力认定和责任承担——某银行诉胡某、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审视和评析

实践中,因预售商品房抵押贷款相关制度尚不健全,开发商在利益的驱动下,伪造购房申请人签字,以预售的商品房作为抵押套取银行贷款的现象时有发生。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合同效力,具体裁判规则意见不同,裁判尺度不统一。鉴于合同系开发商伪造他人签字与银行签订,被冒名人并无意思表示,合同未成立,抵押预告登记虽通过登记公示强化了债权请求权的对抗效力,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其不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当法院查明的法律关系与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法院具有释明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的义务,若当事人坚持原诉讼请求,法院应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

身份权的回归:欺诈性抚养纠纷裁判路径的反思与建构

欺诈性抚养纠纷因法无明文规定,各地法院在应否保护、如何保护、保护标准等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民法总则》第112条首次明确规定身份权,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然该条文系不完全性法条,如不与其他法条相互链接,则不能单独发挥规范性功能。规范欺诈性抚养纠纷的法律适用,统一司法裁判标准,能促进家事审判改革,让《民法总则》从纸上走向生活有所裨益。对87件欺诈性抚养纠纷案件为样本从案由、当事人、诉讼请求、裁判结果、裁判理由、法条援引等方面进行类型化研究,可以发现存在裁判路径"殊途同归"、数额标准"千差万别"等特点。对目前《婚姻法》的路径、债法双重路径、单一侵权法路径的合理性与局限性进行评析,可以发现身份权兼具相对权和绝对权属性,是打通《婚姻法》与《侵权责任法》的重要联结点,欺诈性抚养实质侵犯了身份权,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期诈性抚养纠纷侵权责任的法律适用应做到:首先,生父可以成为侵权主体,赔偿不应以离婚为必要条件,证明责任上适用亲子关系推定,权利保护期间适用3年诉讼时效等具体裁判规则。其次,抚养费赔偿数额确定应采用"协商—证据—估算"三步计算法。最后,运用类型化思维确定精神损害赔偿数额,根据怀孕、结婚、离婚、发现节点时间不同将欺诈性抚养分为四种类型,将赔偿数额划分为四档,将确定赔偿数额应考量的九个因素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划分为核心要素和调整要素。

《开明国语课本》语言特点及语言价值观分析

《开明国语课本》是出版于1932年、由叶圣陶先生和丰子恺先生共同编纂的供初级小学生使用的语文课本。秉承着儿童本位观的精神,课本在编写上努力做到文质相合,用纯朴平实的语言承载着中华民族理想的价值观念,代表了民国时期的教育水准。无论从语言本体层面还是从教育价值层面都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无效的审查路径与规则构建——从合法审查抑或合约审查的视角

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协议无效案件群体性明显,上诉和申请再审率较高,判决考量因素多。法律适用上有行政法律规范、民法以及民行法律规范双重审查三种模式。协议无效审查在民事、行政法律规范的选择适用路径不同,行政行为无效与民事无效审查适用的“法律依据”不同,审查中“公”的合法性与“私”的安定性存在矛盾。无效审查应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与双方协议效力性,主体上应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具有法定行政职权,程序上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的视为无效,轻微程序违法等能够治愈的不否定其效力。法律适用上应优先评判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再通过价值判断审查其效力性。

大数据背景下庭审直播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隐私的保护和信息的处理进行了规定,但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的背景下,数据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给个人信息保护和隐私保护带来严峻挑战。庭审网络直播中仍汇聚了海量个人敏感信息和人脸声音信息,与作为结果公开的裁判文书上网在个人信息保护有所差距。庭审直播中个人信息失控风险加大,庭审直播要求信息的“公开”与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应坚持比例原则,立足庭审直播的价值目的,区分信息的个人属性和社会属性。明确直播类型化范围,坚持信息公开知情同意原则,规范信息处理者的治理责任,完善匿名化处理技术,基于信息生命周期限制存储期限,强化侵权公益诉讼和刑事责任等,构建有限公开的中国模式。

信用卡违约金的司法认定与调整

实践中,信用卡违约金标准均以银行为主导而拟定,其约定是否过高、是否应当给予调整以及若认定过高应如何调整,是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难题。本文考证了我国银行业现行信用卡违约金标准的来源和依据,并通过2015年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作出的调整信用卡滞纳金的判决、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以及各大银行作出的相应调整,例证信用卡违约金是滞纳金的实质延续。以体系解释的方法,通过阐释高利贷的司法界限、借贷关系排斥高利贷、信用卡合同关系是借贷关系,从而推演出信用卡合同中利息、滞纳金或违约金等费用的总和不应构成高利贷。同时,以学界持普遍共识的违约金性质及调整方法为切入点,通过揭示信用卡特殊的盈利模式,明确信用卡违约金应予调整,并结合现行法律规定,指出对信用卡违约金宜取的特定调整方式。

认缴制下公司不当关联债权的清偿顺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外市场竞争愈演愈烈，风险进一步加剧，使得公司呈现集团化和经营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各关联方隧道行为频发，掏空公司现象屡见不鲜，不当关联债权对传统公司法提出了挑战。同时，在认缴制下，宽松的资本形成模式使得股东压低注册资本更加便捷化，在现金流上更多是由股东提供借款以维持公司运营，造成有限责任的负外部性和债权形式平等之缺陷进一步凸显。

性侵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据认定——以核心证据标准的构建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陈述规定为独立证据种类之一,这一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将被害人陈述的证据地位直接区别于证人证言。然而,在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由于被害人年龄幼小、表达能力有限、客观证据缺乏等因素,使得在被告人拒不认罪或供证矛盾的情况下难以将被害人陈述作为核心证据对其有效性进行认定。无论从证据属性还是司法心理学等角度考虑,都有必要对此类案件采取差异化证据认定标准,构建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的证据审查标准。

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被注销的被执行人变更与追加

【裁判要旨】股东于公司未经依法清算而被注销时，在工商登记材料中明确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依当事人申请，执行机构可据此适用听证程序，裁定将股东追加为被执行人。

认罪认罚案件证据审查标准类型化探究

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对于及时准确惩罚犯罪、提高审判效率、降低司法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化解社会矛盾、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2016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对被告人认罪与否、罪行轻重、案情难易等不同类型案件,实行差异化证明标准”。;认罪认罚案件在量刑上予以从宽,在程序上予以简化,从宽量刑、从快审理的高效审理机制在公正性的把握上需要从程序正当和证据审查两个方面进行考量。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的法定证据审查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以及合理怀疑的排除。

治理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审判机关义不容辞的职责

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视青少年犯罪为社会的“瘟疫”和“癌症”，并大声疾呼研究和治理青少年犯罪问题，一些国家还制定了各种类型的青少年法规，有的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少年司法制度。我国历来重视青少年犯罪问题，早在1979年党中央就转发了中宣部等八个单位《关于提请全党重视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报告》，1985年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教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通知》。1991年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做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两个《决定》进一步明确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我院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在1986年少年合议庭的基础上，于1991年1月经区委、区人大批准在我市率先组建了第一个庭级建制的少年刑事审判庭。十年来我们坚持刑事审判与综合治理，刑事处罚与教育挽救相结合，共审结少年刑事案件512件，涉及未成年被告人558名。经追踪调查，重新犯罪率为3．6％，大大低于成年犯8．7％的重犯率。在刑满释放、缓刑．免刑的少年中，有的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的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有的加入了共青团，有的成为国家级演员，八名少年考上大学。其中一人考上全国重点大学现在我市高科技园区成为高级专业人才。

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裁判要旨】对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应当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确保被告人知悉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审查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特别是人民法院经审理后决定不采纳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的,应以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