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2010-2015年梅毒和淋病病例报告及诊疗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梅毒和淋病病例报告及诊疗情况,为制定有效控制对策提供依据。方法:下载2010—2015年天津市梅毒和淋病病例报告资料,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49家医疗机构梅毒和淋病检测筛查情况及2015年梅毒治疗情况。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结果:2010—2015年间天津市梅毒和淋病疫情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隐性梅毒构成比逐年上升;调查的49家医疗机构中均开展了梅毒两类血清学检测,淋球菌检测开展率83.67%;49家医疗机构中只有12家(24.49%)配备苄星青霉素。结论:目前天津市性病病例报告质量较高,淋球菌的实验室检测以及梅毒的规范化诊疗有待亟需加强。

天津市高校学生性教育和性态度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调查

目的了解天津市高校学生接受学校性教育及性态度的情况,以及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为完善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6年10月31日至11月26日,选取29所高校,采取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500个班级,对10 425名高校学生进行网络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接受学校性教育情况、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及性态度情况。用SPSS 22.0软件进行χ~2检验。结果 44.3%的高校学生接受过学校的性教育,75.8%的高校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达标。不同特征的高校学生学校性教育接受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P<0.01)。大一和大二学生接受过性教育的比例(45.2%、44.4%)高于大三和大四及以上学生(39.2%、41.4%);文史类、艺体类和医学类专业学生接受过性教育的比例(46.7%、52.7%和46.3%)高于理工类和其他专业学生(42.4%、41.1%);本科生接受过性教育的比例(46.4%)高于专科或高职学生(39.3%);异性恋和双性恋学生接受过性教育的比例(44.2%、48.2%)高于同性恋学生(39.3%)。接受过学校性教育的学生艾滋病知识知晓达标的比例(81.3%)高于未接受过学校性教育的学生(71.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6.0%的高校学生性态度保守,74.0%的高校学生性态度开放。性态度开放者主要通过"网络"(77.0%)、"书报杂志"(67.2%)、"同学朋友"(36.3%)获取艾滋病知识,性态度保守者主要通过"父亲母亲"(14.3%)、"学校老师"(54.6%)、"电影电视"(62.9%)获取艾滋病知识。性态度开放者通过"网络或药店购买试剂自测"或"无偿献血"方式检测的比例(19.2%、18.1%)高于性态度保守者(14.4%、14.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天津市高校学生接受学校性教育率尚低,性态度较为开放,且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也未达到国家要求,应加强性健康宣传教育,控制艾滋病在校内外的传播。

2017年天津市性病门诊就诊者HIV检测结果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天津市2017年性病门诊就诊者HIV检测结果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感染艾滋病高危人群HIV检测比例,且为艾滋病综合防治和科学干预提供信息和依据。方法2017年在天津市性病门诊对知情同意的首次就诊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血样采集,收集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行为学和血清学信息。结果2017年天津市共检测性病门诊就诊者6960人,其中男性4217人,占60.6%。发现HIV阳性109人,阳性率为1.57%,其中男性感染者102人,阳性率为2.42%。Logistic多因素分析显示,男性年龄在21~30岁,文化程度在高中或中专以下,3个月内有同性性行为均为感染HIV的危险因素。结论要加强性病就诊者高危人群的行为健康教育,提高性病艾滋病认知,利用性病门诊平台切实提供有效的HIV检测或咨询服务,促进HIV感染者的早期发现和管理,应将性病防治和艾滋病防治紧密结合。

2016年天津市男男性接触人群行为特征与性病感染率调查

目的 了解天津市男男性接触人群（MSM）的梅毒感染状况及相关因素.方法 于2016年4-8月,对天津市16岁及以上且最近6个月与男性发生过插入性口交或肛交性行为的MSM人群进行横断面问卷调查和血清学检测;收集MSM人群人口学及性行为特征,开展HIV、梅毒检测,最终收集有效问卷853份.通过多因素二分类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梅毒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 调查对象年龄为31.7±9.4岁,以35岁以下者居多,占70.1％（598/853）;最近6个月与同性发生肛交性行为时,每次都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为65.4％（558/853）;调查对象HIV检出率为3.4％、梅毒为9.5％.多因素分析显示,知晓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OR=0.46,95％CI：0.23～0.92）、最近1年接受过有关性病艾滋病相关干预（OR=0.40,95％CI：0.23～0.71）者梅毒感染的可能性更低;而最近6个月有同性商业性行为（OR=2.75,95％CI：1.31～5.77）、最近1年患过性病（OR=11.07,95％CI：5.57～26.83）者梅毒感染可能性更高;随着最近一周肛交次数增加,梅毒感染可能性更高（OR=1.45,95％CI：1.03～2.03）.结论 男男性行为者梅毒感染率较高,性病艾滋病知识知晓情况、最近一周刚交次数、最近六个月同性商业性行为情况、最近一年患性病情况以及最近一年接受过性病艾滋病相关干预服务情况与调查对象感染梅毒有关.

天津市2004-2014年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天津市HIV／AIDS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统计2004-2014年全国艾滋病防治信息系统中天津市报告的全部HIV／AIDS，运用寿命表法和Kaplan—Meier方法计算生存时间及各年生存率，运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方法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结果2775例HIV／AIDS病例1年、3年、5年、10年、11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1％、88％、86％、79％和79％；AIDS患者的死亡风险高于HIV感染者（x^2=107．622，P〈0．001）；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发现，感染途径、病例来源、抗病毒治疗和首次CD4＋T淋巴细胞（CD4）计数均是影响AIDS患者生存时间的因素。结论早发现和早治疗能够明显降低HIV／AIDS的死亡风险，提高生存时间，应加强HIV／AIDS早发现和早治疗工作。

天津市2005-2015年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的HIV/AIDS生存分析

目的了解2005-2015年天津市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ART)的HIV/AIDS生存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利用中国艾滋病基本信息系统收集2005-2015年天津市开始接受ART的HIV/AIDS病例的数据资料,对数据资料进行回顾性队列研究,应用寿命表法计算生存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研究对象2057例,其中艾滋病相关死亡病例51例,研究对象接受ART后1、3、5、10年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8.4%、97.8%、97.4%、95.8%。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年龄<30岁组,30~、40~和≥50岁组的aHR值(95%CI)分别为4.506(1.226~9.059)、5.944(1.479~13.892)和15.958(5.309~27.206);相比于ART过程无失访者,有失访者的aHR=5.645(95%CI:3.124~10.200);相对于其他机构发现者,发现机构为医院的aHR=3.823(95%CI:1.423~10.274);相比于ART前未感染HBV/HCV者,感染HBV/HCV者的aHR=2.580(95%CI:1.210~5.502);相比于ART时临床分期Ⅰ/Ⅱ期者,Ⅲ/Ⅳ期者的aHR=3.947(95%CI:2.167~7.188);相比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的aHR=0.440(95%CI:0.238~0.810);相比于样本来源为术前检测者,样本来源为专题调查与检测咨询的HR值(95%CI)分别为0.111(0.027~0.456)和0.182(0.049~0.674)。结论2005-2015年天津市ART的HIV/AIDS生存率较高。ART时年龄较大、ART过程有失访、发现机构为医院、ART时感染HBV/HCV、临床分期为Ⅲ/Ⅳ期是HIV/AIDS生存的危险因素,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样本来源为专题调查与检测咨询是HIV/AIDS生存的保护因素。

2008—2015年天津市HIV-1新近感染特征及相关因素分析

对2008—2015年天津市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HIV/AIDS)报告病例进行新近感染判定,分析HIV-1新近感染相关因素。2008—2015年天津市男男同性性传播占全部HIV-1新近感染者比例由37.7%上升至83.7%。≤30岁(OR=1.53,95%CI:1.30~1.79)、汉族(OR=1.40,95%CI:1.02~1.91)、高中(OR=1.28,95%CI:1.05~1.56)和大学(OR=1.23,95%CI:1.00~1.50)学历、学生(OR=1.79,95%CI:1.28~2.51)感染者中为新近感染的可能性较高;通过自愿咨询检测(VCT)(OR=2.58,95%CI:2.026~3.29)、性病门诊(OR=2.02,95%CI:1.51~2.71)、男男性行为人群(MSM)专题调查(OR=2.88,95%CI:2.33~3.58)和无偿献血者筛查(OR=2.64,95%CI:1.84~3.79)发现的感染者为新近感染的可能性较高。

天津市2012-2015年浴池男男性行为人群队列失访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 了解天津市浴池男男性行为人群队列研究中失访的水平，分析失访的影响因素。方法 2012年1-6月在天津市招募活跃在浴池中的男男性行为人群开展基线调查，在此基础上开展前瞻开放式队列研究，每6个月随访一次，基线调查与随访调查均对研究对象开展问卷调查和HIV检测，对基线调查中HIV阴性的研究对象进行失访率分析，并采用单因素分析与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失访的影响因素。结果 基线调查纳入研究对象658例，随访至42个月，队列失访率为26.3%（173/658）。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本市户籍（OR=0.552，95%CI： 0.377~0.808）、汉族（OR=0.197，95%CI： 0.066~0.593）、最近1年做过HIV检测（OR=0.481，95%CI： 0.326~0.710）、研究对象为男男卖淫者（OR=0.127，95%CI：0.028~0.585）、认为自己感染HIV的可能性高或较高（OR=0.285，95%CI：0.125~0.647）为失访的保护因素，而年龄≥35岁（OR=1.891，95%CI：1.022~3.500）是失访的危险因素。结论 天津市浴池男男性行为人群队列研究中失访率较高，年龄、户籍、民族、HIV检测史、对自身感染HIV危险性的认知情况、是否为男男卖淫者等因素与队列失访有关，在后续开展队列研究时应制定适宜的纳入标准。

天津市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新近感染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经男男性途径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者中新近感染状况及相关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13-2015年天津市经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人口学资料,采用BED捕获酶联免疫法(BED capture enzyme immunoassay,BED-CEIA)进行新近感染判定,计算HIV-1新近感染比例。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新近感染影响因素。结果2013-2015年天津市累积报告发现经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1474例,495例被判定为新近感染,HIV-1新近感染率为45.7%。3年间HIV-1新近感染者人口学构成基本保持稳定(均有P>0.05)。多因素分析显示,25岁以下年龄组(OR=1.639,95%CI:1.089~2.466)、高中(OR=1.460,95%CI:1.059~2.013)和大学(OR=1.392,95%CI:1.003~1.931)文化程度、学生(OR=1.984,95%CI:1.144~3.442)感染者是HIV-1新近感染的可能性更高;通过自愿检测咨询(OR=3.658,95%CI:2.393~5.590)、性病门诊(OR=3.784,95%CI:2.262~6.329)、男男性行为者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专题调查(OR=4.021,95%CI:2.700~5.987)和无偿献血者筛查(OR=5.192,95%CI:2.775~9.712)发现的感染者为新近感染的可能性较高。结论天津市经男男性途径感染HIV者中新近感染比例较大,应重点加强对25岁以下、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和学生中MSM主动监测,并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宣传干预措施,以减少二代传播。

2010—2015年天津市男男同性性行为者HIV-1新近感染状况调查

目的了解天津市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HIV-1新近感染流行趋势,分析其相关影响因素。方法 2010-2015年依托社区志愿者工作组对MSM开展连续横断面调查,利用BED捕获酶联免疫法(BED capture enzyme immunoassay,BED-CEIA)对HIV-1确证阳性样品进行新近感染判定,估算HIV-1新近感染率。采用单因素χ~2检验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HIV-1新近感染影响因素。结果 2010-2015年累计检测MSM 10 380例,发现HIV感染者/AIDS患者678例,其中211例判定为HIV-1新近感染。HIV阳性检出率从4.5%(55/1 218)上升至9.1%(162/1 778),HIV-1新近感染率从4.2%(95%CI:2.5%～5.9%)上升至7.0%(95%CI:5.0%～9.0%)。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相比外地户籍,天津本地户籍感染者为HIV-1新近感染的可能性更高(OR=1.475,95%CI:1.023～2.126);相比已婚感染者,未婚感染者为HIV-1新近感染的可能性更高(OR=1.703,95%CI:1.003～2.890);相比商业服务人员,学生MSM是HIV-1新近感染的可能性更高。结论天津市MSM人群疫情上升明显,且存在快速增长趋势,天津本市户籍、未婚和学生MSM中HIV-1新近感染风险较高,应采取更具针对性干预措施加以控制。

天津市2005-2017年医疗机构新报告HIV/AIDS特征分析

目的分析天津市2005-2017年医疗机构新报告HIV/AIDS特征,为更好地在医疗机构中开展相关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依据。方法对新报告HIV/AIDS的流行病学调查及随访资料进行分析,同时回顾调查2005-2017年医疗机构新报告HIV/AIDS的科室来源及主要就诊疾病。结果2005-2017年天津市医疗机构新报告HIV/AIDS 3035例,医疗机构报告HIV/AIDS病例年均增长24.8%,其中49.2%(1343/2728)来源于住院病例,50.8%(1385/2728)来源于门诊病例,性病门诊就诊者检测在2011-2017年HIV阳性检出率呈现增长趋势(χ2=18.469,P=0.005);医疗机构住院病例、门诊病例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CD4)(χ2=17.189,P=0.000)及新报告当年发生死亡比例(χ2=61.198,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新报告HIV/AIDS首次CD4值(χ2=16.751,P=0.000)及新报告当年发生死亡比例(χ2=18.926,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不同科室新报告HIV/AIDS首次CD4值(χ2=37.620,P=0.000)及新报告当年发生死亡比例(χ2=95.489,P=0.0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2005-2017年天津市医疗机构门诊新报告HIV/AIDS较为及时,二级医院新报告HIV/AIDS比三级医院及时。在医疗机构重点科室门诊积极倡导医务人员中主动提供HIV检测服务,对于天津市艾滋病防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2017年9月至2020年12月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MSM开展横断面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信息、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和相关行为信息,并采集血样开展HIV和梅毒检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MSM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因素。结果MSM研究对象9218人中,曾经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占43.5%(4013/9218),使用Rush、多种精神活性物质分别占92.6%(3718/4013)和17.2%(692/4013)。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汉族是少数民族的0.68倍(95%CI:0.51~0.91),已婚/同居者、离异/丧偶者分别是未婚者的0.65倍(95%CI:0.57~0.74)、0.80倍(95%CI:0.65~0.97),首次同性性行为年龄≥30岁者是<30岁者的0.57倍(95%CI:0.44~0.74),天津市户籍者是外地户籍者的1.12倍(95%CI:1.03~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的1.29倍(95%CI:1.12~1.49),最近6个月发生肛交性行为者是未发生者的1.93倍(95%CI:1.34~2.77),最近1周同性性伴数>2个者是≤2个者的1.62倍(95%CI:1.41~1.87),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商业性行为者是未发生商业性行为者的1.99倍(95%CI:1.62~2.45),最近1年被诊断性病者是未患性病者的2.39倍(95%CI:1.82~3.12),最近1年接受过同伴教育者是未接受过同伴教育者的1.63倍(95%CI:1.50~1.78)。结论天津市MSM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率较高,相关的影响因素较多,需加强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

天津市经性传播新发感染HIV-1人群的CD4^+T淋巴细胞基线水平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经性传播新发感染HIV-1人群的CD4^+T淋巴细胞基线水平,为制定疾病防控政策和临床医生诊疗提供重要信息。方法通过BED HIV-1捕获酶联免疫技术(BED HIV-l incidence capture enzyme immunoassay,BED-CEIA)将205例经性传播感染HIV-1确证阳性者判断为新发感染,对其CD4^+T淋巴细胞数值进行卡方检验和非参数检验。结果男男性行为人群(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和异性传播人群HIV-1感染者中CD4^+T淋巴细胞计数<350个/μl所占比例分别为36.67%(55/150)、27.27%(15/55);CD4^+T淋巴细胞计数<500个/μl所占比例分别为73.33%(110/150)、49.09%(27/55),CD4^+T淋巴细胞中位数M(四分位数间距,IQR)分别为395个/μl(201.75个/μl)、501个/μl(398个/μl)。MSM人群感染者中大部分已进入建议治疗时期,CD4^+T淋巴细胞基线水平低于异性传播人群,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MSM人群中≤25岁、26~35岁、≥36岁3个年龄组感染者的CD4^+T淋巴细胞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651)。结论天津市经性传播新发感染HIV-1人群尤其是MSM人群的感染者CD4^+T淋巴细胞基线水平较低,确证感染后应尽快检测CD4^+T淋巴细胞,及时启动抗病毒治疗以便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应制订相应的政策,遏制HIV-1经性途径快速传播。

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HIV-1急性期感染研究

目的 了解天津市MSM人群HIV-1急性期感染的免疫学与病毒学特征，分析不同检测方法对HIV-1急性期感染样本检出情况。方法 2015年10月至2016年10月依托MSM人群志愿者工作组招募MSM，快速法进行HIV抗体初筛，初筛阳性样品进一步复检和确证，阴性样品进行HIV-1 RNA集合核酸检测，核酸结果阳性者重新采样测定病毒载量和CD4＋T淋巴细胞/CD8＋T淋巴细胞计数（CD4/CD8），抗体初筛阴性且两次核酸结果均为阳性者判定为HIV-1急性期感染。采用HIV四代ELISA试剂和P24 ELISA试剂对首次采集的HIV-1急性期感染样本进行检测，比较2种方法检出效果。结果 共招募和调查MSM 3 016例，HIV抗体快速检测阳性193例，确证阳性179例。HIV抗体快速检测阴性2 823例，核酸检测发现17例为HIV-1急性期感染。研究对象HIV-1感染率为6.53%（197/3 016），HIV-1急性期感染率为0.56%（17/3 016）。病毒载量为（5.63±1.50）log10拷贝数/ml，CD4为（442.82±268.17）个/μl，CD8为（1 069.65±668.22）个/μl，CD4/CD8比值为（0.49±0.25），HIV-1急性期感染者与慢性期感染者相比，病毒载量、CD4和CD4/CD8比值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U=148，P〈0.01、U=272，P=0.042和t=3.147，P=0.005），人口学特征仅有职业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1.016，P=0.026）。HIV-1急性期感染检测试剂的灵敏度比较，P24 ELISA试剂高于四代ELISA试剂（Fisher精确概率法，P=0.017）。结论 MSM人群HIV-1急性期感染风险较高，采用P24 ELISA试剂可提高HIV-1急性期感染的检测灵敏度。加强HIV核酸检测是提高感染发现的重要途径。

天津市2011-2015年吸毒人群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天津市2011-2015年艾滋病哨点监测中吸毒人群HC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为制定相关控制措施提供依据。方法2011-2015年4-6月对新进入监管场所的吸毒者进行问卷调查并采集血液进行相关血清学检测，通过多因素分析探索该人群HCV感染的影响因素。结果2011-2015年每年监测调查对象400人，五年共监测2000人。检出HCV阳性1039例，检出率52．0％，HCV感染率从2011年的643％下降到2015年的35．0％（X2=136．876，P=0．000）。多因素分析结果表明与HCV感染有关的因素为年龄（OR=1．700，95％CI：1．463～1．975）、毒品类型（OR=O．510，95％CI：0．425～0．613）与注射毒品（OR=6．468，95％CI：4．600～9．095）。结论天津市吸毒人群HCV感染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总体来说感染水平较高，急需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吸毒人群中HCV的感染。

天津市暗娼人群梅毒感染情况及影响因素

目的分析天津市暗娼(FSW)梅毒感染情况,了解该人群感染现状及传播的危险因素,为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和防治策略提供依据。方法 2017年1—12月,采用知情同意的原则,通过夜总会、酒吧/KTV、宾馆、足疗及街头等现场干预活动对FSW进行问卷调查,同时抽取血样进行梅毒检测。结果在接受调查的6 692人中,57.6%的样本来自中档场所,21~30岁为3 859人,占57.7%;外省户籍为5 667人,占84.7%;梅毒感染率为4.6%。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场所档次、场所来源、户籍、婚姻状况、文化程度、最近1个月安全套使用频率和近1年是否患性病是梅毒感染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梅毒防控应创新宣传和干预工作模式,深入低档场所,采用内容通俗易懂的宣传方式,在方式上宜重点选择同伴教育。

天津市青年男男性行为HIV感染未治疗患者基因型和传播性耐药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2014—2018年青年男男性行为HIV感染未治疗患者基因型分布和传播性耐药(transmitted drug resistance,TDR)的流行特点。方法收集天津市2014—2018年青年男男性行为HIV感染未治疗患者的血浆进行核酸提取,巢式PCR扩增HIV-1的pol基因,基因测序后成功获得124例pol基因序列,用于基因型和耐药分析。结果124例样本,CRF01_AE和CRF07_BC占比最高,分别为54.8%(68/124)和28.2%(35/124),B亚型占6.5%(8/124),CRF55_01B占3.2%(4/124),首次报道1例CRF68_01B,另外独特重组型(unique recombinant form,URF)有8例占6.5%(8/124)。TDR流行率为7.2%(9/124)。TDR突变单因素分析表明,耐药突变发生与HIV-1基因亚型有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TDR以非核苷酸逆转录酶抑制剂(non-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NRTIs)耐药突变为主,有7例(5例为K101E位点突变,2例为K103N位点突变)占5.6%(7/124);核苷酸逆转录酶抑制剂(nucleoside reverse transcriptase inhibitors,NRTIs)耐药突变者1例(M184I位点突变)占0.8%(1/124);蛋白酶抑制剂(protease inhibitors,PIs)突变者1例(M46I位点突变)占0.8%(1/124);无联合突变者。结论天津市青年男男性行为HIV感染未治疗患者流行毒株以CRF01_AE和CRF07_BC亚型为主,同时存在多种亚型,且出现了一定比例的耐药毒株,应当采取进一步的防控措施防止耐药毒株的传播。

天津市男男性行为者HIV感染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menwhohavesexwithmen，MSM）HIV的感染情况及相关因素。方法于2017年1月至12月，在天津市通过网络和现场招募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并同时采集静脉血进行HIV和梅毒抗体检测。采用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HIV感染的相关因素。结果6597名调查对象HIV的感染率为2．8％（184／6597），梅毒感染率为10．0％（660／6597）。HIV阴性者HIV知晓率（95．2％，6104／6413）高于阳性者（89．1％，164／184）（χ2=13．82，P〈0．01）。多因素分析显示，未婚及在婚／同居者、文化程度高的人群HIV感染的可能性更低，OR（95％CI）值分别为0．33（0．20-0．54）和0．27（0．15-0．49）；外省市、少数民族、最近一次同性肛交未使用安全套、近6个月内使用安全套的频率为有时使用和从未使用、发生商业性行为和梅毒感染者感染的可能性更高。结论MSM的HIV感染率已达到较高水平，MSM在网络上非常活跃且更倾向使用互联网寻找性伴，20岁及以下人群为防治重点，急需寻求更有效的网络干预措施促进知行结合，遏制HIV传播。

天津市1996至2017年未接受治疗的HIV/AIDS患者生存情况分析

目的分析天津市15岁及以上未接受治疗的HIV/AIDS病例诊断后生存时间及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1996年6月28日至2017年5月28日天津市报告至中国艾滋病基本信息系统的≥15岁未治疗的HIV/AIDS病例973例的数据资料,应用寿命表法计算所有患者的生存率,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生存时间的影响因素。结果973例HIV/AIDS病例中,HIV感染者726例(74.6%),AIDS患者247例(25.4%)。其中男性患者(93.7%,912/973)高于女性患者(6.3%,61/973);汉族占比为92.5%(900/973);文化程度以高中及以下者为主(71.0%,691/973);婚姻状况以未婚(50.4%,490/973)为主;传播途径以同性传播(57.7%,561/973)为主;本市户籍(62.9%,612/973)高于外地户籍(37.1%,361/973);来源以术前输血前检测(36.6%,356/973)为主,74.5%(725/973)的患者进行了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的检测。平均生存时间为11.03年(95%CI 10.01~12.05年),诊断后1、3、5、10年的生存率分别为:96.8%、88.7%、80.2%、40.5%。因艾滋病引起的相关死亡183例(18.8%)。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显示,相较于15~35岁患者,年龄>35~50岁(HR=3.077,95%CI 1.868~5.070)及>50岁患者(HR=2.626,95%CI 1.553~4.440)发生艾滋病相关死亡的风险高;相较于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患者(HR=0.562,95%CI 0.371~0.851)死亡风险低;注射毒品传播(HR=0.751,95%CI 0.316~0.909)患者的死亡风险低于同性传播患者;来源于检测咨询(HR=0.463,95%CI0.252~0.851)、专题调查(HR=0.263,95%CI0.116~0.593)、羁押人员体检(HR=0.055,95%CI 0.007~0.441)与性病门诊就诊者检测(HR=0.033,95%CI0.005~0.239)的患者发生死亡的风险较术前输血前发现的病例死亡风险低,诊断时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越高者死亡发生的风险越低(P<0.01)。结论天津市≥15岁未接受治疗的HIV/AIDS患者诊断后平均生存时间为11.03年,诊断时年龄、文化程度、感染途径、病例来源与诊断后首次CD4^+T淋巴细胞计数与患者诊断后的生存时间相关。

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家庭聚集性疫情流行特征及续发率

目的探讨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家庭聚集性疫情流行特征及续发率。方法采取现场调查及人工筛查的方法收集2020年1月20日—2月20日天津市报告的新型冠状病毒家庭聚集性发病及处置相关资料。结果2020年1月21日—2月20日共报告27起家庭聚集性疫情,涉及病例82例,占此间报告病例(131例)的62.60%。家庭共同暴露1起,26起有明确传播链,一代病例26例,二代病例53例,二代病例续发率20.46%(53/259),无三代病例。发病年龄集中在30~<80岁,占84.15%。农民发病最多,占总病例数的24.39%。家庭一代病例与二代病例发病时间间隔中位数为5天,最短1天,最长为14天。夫妻、父母、子女关系的发病间隔中位数为4天,兄弟姐妹、外戚、邻居发病间隔中位数为6天。近郊地区、远郊地区和市区二代病例续发率分别为25.81%、22.83%和15.84%。近郊地区、远郊地区家庭聚集性疫情二代续发率均高于市区,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家庭中发病数4~8例的有8个,其中6个有2次以上家庭聚餐。有2次以上家庭聚餐史的二代续发率(32.05%)高于其他家庭(15.47%),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家庭密切接触是造成疫情传播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家庭聚餐或家庭集体外出。家庭聚集性疫情的续发率较高,因此在疫情高发期应减少家庭成员的大规模聚集,减少暴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