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津沽第一人——梅成栋研究

清嘉庆、道光年间,天津出现了一位伟大的诗人——梅成栋。他在三个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一是诗歌创作。梅成栋以真诚率性的心性,以不事雕琢的笔法,犀利而又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反映出清中期的社会现状,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较高的艺术性。二是文献整理。梅成栋耗时数十载,蒐编了天津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津门诗钞》,为保存津门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三是延续风雅。梅成栋组织成立梅花诗社,延续了津门风雅,推动了天津文学的发展。

论元代的符牌系列——兼论“圣旨金牌”上的汉字之谜

元代符制继承前代并有所发展。元代的符牌有长形、圆形以及不同质地、不同级别,不同规格、不同用途,已形成一个庞大系列。牌面更有不同文字。目前发现的元代符牌共计1 1块,包括当前被人们热烈议论的"圣旨金牌"。这块"圣旨金牌"仅是元代符牌中较低级的品类,所以其上才有粗糙的汉字刻画和编号,这是由它的用途和级别所决定的。

“美”与“宗教”的世纪迷局——重审“以美育代宗教”问题

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命题提出已近百年。"五四"时代的蔡元培,在"纯粹"伦理学诉求和"科学"观念的映照之下,将"美"与审美的"普遍性"做了恰恰是某种"宗教性"的夸张——西方近代启蒙主义及其关于"科学"的神话,于是有了"美育代宗教"的灵感。它表面上虽然似乎是在处理西方才有的"宗教"问题,但这种"取代"的灵感,恰恰可能正来自于中国古典传统当中堪称"美的宗教"的深层的思维进路和思想维度,因而它本身也是对于一种实质性的道德世界、伦理生活和价值内容的潜意识召唤。而中国古典传统这种"美的宗教"之维,既是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的根源,同时它又确实起到消解、吸纳文化中的负能量和破坏力的作用,确实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宗教性意义,维护着中华文化整体上的健康和完整。

《文心雕龙·知音》篇的中国古代接受美学理论

对于《文心雕龙·知音》篇的理论性质的界定,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观点,有认为是批评论,有认为是鉴赏论,也有认为是批评鉴赏论。然而,当借鉴西方的接受美学的理论来反观这一篇的时候,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有价值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同时,刘勰也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不同于西方理论的接受美学的观点。本文通过对《知音》篇的理论内涵的描述和分析,从以下五个方面:审美接受主体的条件、审美接受主体的趣味差异、审美接受的本性和方法、审美接受与审美创作的互动性、审美接受的价值,展示了中国古代的接受美学理论。

圣人的理想人格与《周易》的价值系统建构

圣人的理想人格形态,是《周易》所内在地隐含、需要、召唤并塑造完成的,它对于《周易》价值系统的建构与《周易》作为文化实践模式的完型,具有不可或缺的意义。这种圣人的理想人格形态,通过一种"空心人格"和"负"的主体形态,以放弃其私心、私我层面的方式,使其人格主体本身成为《易》道的实践载体,将广大的价值实践领域,按照《易》道的法则,组织于圣人人格的主体性空间当中,并最终达成《易》道与其理想人格之间的同构关系。这种《易》道与圣人理想人格同构关系的达成,给出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图谱和文化实践路径、文化实践模型,而这也才是《周易》价值系统建构的最后"完成"。

不同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

产生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相融合历史背景下的北朝爱情诗,具有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南朝爱情诗根本不同的特征:由于对人性普遍欲求和张扬人性的肯定以及封建礼教束缚的相应弱化,诗人的感情得以任意宣泄,由此而形成自由浪漫的情怀以及大胆、真率、热烈的风格特征。这是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原始文化成分对于中原封建礼教及有关观念的不自觉冲击和突破。真正能够代表和体现北朝诗歌特点和成就的,正是这些深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思想观念比较开放的诗歌。这类诗歌不但有助于后人正确认识北朝爱情诗的文学史意义,而且说明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文化亦曾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

新世纪天津文学:变革与开拓

新世纪天津文学在继承20世纪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以勃发的态势显示了新的阶段特征。它一方面表现为变革的努力,变革工业题材创作的"载道"传统,努力从生活化和社会化角度表现工业生产和工人生活,变革知青文学传统的主题类型,创造出"反知青"或"超知青"的"后知青书写";另一方面,显示为开拓进取,开拓农村题材的史诗性书写,塑造农民的新形象和为民族留存"档案资料",开拓文体表现形式和结构,进行先锋文学探索或文学与影视的跨界实践。面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新世纪天津文学或进入历史,或回望过去,以虚构性的减弱和纪实性的增强回应时代,并表现出某种保守和沉闷。

顾彬式批评:反击与反思

自2006年以来,德国一个原本不甚出名的汉学家顾彬,在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是他出言不逊,把中国当代文学贬得一文不值。顾彬的批评直接、犀利、不留情面,引起了＂中国作家、批评家集体反击＂,不仅对顾彬的观点进行了直接的反驳,还掀起了重估当代文学特别是80年代文学价值的思潮,决意要证明：中国当代文学非但不是＂垃圾＂,而且还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主体性的“内部”与“外部”——评张旭东的文化理论

今天的中国文化理论最需要的,是在文化主体性的现实建构中来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在肯定性、实质性的文化思维中来落实文化主体性。张旭东的文化理论最基本的困境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思维的"外部"立场,与其"文化政治"的探究主题所要求的文化思维的肯定性、实质性之间的矛盾。通过张旭东案例的探讨可以看出,今天中国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的最迫切要求,首先是重返现实的文化意志和文化主体性力量的"内部",在思维自身作为一种肯定性的"意志"和理论自身作为一种"实践"的层面上,重建生活世界的价值实质性和历史的连续性,并将"内部"和"外部"同时把握为"同一的主-客体"的文化思维辩证法,以包含内在的文化决断、文化认同的文化思维和文化理论本身的"完成",来实现对于"外部"性的肯定性超越。

《周易》与中国文化的诗性轴心

《周易》与《易》道的诗性,关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而不是把卦、爻辞当作诗歌和诗句来解释那么简单。《周易》建立起了一个文化实践模型,它的主体不是一种外在的概念化、形而上学的表述,而是通过"以有为有"的方式进行一种内部的、模型化演示,彰显了一种以《周易》本身的意义—价值机制及其象数、义理系统为组织形式与表现形态诗性文化体系。《易》道就是这种诗性文化体系自身的形上之道,诗性因而就是处于差异化与丰富性中的、不断被肯定和尊崇的经验状态:"以有为有"保障了存在意义、价值的内在完满和完整,而《易》道的价值实质和价值指标则是"自然的自然之道",因而《易》道的诗性机制,就具体现为"自然"的经验秩序,以及保障"自然"经验的"自然化"秩序的"自然的自然之道"之"逆数"原则。

梁鼎芬性格论

梁鼎芬是晚清朝臣中比较有名的一位,因弹劾李鸿章有六大该杀罪状而声震朝堂。清帝逊位以后,梁鼎芬植树于崇陵,于遗老圈内享有盛誉。纵观梁鼎芬的一生,他的行为处事多体现了其性格两个方面,即迂直与权变。具体说来,梁鼎芬的"迂"近于"腐","直"近于"疯",而他的权变有时又近于见风使舵。

《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

辞赋是贯串整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品种,在其发展过程中,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和许多传世名作,成为中国文学的一笔宝贵遗产。在这些传世名作中,有不少是属于梦文学之列的。从先秦到两汉时期,代表梦幻辞赋的三座高峰是屈原的《离骚》、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和王延寿的《梦赋》。而当文学史步人魏晋时期,闪耀光芒的梦幻辞赋的新星,则是曹植的《洛神赋》。 《洛神赋》创作的时间,该序称系“黄初三年”(222)。据考证,实为黄初四年,因曹植“朝京师”(洛阳)是在此年。那么。

从郭璞的神仙道教信仰看他的《游仙诗》

郭璞对于神仙世界的追求绝非一时的冲动和偶然的兴趣,而是他一以贯之的宗教信仰。他认为在人间之外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神仙世界,而人通过修炼可以成为神仙。这一认识不只是反映在他的学术著作和诗赋作品中,更被他付诸实践:为了成为神仙,他曾隐逸山林,并进行过多种方术修炼。郭璞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和追求贯穿终生,并最终通过"兵解"正式成为神仙。正确认识郭璞的宗教信仰,不但是全面认识郭璞人生道路的关键,而且也是正确评价《游仙诗》的一把钥匙。

谈元散曲家刘时中的两个问题——与孟繁仁同志商榷

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晋阳学刊》登载了孟繁仁同志《元散曲家刘时中的生平仕历》(以下简称孟文)一文,对刘时中问题专门讨论。笔者仅就孟文谈几点不同的看法,向学者们就教。一、关于刘时中任永新州判的问题孟文据《元书》载刘时中“初为永新州判”语,断定刘任该职在“湖南宪府史”以后,“河南行省掾”之前。但孟文结论下得也颇犹疑,行文云如果《元书》所记不误,担任永新州判一职的果然是散曲家刘致时中的话,便可推定刘时中任永新州判的年代如上所述。可见孟文对刘时中任永新州判一事似乎尚无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