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脏T1rho MRI扫描优化及对肝纤维化的诊断价值初探

目的:探讨3.0T肝脏T1rho MRI最简自旋锁定时间(SLT)扫描方案及用于诊断肝纤维化的可行性。方法:前瞻性搜集20例正常志愿者(正常组)和20例慢性肝病且临床疑诊为肝纤维化者(肝纤维化组),均行肝脏T1rho MRI扫描。自旋锁定脉冲设定为500Hz,SLT为1、10、20、30、40和50ms。扫描结束后分别采用所有6-SLT(1、10、20、30、40和50ms)和5种简化SLT组合,即最大SLT为40ms的5-SLT(1、10、20、30、和40ms)、最大SLT为50ms的3-SLT(1、10、50ms;1、20、50ms;1、30、50ms;1、40、50ms),生成T1rho mapping。通过兴趣区(ROI)放置法测量各组合肝脏的T1rho值。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比较各简化SLT组合与6-SLT所测肝脏T1rho值的差异;采用Bland-Altman法分析各简化SLT组合与6-SLT所测肝脏T1rho值的一致性。采用ROC曲线分析6-SLT与简化SLT组合对肝纤维化诊断效能的差异。结果:正常组、肝纤维化组6-SLT和5种简化SLT组合所测肝脏T1rho值分别为(44.86±2.65)ms vs(53.01±5.79)ms、(43.07±3.15)ms vs(50.90±5.62)ms、(45.24±2.62)ms vs(53.22±5.25)ms、(45.11±2.53)ms vs(53.85±5.13)ms、(45.11±2.60)ms vs(52.80±5.53)ms和(45.22±2.64)ms vs(53.68±5.78)ms,两组间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均<0.001),用于诊断肝纤维化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910、0.895、0.910、0.933、0.917和0.923;5种简化SLT组合与6-SLT相比,诊断效能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值均>0.05)。其中正常组和肝纤维化组最大SLT为50ms的3-SLT所测肝脏T1rho值与6-SLT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最大SLT为40ms的5-SLT所测肝脏T1rho值与6-SLT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Bland-Altman分析结果显示所有3-SLT组合与6-SLT差值的散点分布在正常组和肝纤维化组中均较集中,且3-SLT(1、10、50ms)组合的差值和95%一致性区间最小,分别为-0.37(-2.12～1.37)、-0.2(-3.7-3.3)。结论:3-SLT和5-SLT均能简化6-SLT(1～50ms)以测量肝脏T1rho值,可用于诊断肝纤维化,且最大SLT为50ms的3-SLT测量的肝脏T1rho值与6-SLT(1～50m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其中3-SLT(1、10、50ms)组合的测量变异度最小。

超基因:基因表达的“多面手”

真核生物基因组的转录是基因表达的重要环节,转录产物不仅包括编码蛋白的信使RNA,还包括众多类型的非编码RNA。在转录过程中,有些基因位点可生成不止一种RNA分子,其中可能包括编码RNA分子,但更多的是非编码RNA分子,这类可转录生成多种RNA分子的基因位点被命名为超基因。根据转录模式的不同,超基因分为Ⅰ型、Ⅱ型和Ⅲ型。本文结合实例,对各型超基因的转录特点及其在细胞中的调控作用进行综述。

猪原位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

目的 总结猪原位肝移植围手术期管理经验.方法 项目组自2013年9月至2016年8月共使用巴马小型猪124只,实施各类原位肝移植术62例,其中标准原位肝移植30例,劈离式肝移植10例,心脏死亡捐献（DCD）供肝肝移植11例,经体外膜肺氧合（ECMO）修复后DCD供肝肝移植5例,经常温机械灌注（NMP）修复后DCD供肝肝移植6例.结果 124例供、受体手术中121例气管插管顺利,3例出现插管失败行气管切开术.62例不同术式肝移植,无肝期时间近似18～26 min,平均（22.3±2.6）min,未使用任何血管活性药物,通过快速的胶体输注,可以维持平均动脉压（MAP） ≥50 mmHg（1 mmHg =0.133 kPa）.术中因出血死亡5例,均为劈离式肝移植.肝移植术后共死亡14例,其中标准原位肝移植3例,均为项目组早期建立动物模型阶段,1例死于腹腔出血,2例死于胆漏腹腔感染;DCD供肝肝移植11例,均死于模型本身造成的肝功能衰竭.术后5d存活率：标准原位肝移植90％,劈离式肝移植50％,DCD供肝肝移植0％,经ECMO修复后DCD供肝肝移植100％,经NMP修复后DCD供肝肝移植100％.结论 精细的围手术期管理是猪原位肝移植成功的保证,其中熟练掌握猪气管插管及气管切开术,精确的液体管理,动物模型的成熟建立,尽量缩短无肝期时间是围手术期管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