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受者发生肾癌的临床特征和诊治分析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发生肾癌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3月至2023年3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27例肾移植受者发生肾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5例、女性2例。27例患者中24例行肾癌根治性切除术(包括1例行双侧肾癌根治性切除术、1例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3例行保守治疗。手术方式包括开放、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并对患者的诊疗过程、病理特征和手术预后进行分析。结果:手术中位时间为148(100~210)min,术后中位住院时间为7(4~10)天。24例手术患者为原肾肾癌,肿瘤直径平均为(4.03±2.49)cm,其中6例为肾乳头状细胞癌、1例为肾嫌色细胞癌、17例为肾透明细胞癌。3例行保守治疗中的1例患者发现移植肾肿物,行穿刺活检病理为肾透明细胞癌。27例患者的临床TNM分期分别为T1aN0M0为18例、T1bN0M0为4例、T2aN0M0为2例、T4N1M1为3例。患者首次诊断肿瘤的平均年龄为(51.21±7.60)岁。至移植前中位透析时间为19(1.2~72.0)个月,诊断肿瘤至移植手术的中位时间为95(12~180)个月。27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7(3~147)个月,随访至129个月和95个月后有2例死亡,死亡原因分别为肺炎和脓毒血症。结论:肾移植术后发生肾癌患者的早期诊断较为困难,有多发、囊性变、坏死倾向,重视规范的随访及确定预防性切除术时机尤为重要。

肝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自1963年美国医生Starzl施行世界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以来,临床肝移植历经60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各种类型的终末期肝病均已纳作肝移植适应证^([1])。适应证通常是指适合于采用某一治疗措施的疾病或情况,而伴随时代与科技的进步,适应证常经过悄然变迁而促成历史性跨越。回眸肝移植发展历程,同样可见证其适应证变迁的细节与成果。

胰腺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截至2021年全球有超过5.37亿人患有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中国占比四分之一,超过1.4亿,其中90%以上被诊断为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1])。DM已成为全球终末期肾脏疾病(end stage kidney disease,ESKD)的主要原因,约占50%^([2])。根据2019中国肾脏疾病数据网络的报告显示,在慢性肾脏疾病中,糖尿病肾病已跃居第1位,约占27%^([3])。

超声造影在胰腺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胰腺移植治疗糖尿病,尤其是胰肾联合移植应用于治疗糖尿病合并终末期肾病的临床效果日益改善,使得越来越多的移植中心开展胰腺移植手术。但复杂的手术和各种并发症,降低了患者和移植物的生存率。特别是术后早期较高的血管并发症发生率。而超声造影在胰腺移植术后的应用越来越显示出了优越性。本文主要就超声造影在胰腺移植术后血管评估、供体胰腺评估、血栓形成、预测胰岛素分泌能力、排斥反应及并发症方面的应用加以综述,以期为胰腺移植的临床应用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肾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有效治疗方法^([1-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血管吻合技术、免疫学、免疫抑制药物、器官保存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移植物和患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改善。肾移植的适应证也在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生变化。但肾移植仍然面临供体短缺、慢性排斥反应、原发病复发等导致远期预后不佳的问题.

再次肝移植危险因素分析的单中心经验总结

目的探讨再次肝移植预后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2015年12月再次肝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观察再次肝移植患者的生存状态与各项临床指标的关系。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术后生存相关危险因素。结果再移植术后1、3、5年总体累计生存率分别为63%、52.4%和51.6%,手术时间、术前胆红素水平、术中输血量及术后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 ICU)滞留时间等因素与患者再次肝移植术后生存率有显著相关性。按时间分组,将2000—2004年设为早期组,2005—2015年设为成熟期组。早期组再移植术后1、3、5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41.7%、28.6%和28.6%,成熟期组术后1、3、5年累计生存率分别为65.5%、56.1%和54.4%。结论再次肝移植预后不良的因素与患者术前胆红素水平、手术复杂程度及手术经验密切相关。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23例报告

目的探讨ABO血型不相容(ABOi)亲属活体肾移植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3例ABOi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术前根据受者的初始血型抗体滴度,采取不同的个体化预处理方案,包括口服免疫抑制药+利妥昔单抗,或口服免疫抑制药+血浆置换和(或)血浆双重滤过+利妥昔单抗等,监测预处理前、后,肾移植术前及术后的血型抗体滴度和围手术期移植肾功能、相关并发症。并随访移植肾功能及相关并发症。结果23例ABOi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中,除1例术中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其余22例血清肌酐水平恢复良好。围手术期并发症包括4例淋巴瘘、1例尿瘘、1例肾周血肿合并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6例泌尿系统感染、1例急性肾小管坏死、1例急性胰腺炎、1例血型抗体反弹、1例原发病复发,经治疗均痊愈。截止至随访日,22例受者的移植物和受者存活率均为100%,移植肾功能良好。随访期间血型抗体滴度均≤1∶8。随访期并发症包括2例严重肺部感染、1例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2例原发病复发、1例淋巴囊肿、1例泌尿系统感染、1例带状疱疹、1例BK病毒尿症和2例血糖异常。结论根据不同血型抗体水平选择个体化预处理方案,可以安全地实施ABOi亲体肾移植。但大剂量使用利妥昔单抗,或在高致敏受者中联合使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诱导,均可能出现严重的感染并发症。

2型糖尿病胰腺移植术后的糖代谢可持续性管理

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一度被认为是胰腺移植(pancreas transplantation,PTx)的禁忌,原因在于2型糖尿病的发病机制可能是自身存在β细胞功能受损的基础上合并胰岛素抵抗,因此,通过PTx引入全新的β细胞体系不能给患者带来较好的治疗效果^([1])。随着对T2DM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发现,随着病程进展,T2DM也会出现β细胞功能缺陷^([2-3])和β细胞数量减少^([4-6]),而PTx通过恢复β细胞群数量成为了治疗T2DM的一个新方向。

他克莫司对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

目的探讨他克莫司对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供肝移植后急性排斥反应大鼠肠道菌群的影响。方法构建稳定运行的常温机械灌注(normothermic machine perfusion,NMP)系统。夹闭Lewis大鼠胸主动脉30 min获取DCD肝脏,以棕色挪威大鼠(BN)为受体,建立原位肝移植急性排斥反应模型。根据对肝脏的不同处理方法,将BN大鼠分为以下3组:假手术(Sham)组、单纯NMP(NMP)组及NMP联合术后他克莫司(FMP)组,每组6只,术后14 d收集血液、肝脏和肠道内容物样本。血液标本检测肝功能,HE染色观察肝脏组织学变化并计算排斥活动指数(rejection activity index,RAI),16 SrDNA检测肠道内容物,观察各组肠道菌群结构、多样性及功能变化。结果FMP组(中位生存期>60 d)大鼠存活时间较NMP组(中位生存期为16.5 d)延长,肝功能和肝组织病理较NMP组显著改善(P<0.05)。计算RAI结果显示,FMP组(2.00±1.23)显著低于NMP组(7.60±1.14)(P<0.05)。与NMP组相比,FMP组肠道菌群丰度下降,两组在物种之间有明显差异,FMP组富含厚壁菌门、阿克曼菌科和毛螺菌科,且富集其他聚糖降解和鞘脂代谢通路。结论他克莫司能够改善DCD供肝移植后急性排斥反应大鼠肝损伤,同时调节肠道菌群结构和代谢途径。

加速康复外科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在肝移植术后早期的临床应用

目的:观察肝移植术后早期应用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的加速康复外科(ERAS)理念的临床效果。方法:以2017年4月—2018年6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原位肝移植术的成人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是否采用促进胃肠道功能恢复的ERAS理念将患者分为ERAS组(121例)和非ERAS组(102例)。ERAS组应用ERAS理念,促进术后早期胃肠道功能恢复;非ERAS组给予常规围手术期处理。比较分析两组患者的排气时间、术后2周肝功能及营养指标、术后感染发生率、住院时间、住院费用等。结果:ERAS组术后2周总胆红素(TBil)为18.20(11.95,34.40)μmol/L,较非ERAS组[24.77(15.30,37.64)μmol/L]低(t=2.411,P=0.016),?γ-谷氨酰转肽酶(GGT)为133.30(88.45,196.30)U/L,较非ERAS组[160.90(101.03,271.00)U/L]低(z=-2.062,P=0.039);ERAS组术后2周白蛋白(ALB)为(40.78±4.00)g/L,较非ERAS组[(38.72±4.69)g/L]高(t=3.529,P=0.001);ERAS组排气时间为1.00(1.00,2.00)d,较非ERAS组[3.00(2.00,3.00)d]早(z=8.328,P=0.000);ERAS组患者在ICU住院时间为3.00(2.00,3.00)d,较非ERAS组[3.00(3.00,4.00)d]少(z=-5.103,P=0.000);ERAS组住院时间[27.00(22.00,38.00)d]较非ERAS组[35.00(26.00,74.50)d]短(z=-4.127,P=0.000);ERAS组住院费用[27.90(24.28,32.30)万元]较非ERAS组[32.03(27.39,38.73)万元]少(z=-4.634,P=0.000);在术后并发症中,感染相关的并发症存在明显差异,两组感染率分别为28.1%和40.2%(χ^(2)=3.628,P=0.047)。结论:ERAS术后早期促进胃肠功能恢复的理念在肝移植术后临床应用有效,有助于术后早期肝功能恢复和营养状态改善,减少住院时间及住院费用。

供肝保存与功能维护助力肝移植发展

肝移植作为终末期肝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已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并逐渐取得普遍认可。随着肝移植手术技术趋于成熟,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逐步降低,受者的短期和长期预后持续改善。然而,器官的供应与需求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鸿沟,是限制肝移植手术开展的重要原因。国内肝移植手术量逐年上升,供肝短缺问题日益突出,边缘供肝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近年来,供者器官的选择标准、器官的保存及功能维护技术不断完善。本文将从供肝保存、功能维护两方面,结合二者近年来的技术发展和研究成果,评述不同技术的应用情况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提高移植物和受者生存率,促进我国肝移植的发展提供参考。

索拉非尼治疗肝移植后肝细胞癌复发的单中心回顾性分析

目的:通过收集分析单中心索拉非尼治疗肝移植后肝细胞癌复发人群数据,探讨索拉非尼在肝细胞癌肝移植患者中的应用。方法:收集2011—2016年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术后肝细胞癌复发使用索拉非尼和最佳支持治疗(BSC)的患者资料41例。索拉非尼组27例,BSC组14例。比较两组的生存时间差异,并探讨索拉非尼的安全性。结果:索拉非尼组复发后生存时间为4~48个月,中位生存时间11个月;BSC组生存时间1~24个月,中位生存时间4个月,两组中位生存时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27例服药患者资料中,不良事件发生率不高,3级以上1例,该患者严重腹泻,予停药。结论:服用索拉非尼整体生存率较BSC高,部分患者用药后可出现轻微不良事件。索拉非尼可以较好改善肝移植后肝细胞癌复发患者预后。

胰腺移植手术方式的研究进展

成功的胰腺移植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既可有效控制糖代谢,又能延缓或逆转糖尿病并发症进程^([1])。由于胰腺外分泌处理和移植胰腺排斥反应难以诊断的特殊性,胰腺移植在移植总数和移植效果上曾落后于其他实体器官移植,但随着新型强效免疫抑制剂的临床应用、器官保存技术的改进和移植手术方式的日趋成熟。

Schimke免疫-骨发育不良的肾移植治疗

Schimke在1971年首次发表了一篇关于1例患有脊柱骨骺发育不良、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和细胞免疫缺陷三联征患者的报道^([1-2])。Spranger等^([3])回顾了5例有类似发现的患者,并将这种新综合征命名为Schimke免疫-骨发育不良(schimke immuno-osseous dysplasia,SIOD)。Ehrich等^([4])首次表明肾移植是SIOD肾衰竭的一种治疗选择。

改良查尔森合并症指数对老年患者肝移植术后早期并发症的评估价值

目的:探讨改良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老年原位肝移植(OLT)患者术后发生严重并发症的评估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2018年12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实施肝移植治疗的84例65岁以上患者资料,其中男64例,女20例。结合住院病历资料对患者合并症进行量化,计算出每个患者OLT-CCI总评分。通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系统,≥Ⅲ级定义为重度并发症,将患者分为轻度并发症组(60例)和重度并发症组(24例)。分别比较两组性别、年龄、原发病良恶性、有无中度贫血、肝脏手术和上消化道出血史、老年营养风险指数(GNRI)、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OLT-CCI、冷缺血时间、热缺血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和术后住院时间的差异,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进一步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轻、重度并发症组OLT-CCI(Z=-2.093,P=0.036)、GNRI(t=3.633,P<0.001)、术后住院时间(Z=-2.065,P=0.039)、中度贫血(χ^(2)=12.124,P=0.001)和既往肝脏手术史(χ^(2)=12.124,P=0.001)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OLT-CCI(OR=1.804,95%CI:1.028~3.168,P=0.040)、GNRI(OR=0.919,95%CI:0.866~0.976,P=0.006)、术后住院时间(OR=1.027,95%CI:1.003~1.052,P=0.030)和既往肝脏手术史(OR=8.183,95%CI:1.568~42.694,P=0.013)是老年患者肝移植术后发生重度并发症的独立危险因素,建立模型预测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92。结论:OLT-CCI联合GNRI、术后住院时间、既往肝脏手术史对老年患者肝移植术后重度并发症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调节性T细胞在移植免疫耐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调节性T细胞(Treg)是机体建立免疫耐受的重要抑制性免疫细胞,在调控机体过度免疫应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研究中,增加体内Treg数量或增强其功能已被证明是一种能够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治疗策略。目前,基于Treg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方法包括过继输注Treg、体内扩增Treg和利用抗原特异性Treg。本文对Treg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基础实验最新研究进展及国内外与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的Treg临床实践进行综述,并对Treg治疗未来的挑战与发展进行展望,旨在揭示Treg在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探讨Treg治疗策略的优势和局限性,并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和启示。

艾沙康唑诱发的水肿反应特点(附1例报告)

目的 总结艾沙康唑诱发的水肿反应特点。方法 分析1例艾沙康唑诱发严重水肿反应患者的临床特点。结果 患者女,47岁,因“服用奥硝唑后出现急性药物性肝衰竭”,痰培养显示烟曲霉菌感染。给予艾沙康唑治疗,第2天开始出现颜面部及四肢不对称水肿,随后水肿逐渐加重;停用艾沙康唑后水肿逐渐减轻,2 d后消退;停药4 d后再次给予艾沙康唑,连续给药5 d后又出现四肢轻度水肿。结论 艾沙康唑可诱发外周水肿,表现为颜面部及四肢不对称水肿,停用药物后可消退。

MSCT、IQQA评价肝移植供体术前肝体积的价值

目的探讨CT手动法、IQQA半自动法、门静脉右支流域法测量右半肝体积与术中移植肝体积的相关性,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对79名供体分别以CT手动法及IQQA半自动法测量全肝体积(以CTV全、IQQAV全表示)及右半肝体积(以CTV、IQQAV表示),用门静脉右支流域法测量右半肝体积(以RPVTV表示),并分别将3种术前右半肝体积测量结果与术中右半肝体积(IOV)对比,计算术前所测3种右半肝质量与受体体质量的比例(GRWR),比较其准确性。结果 IQQAV大于IOV,其与IOV的相关性比CTV与IOV的相关性更好。RPVTV与IOV亦有相关性,但相关性不如IQQAV。CTV及IQQAV的GRWR各有1例小于0.8%。结论与CTV相比,IQQAV更准确。

减少肝移植围手术期输血相关策略的研究进展

肝移植手术一直存在大量失血和输血的问题。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随着肝移植技术的不断成熟,围手术期输血量急剧减少,无输血肝移植成为现实。由于出血和输血都与肝移植的不良预后相关,减少出血和不必要的输血成为了肝移植围手术期的关键目标。本文总结了肝移植围手术期异体输血的不良影响、终末期肝病患者的凝血功能监测、肝移植受者的输血管理以及减少肝移植围手术期输血的策略,旨在为减少肝移植围手术期的输血需求提供参考。

肝移植治疗慢加急性肝衰竭的临床研究进展

慢加急性肝衰竭是一种慢性肝脏疾病急性加重导致的肝功能急剧恶化的疾病,其通常会伴随多个器官功能衰竭且预后比普通肝硬化差。许多研究认为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若能及时行肝移植手术可以显著提高生存率,然而目前没有可靠的指南指出患者肝移植手术的适应证。本文归纳了近年相关研究并对慢加急性肝衰竭肝移植的指征、时机、预后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