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移植受者发生肾癌的临床特征和诊治分析

目的:探讨肾移植受者发生肾癌的临床特征和诊疗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3月至2023年3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收治的27例肾移植受者发生肾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性25例、女性2例。27例患者中24例行肾癌根治性切除术(包括1例行双侧肾癌根治性切除术、1例行肾输尿管全长切除术),3例行保守治疗。手术方式包括开放、腹腔镜和机器人手术,并对患者的诊疗过程、病理特征和手术预后进行分析。结果:手术中位时间为148(100~210)min,术后中位住院时间为7(4~10)天。24例手术患者为原肾肾癌,肿瘤直径平均为(4.03±2.49)cm,其中6例为肾乳头状细胞癌、1例为肾嫌色细胞癌、17例为肾透明细胞癌。3例行保守治疗中的1例患者发现移植肾肿物,行穿刺活检病理为肾透明细胞癌。27例患者的临床TNM分期分别为T1aN0M0为18例、T1bN0M0为4例、T2aN0M0为2例、T4N1M1为3例。患者首次诊断肿瘤的平均年龄为(51.21±7.60)岁。至移植前中位透析时间为19(1.2~72.0)个月,诊断肿瘤至移植手术的中位时间为95(12~180)个月。27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7(3~147)个月,随访至129个月和95个月后有2例死亡,死亡原因分别为肺炎和脓毒血症。结论:肾移植术后发生肾癌患者的早期诊断较为困难,有多发、囊性变、坏死倾向,重视规范的随访及确定预防性切除术时机尤为重要。

肾移植适应证的变迁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脏疾病(end-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有效治疗方法^([1-2])。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随着血管吻合技术、免疫学、免疫抑制药物、器官保存等技术的不断发展,移植物和患者的生存率有了显著改善。肾移植的适应证也在随着这些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生变化。但肾移植仍然面临供体短缺、慢性排斥反应、原发病复发等导致远期预后不佳的问题.

ABO血型不相容亲属活体肾移植23例报告

目的探讨ABO血型不相容(ABOi)亲属活体肾移植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3例ABOi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术前根据受者的初始血型抗体滴度,采取不同的个体化预处理方案,包括口服免疫抑制药+利妥昔单抗,或口服免疫抑制药+血浆置换和(或)血浆双重滤过+利妥昔单抗等,监测预处理前、后,肾移植术前及术后的血型抗体滴度和围手术期移植肾功能、相关并发症。并随访移植肾功能及相关并发症。结果23例ABOi亲属活体肾移植受者中,除1例术中出现超急性排斥反应,其余22例血清肌酐水平恢复良好。围手术期并发症包括4例淋巴瘘、1例尿瘘、1例肾周血肿合并T细胞介导的排斥反应、6例泌尿系统感染、1例急性肾小管坏死、1例急性胰腺炎、1例血型抗体反弹、1例原发病复发,经治疗均痊愈。截止至随访日,22例受者的移植物和受者存活率均为100%,移植肾功能良好。随访期间血型抗体滴度均≤1∶8。随访期并发症包括2例严重肺部感染、1例抗体介导的排斥反应、2例原发病复发、1例淋巴囊肿、1例泌尿系统感染、1例带状疱疹、1例BK病毒尿症和2例血糖异常。结论根据不同血型抗体水平选择个体化预处理方案,可以安全地实施ABOi亲体肾移植。但大剂量使用利妥昔单抗,或在高致敏受者中联合使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诱导,均可能出现严重的感染并发症。

超声造影在胰腺移植中的研究进展

胰腺移植治疗糖尿病,尤其是胰肾联合移植应用于治疗糖尿病合并终末期肾病的临床效果日益改善,使得越来越多的移植中心开展胰腺移植手术。但复杂的手术和各种并发症,降低了患者和移植物的生存率。特别是术后早期较高的血管并发症发生率。而超声造影在胰腺移植术后的应用越来越显示出了优越性。本文主要就超声造影在胰腺移植术后血管评估、供体胰腺评估、血栓形成、预测胰岛素分泌能力、排斥反应及并发症方面的应用加以综述,以期为胰腺移植的临床应用和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Schimke免疫-骨发育不良的肾移植治疗

Schimke在1971年首次发表了一篇关于1例患有脊柱骨骺发育不良、进行性肾功能衰竭和细胞免疫缺陷三联征患者的报道^([1-2])。Spranger等^([3])回顾了5例有类似发现的患者,并将这种新综合征命名为Schimke免疫-骨发育不良(schimke immuno-osseous dysplasia,SIOD)。Ehrich等^([4])首次表明肾移植是SIOD肾衰竭的一种治疗选择。

供者尿液肾损伤标志物检测与肾移植预后的关系

目的:通过前瞻性研究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供者脑死亡期间尿液肾损伤标志物与术后移植肾功能恢复延迟(DGF)及肾功能恢复的关系,阐明肾脏损伤标志物对移植肾预后的评估作用.方法:收集从2015年10月~2017年5月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行DCD供肾肾移植术的101例患者资料,所有患者术后随访期为半年.结果:101例受者中出现DGF 9例(8.9%),平均术后6月肌酐为118.0±35.2μmol/L.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DGF影响因素包括供者肌酐(P=0.02)、尿中性粒细胞明胶酶相关脂质运载蛋白(NGAL)(P<0.001)、尿肾损伤分子1(KIM-1)(P<0.001)、尿白细胞介素18(IL-18)(P<0.001)、受者体质量指数(BMI)(P=0.024)及受者原发病(P=0.025).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供者年龄和尿NGAL是DGF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后6个月肾功能的影响因素包括:供者BMI(P=0.01)、供者年龄(<0.001)、供者高血压(P=0.001)、尿KIM-1(P=0.008)、尿NGAL(P=0.001)、受者BMI(P=0.012)、受者性别(P=0.015).进行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后显示,供者尿NGAL、BMI和年龄是影响术后6个月肾功能的独立影响因素.结论:尿NGAL与DGF发生相关,且对于早期肾功能评估具有一定价值.

再次肾移植:挑战与机遇并存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病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近几十年来,由于手术技术的改进和新型免疫抑制药物的研发应用,肾移植的长期预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然而,移植物失功率在第一年仍可高达10%左右,随后每年保持在3%~5%。随着肾移植数量的逐年增加,等待再次移植的移植肾失功患者比例也逐渐增加,再次肾移植的比例也逐年增加,2007年活体肾移植行再次肾移植的比例约为7.1%,器官捐献肾移植约为9.7%,至2011年增加至11.8%,2014年为14.5%,2015年为15%。致敏仍然是影响再次肾移植预后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再次肾移植也面临其他方面的挑战及问题,本文将进行介绍。

《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DIGO):肾移植候选者评估和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0版)》解读

2020年改善全球肾脏病预后组织(Kidney Disease:Improving Global Outcomes,KDIGO)推出肾移植候选者评估和管理临床实践指南,旨在帮助全球健康管理专业人员对潜在尸体或活体肾移植受者进行评估及管理;。指南着眼于肾移植候选者存在的普遍问题,如移植的可行性、候选者的人口学及健康状态、免疫学和社会心理学评估。指南还关注各种危险因素和共存疾病,如依从性、吸烟、糖尿病、肥胖、围术期等问题、导致肾衰的病因、感染、恶性肿瘤、肺部疾病、心脏及外周血管疾病、神经系统疾病、胃肠道及肝脏疾病、血液病、骨骼和矿物质代谢紊乱对候选者移植适应性的影响,并对上述各方面提供了以下建议。

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的临床疗效分析

目的总结和分析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的临床疗效,并探讨经验和教训。方法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肾移植科2011年7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36例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患者的临床资料。主要观察移植肾存活率、移植肾丢失以及泌尿系统并发症发生率,还包括蛋白尿,出血等。随访3年,观察患者生存率及血清肌酐变化。结果术后1年、3年的移植物存活率均为83%(30/36),移植受者存活率均为100%(36/36),移植物长期存活的30例受者中,术后3年血肌酐水平持续下降。移植肾丢失发生率为16.7%(6/36),其他并发症包括泌尿系统并发症16.7%(6/36)、出血11.1%(4/36)等。蛋白尿的发生比例逐步下降,大部分在随访期间消失。结论小儿双供肾整体移植具有良好的长期移植肾功能和存活率,是一个增加供体库的可行、有效方法。

CD19 CAR-T细胞治疗肾移植后难治性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1例并文献复习

移植后淋巴组织增生性疾病(post-transplant lymphoproliferative disease,PTLD)是实体器官移植(solid organ transplantation,SOT)之后常见的并发症[1]。PTLD为一组异质性病变,包括多种组织病理学类型,从反应性多克隆B细胞良性增生到恶性侵袭性淋巴瘤。各种疾病形式具有不同的生物学和临床特征,其中恶性侵袭性淋巴瘤进展迅速,如未得到及时有效治疗,预后极差,病死率很高[2]。

肾移植围术期的输液管理

肾移植是终末期肾脏疾病的最佳治疗方案之一,与透析治疗相比,显著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和生存率。但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elayed graft function,DGF)仍是影响肾移植预后的一个重要并发症[1],直接影响移植肾的存活时间。优化的围术期输液管理是保证血液动力学稳定的基础,可有效预防DGF[2]。本文围绕肾移植围术期输液管理作一综述,希望为临床医生肾移植围术期液体管理提供参考。

单细胞RNA测序在肾移植排斥领域的应用及进展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因为免疫抑制剂的研发以及免疫抑制方案的优化,临床器官移植无疑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自从20世纪80年代钙调磷酸酶抑制剂环孢素及20世纪90年代新的小分子和生物制剂被成功引进移植免疫抑制领域以来,肾移植术后排斥反应的发生率从40%下降到了10%~15%[2],然而慢性排斥反应导致的移植物远期存活率下降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点;。相关研究表明,排斥反应的早期诊断和早期干预可以改善移植肾的预后;。

从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调节性T细胞在移植免疫耐受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调节性T细胞(Treg)是机体建立免疫耐受的重要抑制性免疫细胞,在调控机体过度免疫应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研究中,增加体内Treg数量或增强其功能已被证明是一种能够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治疗策略。目前,基于Treg诱导移植免疫耐受的方法包括过继输注Treg、体内扩增Treg和利用抗原特异性Treg。本文对Treg的特征及其作用机制,基础实验最新研究进展及国内外与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的Treg临床实践进行综述,并对Treg治疗未来的挑战与发展进行展望,旨在揭示Treg在移植免疫耐受相关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应用前景,探讨Treg治疗策略的优势和局限性,并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提供参考依据和启示。

肾移植患者中伏立康唑对他克莫司药代动力学的影响

目的 探讨肾移植患者口服伏立康唑(VRC)对他克莫司(TAC)药代动力学的影响。方法 纳入在服用VRC前均已口服TAC超过2 d并达到稳态血药浓度的肾移植患者为研究对象,在服用VRC 200或400 mg·d^(-1)后的第3、5和10天,用高效液相色谱方法测定TAC的药物谷浓度(C_(0)),用聚合酶链反应法检测基因型,并比较联合使用VRC后TAC药代动力学的变化情况。结果 11例肾移植患者使用VRC后,TAC C_(0)为3~8μg·L^(-1),浓度剂量为原剂量的50.00%~87.50%。VRC对TAC的影响程度在个体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服用VRC后的TAC C_(0)平均值明显高于VRC前[(12.14±3.89)vs(5.20±2.79)μg·L^(-1)]。11例肾移植患者根据细胞色素P450(CYP)2C19-CYP3A5基因多态性进行分组,在联合用药情况下,慢代谢组TAC在第3、5和10天的C_(0)/剂量均显著高于快代谢组[(582.10±252.30)vs(439.03±166.08),(873.71±449.22)vs(666.60±168.00),(852.10±505.73)vs(261.50±81.98)μg·L^(-1)·mg^(-1)·kg;均P<0.01]。结论 肾移植患者口服VRC对TAC药代动力学有着显著的影响,两者联合应用TAC剂量需要减少原始剂量1/3的原则已经不适用,可能与VRC本身的药代动力学以及CYP2C19/CYP3A5基因多态性有关,建议在联合使用VRC和TAC时定期监测TAC药物浓度。

实体器官移植术后人微小病毒B19感染研究进展

人微小病毒B19(human parvovirus B19,HPV-B19)感染是实体器官移植术后常见的贫血原因,其临床表现以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为主,其他多不明显或无反应。HPV-B19的传播途径以呼吸道飞沫传播为主,其他包括输血传播、实体器官移植、母婴传播等。感染后产生特异性IgM抗体,随后数天内产生保护性IgG抗体以清除体内病毒。实体器官移植患者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无法完成有效的免疫应答,病毒持续复制。实体器官移植患者HPV-B19感染的诊断主要依靠HPV-B19 DNA,若HPV-B19 DNA为阴性,临床仍不能排除HPV-B19感染,可行骨髓穿刺。HPV-B19感染的治疗无特异性抗病毒药物,主要依靠静脉应用免疫球蛋白、调整免疫抑制剂等。

自制取肾袋在后腹腔镜左侧供肾切取术中的应用

目的探讨自制取肾袋用于后腹腔镜左侧供肾切取术中取出供肾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6月行后腹腔镜左侧供肾切取术的66例供者的临床资料,男性27例,女性39例,平均年龄为(58.3±7.8)岁。采用自制取肾袋取出供肾41例,未采用自制取肾袋取出供肾25例。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供肾长径和宽径、温缺血时间以及取肾切口长度。结果比较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BMI、供肾长径和宽径、温缺血时间以及取肾切口长度,两组取肾切口长度分别为(62.4±5.3)mm及(79.5±6.8)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温缺血时间分别为(153±54)s及(165±71)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441)。结论在后腹腔镜左侧供肾切取术中,采用自制取肾袋用于取出供肾有利于缩小取肾切口,且不增加肾脏温缺血时间。

138例胰肾联合移植围手术期外科并发症的处理经验

目的回顾性分析胰肾联合移植术后围手术期外科并发症的发生.治疗及预后。方法纳入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138例胰肾联合移植受者。回顾性分析围手术期外科并发症的种类、发生率.治疗及再手术情况,探讨并发症的发生原因及其对受者和移植物存活的影响。结果138例胰肾联合移植受者,按是否发生外科并发症分为并发症组(35例)和无并发症组(103例)。围手术期外科并发症包括:移植胰腺静脉血栓1例(0.72%),移植肾动脉血栓1例(0.72%),消化道出血14例(10.14%),腹腔出血3例(2.17%),移植肾劈裂1例(0.72%),肠漏2例(1.45%),胰漏1例(0.72%),尿漏2例(1.45%),腹腔感染4例(2.90%),完全性肠梗阻9例<6.52%,其中机械性肠梗阻1例。并发症组受者、移植胰腺、移植肾的4年存活率分别为96.3%、88.9%,82.1%,无并发症组受者、移植胰腺.移植肾的4年存活率分别为100%、100%.98.8%。两组移植肾及胰腺的存活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5和0.0018)。结论阿加曲班和/或低分子肝素抗凝、黏膜下止血、消化道内镜及肠梗阻导管的应用,可有效预防或治疗外科并发症,有助于改善受者及移植物预后。

肾移植术后不同阶段他克莫司缓释剂型转换的回顾研究

目的回顾分析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肾移植受者免疫抑制剂方案由他克莫司转化为他克莫司缓释胶囊的临床特点,为临床肾移植术后免疫抑制剂的治疗给药提供参考。方法根据药物转化的时间,将156例肾移植受者分为三组,比较不同组别换药前后肝肾功能血糖血脂及术后相关指标的影响。结果三组新发糖尿病比例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5)。免疫诱导方案三组间的差别无统计学意义,免疫抑制剂维持方案三组比较中霉酚酸酯(G3组占68.8%)为主转化为霉酚酸(G1组占72%)为主,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他克莫司用量,三组受者日平均用量(P<0.001)和单位体重的平均用量(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随着术后时间的延长他克莫司平均血药浓度谷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三组换药的方法差别无统计学意义;G1和G2组换药前后谷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结论肾移植术后不同时期均可选择他克莫司转换他克司缓释剂型的方案,药物剂型的转化降低了佐剂用量,血药浓度及肌酐水平更为稳定,为更优化的免疫抑制方案。

胰肾联合移植术后麻痹性肠梗阻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胰肾联合移植术后麻痹性肠梗阻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方法纳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2017年1月至2019年12月行胰肾联合移植术受者115例,回顾性分析胰肾联合移植术后麻痹性肠梗阻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根据术后麻痹性肠梗阻的发生情况,将受者分为肠梗阻组19例和非肠梗阻组96例。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糖尿病类型、糖尿病患病时间、透析方式、透析时间、糖尿病性胃肠病史、腹部手术史、肠道准备、手术时间、出血量、免疫抑制剂方案、低蛋白血症等因素对于麻痹性肠梗阻发生率的影响。将筛选的可疑危险因素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受者术后发生麻痹性肠梗阻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115例受者中,术后发生麻痹性肠梗阻19例(16.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存在糖尿病性胃肠病史、手术时间、开腹手术史、无肠道准备、低蛋白血症的受者麻痹性肠梗阻发生率高(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糖尿病性胃肠病史、手术时间、开腹手术史、无肠道准备是术后麻痹性肠梗阻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胰肾联合移植术后麻痹性肠梗阻发生的相关危险因素包括糖尿病性胃肠病史、手术时间、开腹手术史和无肠道准备,临床工作中应对上述因素予以干预。

外泌体作为肾脏缺血缺氧损伤生物标志物的研究进展

外泌体内富含蛋白质、核酸、脂质及多糖等特异性生物活性分子,这些物质是其生物功能多样性的基础,包括调节免疫、促进肿瘤细胞增殖和迁移及动脉粥样硬化等。外泌体作为细胞间信号传递的载体,在肾脏缺血缺氧损伤的诊治方面受到广泛关注。与传统肾脏损伤标志物相比,外泌体在肾脏损伤初期的诊断方面更具时效性和准确性。同时,外泌体在肾脏损伤中的治疗价值也逐渐被发现。深入研究外泌体在肾脏缺血缺氧损伤中的诊治作用,可以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