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与现实抉择:朝鲜将领林庆业与明清之际的中朝关系

明清鼎革之际,朝鲜重要将领的林庆业,深受国王仁祖尊明斥清观念的影响,以明王朝为正统,仇视、对抗女真人建立的清政权,但经两次武力征服后,在现实面前只能无奈屈从,表现出两难抉择。此期间,怀有根深蒂固尊明思想的林庆业,表面上依从大清,私下却积极联络各地反清力量,致力于联明抗清,由此招致大清的追捕监禁。朝鲜国王仁祖为保全林庆业的性命,设法将其引渡回国。由于朝鲜国内存在不同党派的争斗,林庆业不幸成为牺牲品,但其身后受到朝鲜历代国王的褒奖。由此反映出朝鲜君臣一贯的反清心态。本文通过对林庆业活动历程的个案解读,揭示该时期中朝政治关系发展的实态。

《纪效新书》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探析

《纪效新书》是明代著名兵书,由抗倭将领戚继光编撰而成,具有极高的军事价值。以海上私人贸易为主要途径,《纪效新书》大量传播日本,其影响力也随着在日本的刊印和传播不断加深。此书被日本江户时代多个藩主和重要馆所收藏,是日本知识分子提出自己兵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同时,《纪效新书》不仅成了日本武艺书籍采纳的主要对象,而且书上所记载的兵学、战法是江户时代末期日本解决社会危机的参考方法之一。

朝鲜王朝廷臣李廷龟两次赴明“辩诬”述论

明朝神宗年间,朝鲜王朝重臣李廷龟作为"辩诬"代表,先后于1598年和1620年两次出使明朝,就一些涉及两国外交关系的问题如"结党朋欺""背明投金"等,开展"辩诬"交涉活动。经过李廷龟等人的努力,明朝解除了对朝鲜的误会,从而使朝鲜重新赢得上国明朝的信任。朝鲜国王前后两次派李廷龟出使明朝一事,不仅反映出朝鲜对明政策的变化,从大历史的背景来考察,它也揭示出彼时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等问题。由此,考察李廷龟的明朝之行,有助于更明晰地了解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中朝关系史及东亚地区关系史。

《时宪历》传入朝鲜及其流播探析

明清鼎革,清朝将《时宪历》作为官方历书颁行天下,《时宪历》经由赴京使行传入属国朝鲜。朝鲜王廷逐步接受并采纳《时宪历》,将其在全国刊印施用,同时不断派遣使臣赴京购买历法书籍、学习《时宪历》的编算方法。《时宪历》对中朝封贡制度内的年号、纪年等时间规则进行了制定,但朝鲜举国都表现出对奉行清朝正朔的极大反感。《时宪历》在朝鲜传播的历程,反映出明清更迭后朝鲜的对华观由“尊明”“慕华”到“贬清”“攘夷”的嬗变,实质上体现出朝鲜在政治上屈服、文化上反叛的二元对立。

清代康雍乾时期医籍传入朝鲜问题探析

清代康雍乾时期,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有所改善,两国逐渐恢复经济文化往来,其中医籍交流便是两国书籍交流的一部分。清朝医籍传入朝鲜的方式,主要是朝鲜燕行使的公开或私下购买;并且在18世纪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一些汉译西医学书籍同样传入朝鲜,对朝鲜本土医学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朝鲜在此基础上基本形成了完备的医学体系,独创朝鲜四象医学并将其回传至中国朝鲜族聚居地区,促进了中国朝鲜族医学的发展。中朝两国的医籍交往与互动不仅传递了东西方优秀的医学文明成果,而且对于两国的医学发展、文化交流以及两国的政治友好关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对公司制度变迁的影响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只是政治革命,也是经济社会革命。革命确立的议会主权原则逐步落实,使公司制度发生结构性变迁:公司从"国王之子"转变为"国家之子";公司财产权由国王颁发特许状确认,转变为由议会立法确定;公司股份从受限制转向允许资本平等准入;公司法人外部主体性日益增强,并在空间层面不断扩张。革命后的英国公司不仅是整合国内资本力量的重要平台,而且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控制国内外市场、巩固统治、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重要工具。

朝鲜王朝廷臣洪翼汉的尊明斥清活动考述

洪翼汉是朝鲜王朝仁祖时期(1623—1649年在位)的一名廷臣。在“仁祖反正”事件后,受朝鲜国王派遣,亲明派官员洪翼汉作为“册封奏请使”成员出使明朝,请求明朝派官员前往朝鲜举行册封典礼,体现出朝鲜对上国明朝的尊重。在明清王朝更替过程中,清朝皇太极称帝改制,深受义理思想影响的洪翼汉对此坚决予以抵制,后由此作为反清官员被朝鲜王廷送到沈阳杀害。本文认为,洪翼汉的反清之举固然得到当时朝鲜朝斥清派官员及民众的称赞,但结合彼时的局势以及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言,洪翼汉的反清之举并不值得提倡。探讨洪翼汉的出使明朝及抗清行为,有助于揭示17世纪初期朝鲜朝与明朝、后金(清)关系的实际发展态势,丰富古代中朝关系史的研究。

培育宗教改革运动的人文主义

2017年是德国宗教改革运动500周年,世界范围的历史学界都在纪念这个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伟大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发源于德意志有其深刻的社会基础,即:黑死病之后经济结构发生本质的变化,政治局势已形成难以弥合的分裂,这些都反映在德意志人文主义的思想中。德意志人文主义扎根于中世纪的大学里,大学都有较强的宗教背景,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文主义者。这些人文主义者大多出身于市民阶层,切身感受到了社会的变化。这些在大学中接受了传统的神学和法学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仍然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情怀,易于接受基督教新神秘主义的宗教思想,正是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以马丁·路德为代表的宗教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