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分离的动力资源--基于西方政治转型背景的两种评价模式

泰勒认为,中世纪的社会观念、教会、主体权利的法律观念、相对独立的自治市、中世纪政体的结构等是现代西方自由民主形成的根源;哈贝马斯则认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形成的合法化主题"是"世俗化"、"理性的法"、"抽象权利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主权"、"民族"等五种要素的复合体。实际上,西方政治转型是经过一个从二元分离到一元同构再到二元分离的过程,在国家与教会的二元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考克斯的选择与启示

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路径,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却人言人殊的问题。在这方面,罗伯特.考克斯构建批判理论的基本做法及所取得的成功,对我们有如下启示:一是在理论上切实采取开放性态度;二是高度关注当今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并对两者进行有学理深度的回应或解读;三是既要有创新的意识和勇气,更要具备相应的能力。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多视角分析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的重要价值,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提出及其实践,包含了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也为从不同侧面认识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提供了现实根据。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至少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分别加以阐释:1、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认识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2、从内源与外源的关系上认识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3、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关系上认识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4、从价值理想与现实发展的关系上认识自由、平等与社会主义。

言说的短路与表达的困境--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分析

当前社会频频发生的话语事件揭示了公共行政的话语危机。一方面,政府言说出现了广泛的短路现象,其表现是政府及其官员的言说缺位,不被信任,难于理解,伤害民众的情感;另一方面,公民表达也存在着许多困境,诸如不被倾听,得不到重视,效率很低等。行政话语危机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与专制政治的历史惯性、权力与权利的不对称、表达能力的欠缺、双边互信的衰落以及官僚语言的特性等密切相关。超越行政话语的危机,要求从理念、制度、技术和技能等方面创造条件,建构和完善多元化的行政对话制度。

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

在中国外交政策分析这一研究课题中,搞清楚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影响力量及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当今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诸多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行为体中,根据影响力大小,可以区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种力量。其中核心力量包括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部及有关部委、军队系统;半边缘力量包括国有大型企业、省级地方政府;边缘力量包括智库、大众媒体和普通公众。基于这种状况,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层次协调以达成决策所需要的共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在牢牢把握政策制定主导权和正确方向的基础上,有效地整合各种影响力量,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基于电子政务的服务型政府建设：模式与整合

电子政务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互相支持的,这体现在以公民为中心的关系模式、以服务为导向的内涵模式和以流程为突破的技术模式等三个方面。文章首先分析了这三种模式中电子政务与服务型政府的契合与互动。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这三种模式构成了电子政务与服务型政府相契合的"三位一体"架构,互相影响,互相促进。以公民为中心的关系模式会直接影响到服务导向的内涵模式,并对政府机构、业务流程产生影响。反过来,政府职能的改变与流程的优化也会影响到公民中心地位的确立。因此,本文提出应加强这些模式的互动与调适,并使其适合中国国情。

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向度涉及人的交往活动和人的认识活动两大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国际关系史的研究和世界历史的研究,后者则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和哲学史的研究。而文明史的研究可以将上述两大向度最有效地结合起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史多向度,意味着从业者必须努力拓展学术视野,积极建构更为宏大、更加合理的知识结构,以使自己在理解和解释复杂的国际关系事实时具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道德建设新指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要求实现道德建设“由圣入凡”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新指向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实现从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化,把以人为本与现代性“平民化人格”联系起来,以生态和谐观念寻求公德与私德的统一。

马基雅维利在何种意义上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

"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含义是多重的、复杂的,有必要区分出两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狭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国家理性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审视马基雅维利与两种"马基雅维利主义"之间的关系:就国家理性意义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而言,《君主论》中的国家理性论是隐含的,而他在《李维史论》中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国家理性论的理论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基雅维利是西方现代国家理性论的奠基人。

多元文化背景下执政党文化方略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类不同文化之间密切交往,多元文化在当今世界各国文化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如何应对多元文化的挑战,如何处理现代国家中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各国执政党在文化战略上面临的问题。

中共七大后与八大后的比较研究——兼论中共八大路线中断的原因

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铸成了某些历史的遗憾。中共七大后和八大后同样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七大路线能够坚持到底,而八大路线却中途改变,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充足的思想准备。造成八大思想准备不足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是:八大处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历程的开端,客观上不具备能有充足思想准备的条件;必须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正确处理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不统一的问题;必须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稳妥从容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

欧洲社会党的团结互助观及其启示

团结互助是欧洲社会党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欧洲社会党的团结互助观既具有合理因素,又具有局限性。团结互助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团结互助与社会主义相互联系、不可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