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分配的国家逻辑——以“典型政治”及其运作为例

树典型是一项国家治理技术。英模人物是树典型活动的结果,其实质是围绕伦理价值而建构起来的权威性分配行动,主要体现着国家的意志和需要。树典型、荣誉称号和英模人物共同构成了"典型政治"。树典型是国家治理能力短缺条件下的低成本治理策略,相对于由法律法规所建立起来"硬"性惩戒体系,典型政治具有调控社会行为的"软"功能,并主要通过优劣对比机制、简单重复机制、双向选择机制和宣传学习机制等来运作。典型政治在贯彻国家需要、促进社会整合等方面具有特殊的功效。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树立什么样的英模人物,怎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英模人物的作用,如何提高典型政治的效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多元与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的内在逻辑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整合是比较成功的。其成功的机理就是由多元而一统。中国传统政治整合所面对的多元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与矛盾;地区差异与矛盾;民族差异与矛盾;政治制度内部的矛盾;政治思想、观念上的分化与矛盾;等级差异及矛盾;民间社会等。它所设定的政治整合目标——一统,也有其特殊性,具体包括:一个核心和最高点;综合性、全方位的协调一致;允许内部差异,倡导和而不同等。中国传统政治整合由多元而一统的复杂运动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有领导、多主体、多方式、因时因地制宜。

族际政治文明建设探析——以多民族发展中国家为背景

在当代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尽管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但是大多数国家为了保证不同民族群体和平共存、共同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努力,其中蕴含了不少族际政治文明的新理念和成果。尽管这种理念和实践的发展层次不一,但它代表了一种新方向。本文尝试性地提出族际政治文明概念。族际政治文明是多民族国家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共同事务上形成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进步状态和成果的总和。族际政治文明在当代不少多民族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它强调不同民族之间良性的共有文化和包容精神,通过积极价值的引导,使不同民族群体超越狭隘的身份认同,实现民族的和平、合作和共生。尽管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实践,族际政治文明在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和障碍,但它所体现的精神为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内涵性发展的基础。

去圣化、去经化、去派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与转化的理念前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与创新性转化,不仅需要研究和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更需要关注其中蕴含的一些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当代中国发展的需要和趋势考虑,去圣化、去经化、去派化,应该是思考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创新的三个重要理念前提。在思考和探索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与转化时,应摆脱圣化思维,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人物不作为圣人对待;不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典籍及其中的思想作为经对待;不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流派分化和矛盾所束缚,不以某流派的信徒自居。

邻避补偿回馈机制的利益聚合能效研究

利益聚合动能孱弱是邻避冲突治理无法实现共赢的重要原因,补偿回馈是聚合冲突各方利益的基点。货币补偿、公共设施回馈、生态补偿具有增进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以及创设环境友好的生态体系的作用机理。然而,补偿回馈机制也存在激励效应失灵、环境正义困境、公众心理困境难以消解等局限。因此,应通过建立心理补偿吸纳机制创造合作共利基础、实施复合型补偿策略提升补偿激励综合效能、建立利益补偿制衡机制公平分配利益并分担风险、引入竞争性补偿回馈策略将选择权交给公众等途径,优化补偿回馈机制,提升利益聚合能效。

“政治”概念的重述与政治学问题意识的转换

对"政治"概念的不同界定,既反映了人们对政治现象认知的差异,也体现了人们政治问题意识的不同。现有的政治概念大体可分为"争权说"、"分利说"、"解决冲突说"、"制定规则说"和"管理公共事务说"几种。这几种观点对政治的理解都有一定合理性,但都存在较大缺陷。因此,有必要重构"政治"概念,即"政治是社会利益冲突不能自发调节的情况下,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体通过强制性的公共权力,运用制度、法律、政策等手段调节冲突,以实现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活动"。这一定义在强调政治制度重要性的同时,更凸显了大政方针、路线政策、发展战略、法律体系、价值选择等在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扩展政治学的知识领域,为政治学研究开辟更广阔的前景。

模糊的社会——国家治理的信息基础

本研究从信息的视角分析国家治理的操作性问题。社会是国家治理的场域,也是国家治理的对象。相对于国家占优的公民与国家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存在着国家处于劣势的信息不对称。大多数时候,国家实际上并不掌握社会事实的信息。社会要素的多样性、社会过程的复杂性和社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等,决定了国家干预的对象是充满模糊性的社会。国家已经掌握了大量标准化的信息,但仍然难以掌握和处理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信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社会事实的清晰化,即掌握充分、精确和可靠的社会信息,其中国家权力的应用涉及到大量复杂的抉择。

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

古代东亚秩序的形成与维系,同历史悠久的朝贡体系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要有效揭示古代东亚秩序的内在逻辑,应当批判地借鉴以历史主义见长的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探讨朝贡体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本质。在古代,中国与朝鲜长时段的朝贡体系实质上是一种由中国主导并以其特有文化为基础、周边诸政权普遍认可和积极参与的特殊国际制度。就中国而言,完全独立的政治体制、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等级制的世界观,使其对外部的需求仅限于其他政权对其至高无上地位的承认及其对相关制度安排的服从。而对周边诸政权来说,只有与实力超强的中国建立朝贡关系,它们才能获得合法性和安全保障,并取得与中国贸易的机会,从而实现生存与发展两大目标。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缺乏文化共识的前提下,由地区强国主导,可以促成某种功能性的国际制度,使地区秩序得以维护,并在交往过程中反向促成文化认同。这一结论修正了英国学派关于共有文化与国际制度的关系的观点。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行动者的定位及其激励--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为例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行动者的定位是不同的,其激励也大不一样。其中,中央政府承受着公平分配的社会压力,是改革的顶层设计者,肩负着制度供给和统筹协调等方面的责任。地方政府是改革方案的执行者,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在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领域有很大的作为空间。社会组织尤其是垄断行业等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但他们又是松散的和软弱的,这也相应提出了选择和优化改革策略的要求。公民参与具有良好的内在激励,并有民主控制和达成共识等方面的意义,对公民的赋权决定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前景和未来。

中国外交的全球战略环境——基于力量结构、国际机制和观念互动三个维度的考察

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是指该国所面对的主客观环境中那些宏观、长远且对外交全局产生至关重要影响的因素的总和。从构成要素及彼此间的关系看，一国外交的战略环境具有多维属性；就空间角度而言，它包括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其中国际环境又可以区分为全球和周边两个层次；就基本属性而言，它既具有相对稳定性，也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

“行政审批局”模式：基于行政组织与环境互动的理论分析框架

行政审批局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备受争议的环境中艰难生长,公共组织理论为分析其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工具。组织的一般外部环境要求传统机构突破职能型结构与"政府需求导向"框架约束,"以顾客需求为导向"建立横向型机构并进行流程再造;组织的外部具体环境,要求出现跨部门组织,填补政府体系中横向稳定协调机制的不足,形成与原职能部门进行可持续博弈的权力基础,倒逼政府由"审批式管理"转变为"监管式服务";行政审批局内部环境积极回应外部环境的要求,其开放式、全透明的新型办公模式,提供个性化的无偿帮办服务,最大限度的缩短政府与公众的距离,规范行政裁量权,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重塑行政文化。因此,行政审批局作为横向型、跨部门组织,能够承载"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的多项改革目标,其成立代表中国现代政府治理的良好开端和发展方向,是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的必由之路。成立行政审批局不是改革的可选项,而是必选项,应该在其聚合阶段向正规化阶段过渡期间,进行全面推广。

放管服改革背景下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探析

放管服改革是对新时期全方位调整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的生动描述。在改革的总体设计中,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调整既关涉减少企业发展阻力,提高互益性社会组织对企业的服务水平,激活市场发展,又为厘清政府与社会边界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场域。但是,在行业协会去行政化改革过程中,传统管理体制的惯习滞后效应、现实存在的权力利益博弈以及行业协会自身能力不足与监管制度缺失,都加大了脱钩方案实施后行业协会的治理困境。因此,应进一步确权赋能,建立政会职责清单,推进简政放权,引入购买服务机制,创新协会监管技术,提升协会服务标准,使脱钩后的行业协会更能适应市场需求,获得发展空间。

政府责任理念的扩散及再生产--基于行政问责话语演变的分析

随着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问责、责任等重要概念逐步进入到公共话语系统,成为党和政府的官方话语以及社会舆论中的重要音符,也推动了政府责任理念的扩散及再生产。从社会建构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理念的扩散及再生产是一个治理理念转变的过程,也是各种社会行动者参与和互动的结果。虽然当前社会已经广泛树立起政府责任的理念,但在实践操作和知识生产上,政府责任理念还面临着多方面的困惑,比如问责理念较为模糊和混乱、责任政府概念的混淆和局限、责任理念演变存在路径依赖等。

全球视野下公共服务标准化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国外市民公约模式的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

公共服务标准化的改革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央政府对标准化工具在公共服务领域运用的必要性有着较为清晰的认识,但是地方政府对落实路径的认识仍比较模糊,国内研究对这一点没有作出充分的回应。而30年前发端于英国、而后扩散至全球的市民公约制度改革引领了公共服务标准化实践,国外相关研究也成果丰硕。本文通过考察全球市民公约制度改革的产生、发展、完善与扩散的过程,在分类基础上对其动因、特征与运行过程进行比较,梳理和总结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样本公约模式、以西班牙为代表的电子公约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的城市公约模式的经验,以便为加快国内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进程、开拓多维观察视角提供多种成熟方案,同时为减少制度实验成本、降低改革风险、增强改革的可控性和稳定性做相关理论准备。

“行政审批局”模式应该推广吗?

1988年,广州在全国成立了第一家专业性协调部门间审批的政府机构——广州市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中心的职能非常明确,负责统筹、协调、检查、督促全市外商投资合作事宜,其在功能、组织机构和原则理念方面基本上形成了行政服务中心的最初形态。历经近30年的发展,中心在提高审批效率、方便相对人办事、增强审批透明度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已经被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广泛认可,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上至省市、下至乡村的网络化覆盖的服务大厅。

什么是现代国家?

什么是现代国家?这是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者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西方主流的现代国家概念主要包含“民族国家”和“宪政民主”这两个要素,但是,“民族国家”概念即使在西方也存在理解上的混乱,在实际运用中面临无法适用于多民族国家的困境。宪政民主虽促进了西方的现代化,但在理论上存在诸多偏颇和误区,在实践中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灾难。现代国家的适当定义应该是,与传统国家相比,国家的公共性更强,公民拥有政治参与权,国家机构的制度化和政治权威的合理化程度更高,并有较强能力促进稳定和发展的国家。

优化营商环境视阈下放管服改革的逻辑与推进路径--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的分析

在放管服改革进程中,引入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是中国政府提升全球治理参与能力和精准化管理水平的重要突破口。优化营商环境目标的确立,是放管服改革进入2.0时代的标志。以此分界,改革的核心特征,已经从重视对政府审批事项"量"的控制,转变为重视企业经营活动软环境"质"的提升;从强调政府自身革命的主体视角,转变为服务市场的客体视角;从强调政府与企业的单维度关系,转变为政府与能源供应者、金融机构、司法机关、社会组织之间的多维度关系。虽然两个阶段改革的终极目标同样是"公众获得感",但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为放管服改革如何增强公众获得感,提供了可借鉴的操作方法与制度工具。本文以分析招商环境至营商环境的概念演变过程为逻辑起点,参照世界银行构建的指标体系,对标典型国家优良营商环境。研究认为中国政府应继续深化信用体系、保护投资者、执行合同、办理破产、便利跨境贸易等重点领域的改革,突出中央层面战略设计对国际治理规则与地方政府创新的回应性,加强法律法规、政策和基础实践工作的系统集成,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事化小”与“小事闹大”：大国治理的问题解决逻辑？

大国治理面临巨量的治理负荷。官民关系是理解国家治理的重要主线,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是官民博弈的过程,是考察国家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大事化小"和"小事化了"是中国社会问题解决的两种共生的逻辑,其中政府及其官员根据"大事化小"策略来应对社会问题的压力和挑战,避免监督和问责,社会民众则根据"小事闹大"的逻辑来进行利益表达,以获得解决问题的机会。"大事化小"和"小事闹大"意味着官与民相互提供虚假信息,争夺社会问题的定义权,带来了信息扭曲的恶性循环。这既加剧了官民之间的不信任,也导致了国家治理的不确定性,提高了问题解决的社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