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实践能力培养的经验与思考——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例

天津师大文学院的成功经验,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综合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了重要思路。文章提出了以第二课堂作为主要依托的模式,从分类指导、效果评价和注意主要问题三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思考。文章对地方院校人文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新形势下高校学生党支部设置的若干思考——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例

十八大以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对于高校而言,主体是学生,而全面从严治党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加强学生党支部的建设上,在坚持支部设置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合理调整并创新支部设置方式,为高校学生党员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增强党支部活力和战斗力,提供了保证。一、合理设置高校学生党支部的重要性高校学生党员是大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和佼佼者,

决胜脱贫攻坚背景下高校资助育人工作路径探究——基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育人工作实践

今年是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做好高校的学生资助工作是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一翼。笔者分析了目前高校资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结合自身所在院校的资助育人工作实践,将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有机融合,提出高校资助育人工作策略,提升资助工作育人的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探讨——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为例

本文首先论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必要性。其次,本文分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融合过程中的问题。最后根据上述问题总结提出了高校做好宣传工作,加强对新生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及利用好网络新媒体等措施,旨在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融合提供理论基础。

大学校园的环境伦理与道德健康——以学院派小说《我带你去那儿》为切入点

从文学伦理学和环境伦理学的双重批评视野看,美国作家欧茨的学院派小说《我带你去那儿》,通过一位女大学生的自述,呈现出美国大学校园的三维环境伦理及其问题,即人工环境伦理中的道德伪善、情感环境伦理中的情感冷漠、信仰环境伦理中的信仰失落等问题。小说的多重价值在于:所揭示的这些问题,不仅是现实中的美国大学,也是今日全球不少大学面临的亟待解决的共同问题;彰显了身兼大学教师、编辑、批评家等多重身份的作家欧茨,对这些问题的切身感受、哀其不幸和疾呼解决;小说通过描写女主人公涅槃重生式的经历以警醒读者和唤起民众,同时暗含了重视道德健康是解决环境伦理问题的重要途径。

我与比较文学之缘

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它的诞生地深圳大学隆重召开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大会。参会的人不算多,大会聚餐前有人开玩笑说,凡20年前参加过学会成立大会的人,都可算是中国比较文学“黄埔一期”的成员,在场的乐黛云会长笑着说,应该是“黄埔一期”的人,于是大家都笑了。当即就有人提出“黄埔一期”的都前来合影留念,于是临时拿来餐厅的座椅,在牌楼式的门厅前合影。前排中间坐着乐黛云、饶芃子和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1届会长佛克马(D.Fokkema)等12人,后排站着14人,共计26人,照片背景(餐厅大门)上有“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10个大字。此后“黄埔一期”的说法不胫而走。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角与路径创新——评斯炎伟《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目前,当代文学研究正不断向“深水区”迈进。此前的当代文学研究,更多的是面对作家、作品,较少涉及史料,这是因为学科比较年轻,史料积累并非重点。21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历史化”转向①——研究当代文学的路径,不再仅仅是对文学现象和思潮的评论,还有了对史料的挖掘和研究,这也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学科的逐步成熟。实际上,这个转向不难理解,因为随着“当代”所涵盖的时空后延,进行史料方面的整理和研究便是自然而然的事。

新时代文学概论课程创新及其对语文教学的意义

面向新时代,在新文科改革的大背景下,文学概论课程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修理论课程,其改革与创新要关注时代发展、倡导价值导向、贴近学生主体。以“课程思政”为契机将“学理论”与“读原典”相统一、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努力培养具有专业能力与职业素养的全面发展人才。在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谋求新的突破,在人文精神的阐发与弘扬中更好实现对语文教学的正向影响。

先秦文学中善射形象的类型及其叙事意义

射艺作为中国古代六艺之一,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尚书·秦誓》中载 :“仡仡勇夫,射御不违 。”[1]善射御是先秦时人对勇士群体的一种固有的认知观念,而这种认知观念主要建立在先秦社会背景的基础之上,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这一情况反映于先秦文学,即善射形象的大量叙述。这些叙述充分彰显了先秦时期射艺的崇高地位,折射出中国传统的尚武精神,且在丰富文章情节和刻画勇士形象方面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叙事意义。

京派在“津”——论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京派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北方文坛的知识分子群体,松散自由,有独立的文学追求,其能成为一派与天津报刊密不可分。京派的叫法与《大公报》直接相关。《大公报》《益世报》《国闻周报》《民国日报》的文学副刊都由京派知识分子掌控,这些报刊上的理论思辨和文学创作进一步确立了京派的地位。北京也有一些京派刊物,但作为期刊版面有限,至于文人聚会很难算作文学阵地。由于天津报刊在京派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可以说京派在"津"。

东方现代“流散文学”与索因卡研究——从《索因卡戏剧研究》说起

东方现代“流散文学”是20世纪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现象,体现了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中东方社会文化多元发展和艰难选择的一个侧面。东方现代“流散文学”表现出不同于古代“流散文学”的特点:规模和影响远胜于古代;不再对异质文化充满新奇感和紧张感。将索因卡当作“后殖民主义作家”的代表,已是学界的共识,但从东方现代“流散文学”的谱系中来考察索因卡,我们认为他是现代非洲典型的流散作家,既有穿梭于本土与西方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受,也有非洲作家“本土流散”的深刻体悟,更有创作中文化身份问题的思考。不同于一般流散作家具有的身份困惑和焦虑,索因卡更多地认同异质文化的融合和人类的进步与自由,从东方现代“流散文学”的视角能更好地揭示索因卡文学世界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斑驳的异质世界——丹穆若什的印度文学印象

由大卫·丹穆若什发起的“八十本书环游地球”文学旅行计划是其世界文学理论的一次全新实践。其中丹穆若什选取泰戈尔《家庭与世界》、拉什迪《东方,西方》等作家作品构成了本次文学环球之旅的印度风景。而旅行者的印度印象一方面客观记述了当今海外印裔作家得益于自拉什迪以来在世界文坛的不俗表现,成为印度文学世界代言者的现状;另一方面,这也凸显了印度本土各语言文学难以走向世界的尴尬处境。不过丹穆若什等人也确已注意到,全球化进一步推进的当下,无论对印度文学本身还是对世界文学研究而言,都需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

恩師李逸津先生引領我走上文學研究之路

窗外大雪紛飛,我把目光收回,側頭看到書架上的《〈文心雕龍〉導讀》,不禁憶起了我的碩士導師李逸津先生。如今導師已入古稀之年,高壽七十有四,但依舊精神矍鑠,思維敏捷,活躍在學術領域。作爲研究中國古代文論和俄羅斯漢學的專家,他不僅爲學界貢獻了扎實、寶貴的中國古代文論和俄羅斯漢學 -文學研究的重要學術資料,同時,也是如我輩這樣的青年學子走向文藝學和海外漢學研究之路的引路人,影響和改變了我們對祖國和世界文學的認識。

句法成分语气化的类型、成因与条件

文章研究现代汉语里句法成分的语气化现象,即句法成分或结构体的语气功能凸显而其句法与语义功能削减甚至丧失的现象。文章指出了句法成分语气化的特点与判别标准,描述了三类句法成分的语气化现象及其功能演化的成因与条件:“准情态副词”由句法成分原位演化形成,“准语气词”由小句合并形成,“语气化结构”由直接添加专用的语气成分形成。文章还对诱发句法成分语气化的诸因素做了分析与讨论。

教师立场与学术生产——以李何林《〈故事新编〉讲义》为中心的探讨

在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三大奠基人中,李何林曾经的革命者身份一直受到关注,被视为其文学教学与研究事业的生命底色。然而,李何林对自家的教师身份也颇为看重,长期在高校任教,对中国现代文学和鲁迅作品的教学与研究,大多从教师立场出发。这在其存世的《〈故事新编〉讲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教学是李何林从事学术生产的出发点和源动力,也促成其学术书写的基本形态。

1960年代初期黄秋耘的“孙犁论”

“十七年”中,文学批评对“艺术标准”的关注急剧降低,基本随“运动”而起伏,成为具有高度指向性的工作,形成一套以“阶级分析”为评价标准的话语,并不断激进。但是,其中亦有反例——黄秋耘。黄秋耘任职《文艺学习》《文艺报》多年(1954-1966),在批评实践中,坚持“艺术风格”至上,疏离主题批评,注重作品抒情特征,建立了具有特色的、与主流批评不一致的“话语”。

伊斯坦布尔“无书”?——奥尔巴赫《摹仿论》创作缘由探究

《摹仿论》作为奥尔巴赫重要的流亡之作,不仅开创了文学史写作的新范式,也奠定了奥尔巴赫在文学批评、比较文学及罗曼语文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但值得深思的是,奥尔巴赫将《摹仿论》的创作归因于伊斯坦布尔“专业图书馆的缺失”,并将自己塑造成一位与流亡作斗争的“无书学者”形象。事实上,奥尔巴赫对伊斯坦布尔“无书”的强调,既是其创作中使用的一种夸张修辞手法,也是为《摹仿论》创作局限性开脱的一种技巧。

学术主持人语

日本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寺庙和收藏家,收藏和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古代写本文献,其中汉文写本占据半壁江山以上。写本,不仅是刻本一统天下之前的主流文化载体,而且也是刻本时代各文化领域不可或缺的文化遗产。历代日本学者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些遗产,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至今仍有大量写本未经现代释录与深度整理。这一现状对于日本文化研究和中日文化交流研究而言,都是一个重大的缺憾。特别是其中的汉文写本,其文化价值远远超出日本文化研究的范畴。

孙犁1954年的“红学”研究

1954年,《红楼梦》研究领域展开了对俞平伯、胡适及唯心主义的批判,孙犁参与其中,表现反常。就《红楼梦》专题,孙犁平生仅发表过三篇文章,1954年就占两篇,其中一篇长文发表时匿名。李希凡、蓝翎赞誉《红楼梦》是“现实主义”高峰,孙犁以此为基本论点,发挥点染,但对“阶级论”含糊其辞。1954年的表态不能被当成孙犁的“红学”研究观点。能够得到《人民文学》约稿,与老舍等同期发表,意味着孙犁接近了文坛权力中心。本是亮相《人民文学》的机会,却选择“匿名”(林冬平),说明孙犁配合中的复杂心理。孙犁反常表现之隐情,推测与一次“未果”调动有关。

译介与中国的“泰戈尔”建构

中国的“泰戈尔”建构过程中,译介成为主要途径。中国对泰戈尔的译介从20世纪初的一百余年里,通过翻译界对翻译原作的选择、重译本的推出、译者的介绍性文字和翻译过程中归化性表达,完成了中国译界的“泰戈尔”建构。这个“泰戈尔”既是印度泰戈尔自身精神世界的部分呈现,又是中国现代文化“屏幕”中的泰戈尔。考察不同时期、不同接受群体,会看到20世纪中国的“泰戈尔”是多面的,然而仅仅把时间因素和接受主体个性纳入考察视野,很难对中国译界的“泰戈尔”做出本质化的界定。将问题摆在具体的历史场域中做具体的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