甜蜜的苦役——试论张铁夫先生的文学翻译

张铁夫先后翻译出版了《普希金论文学》、《面向秋野》、《普希金文集》（第七卷）、《玫瑰——屠格涅夫散文诗集》等有影响的作品。其翻译简洁明晰、优美典雅、细腻传神，且都是通过中国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这与他的翻译观密切相关。他认为：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甜蜜的苦役”，以美和艺术为追求目标，从而构成了一种独具一格的美文翻译。

东方现代启蒙文学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关系

东方启蒙运动肇端于西方文明的冲击，源于寻求国家富强的民族主义目标，因而启蒙始终与民族主义相生相伴。东方启蒙主义思潮与民族主义思潮错综交织的文化景观在启蒙文学中有生动的表现，东方现代启蒙文学就是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文学的早期形态。这从东方现代启蒙文学的创作主体、主题和题材可以得到充分的论证。

20世纪30年代诗人的读者意识与诗歌的交流危机

与20世纪20年代相比,30年代诗人有着更为自觉的读者意识。但诗人与不同读者群体之间的隔膜,又使得整个30年代诗歌面临着交流的危机。左翼诗人重视诗歌的交流功能,但夸大诗歌的社会作用、忽略诗歌本身的存在方式,又妨碍了这种交流功能的实现;现代派诗人力图通过潜心于艺术的探索并忠实地表达一己的体验来赢得读者。但对读者和作者个体心智活动的过分依赖,导致了传达的晦涩,也使他们的作品往往因为难于理解而处于“自言自语”的状态中。

诗歌的现代境遇与新诗史的研究

新诗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其发生、建构与中西传统诗歌的内在联系,它在20世纪中国特定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如何向内、外拓展,其诗性特征,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是非功过与历史地位等等,已被众多的研究者深入研究,新诗研究本身已构成一道迷人的思想、文化景观。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新诗中许多被研究者所遮蔽的问题不断显露出来,对新诗研究本身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我们特邀请五位博士,就新诗史研究有关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进新诗史研究。

中国电视受众审美心理特征

“传播是一个心灵影响另一个心灵的全部程序。”这是韦弗给传播下的非常形象的定义。这种心灵的影响是由负载于媒介符号中的信息来实现的，但它决不是传者的单向发出和受者的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传播过程．在媒介与受众之间存在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电视媒介也是如此。与时代观念联系紧密的电视节目创作，更需要了解观众的审美需求、审美心理的变化，这既是吸引受众、提高收视率的需要，也是电视节目自我提升的需要。

旅美派作家流散写作的美学意蕴

旅美派作家在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是阿拉伯地区“海外文学”或“侨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家自19世纪末不堪忍受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纷纷到美洲寻求自由，谋求发展。几乎所有这些移民作家都称自己是“叙利亚人”，实际上大多来自黎巴嫩，但因其历史上属于叙利亚地区，所以“旅美派”作家史称“叙美派”。

爱情悲剧的背后--从《失败》看克里山·钱达尔对印度传统文化的反思

印度现代著名乌尔都语作家克里山.钱达尔在早期代表作《失败》中,描述了真与美被毁灭的爱情悲剧,渗透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深沉思考,以系列象征意象表达思想,充满诗情画意。

东方现代民族主义思潮产生发展的背景：“现代化”的挑战与回应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作为思潮的“民族主义”的产生和“现代化”密切相关。是“现代化”的世界背景与目标追求，确立起现代的国家政治体制，以“国家”、“公民”的概念代替了以往的“君主”、“臣民”，从而唤起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民族主义思潮才有了滋生的温床和诉求的明确对象。

思想之异途与学术的分野——关于胡适“整理国故”的论争

1919年8月，胡适写了《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一文，首次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这篇文章是他为回应北京大学进步与保守的两派青年因为“国故”问题的争论而作的。此前，进步一方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下，成立“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文化。保守一方则在刘师培、黄侃等的支持下，成立“国故社”，也创办了《国故杂志》。

中国传统美学观念在俄罗斯白银时代审美文化中的体现

中俄两国在历史上相距遥远，两大民族在物质与精神生活方面本无联系。但历史上俄罗斯长期向东作领土扩张，东正教信仰与西方天主教的分道扬镳，蒙古人长达两个半世纪的统治，又给俄罗斯人的精神血脉中注入了相当浓郁的东方基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全球通史·第十三章·俄国》中指出：“17世纪末，莫斯科上层阶级中有大约17％的成员具有非俄罗斯或东方血统；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①正是这些民族血缘的、心理文化的、历史地理的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因素，造成了俄罗斯的社会意识中挥之不去的东方情结。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精英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倾心与吸纳，就是在这样的深层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书写的荣耀:高丽文人的美学追求

高丽王朝建立以后，在文化上的重大调整就是开始大力提倡儒家文化。科举是此调整得到落实的关键性措施。与中国的情况不同，高丽王朝的文人们本来是不说汉语的，但他们用汉字书写为自己争取到了很高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书写在高丽王朝是特殊的文化活动，也是贵族文化特权的展示。如果说，在中国书写还是与口语直接连接的话语活动的话，在高丽那里则是分离开来的话语活动。诗人是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也是审美性社会意识形态的建立者与维护者。“书写中心主义”在高丽是一种十分明显的价值取向。在科举里，高丽自己的民族语文是被排斥的，除了儒家的文献考试之外，诗歌的创作是王朝文化活动里最重要的事情。朝鲜半岛原有的十分悠久的口头诗学传统在这个时期被彻底地割断了。但是我们知道，高丽文人写出来的文字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民族语音来读的，那样读出来的作品不合音律。而且，几乎没有多少高丽诗人的汉语口语达到了与中国人一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