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文学”实践的认识论价值

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工具论变革,带来对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多样性的理解和系统化分析。对“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出现去本体论的倾向,出现了具有多维性、动态性的“新世界文学”概念。对“新世界文学”的教学和阅读是比较文学的两种典范实践,呼应着人文学科所发生的哲学本体论的改变,具有重要的认识论价值。与信息网络技术具有同构性的“新世界文学”在教学和阅读两个层面上异于往常:“新世界文学”教学以反割裂的倾向在教材、著作、课程等方面都凸显出文化多元化、多点交互性、材料多源性、形式多样性等特点,消解了时间序列和文本类别、中心与边缘之隔、经典与非经典之别;“新世界文学”阅读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突破了传统模式的禁锢、主流文化的霸权和维度空间的限制,表现出多样、自由、深刻等特点。“新世界文学”网络化的实践有助于人文精神的重建,弥合一个日渐分裂和隔绝的世界;但同时也凸显出网络技术作为人文学习工具的弊端,如何克服对其的依赖,引导阅读者进行深层次阅读,是今后要面对的问题。

当代俄罗斯“龙学”研究的新成果——评Л.В.斯捷任斯卡娅的《文心雕龙》研究

莉吉娅·弗拉季米洛夫娜·斯捷任斯卡娅(ЛидияВладимировнаСтеженская)是21世纪俄罗斯新起的年轻一代汉学家,她于2015年出版专著《中国文学雕琢的思想:从〈文心雕龙〉选篇看刘勰的文学观》,对刘勰文学观做了总体论述,并对《文心雕龙》主要的文学和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解析。书中对《文心雕龙》“枢纽论”的《原道》《徵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以及《总术》篇和《序志》篇做了全文翻译和注释。本文介绍其对《文心雕龙》产生时代、作者身世的考证,俄罗斯国内外研究概况,《文心雕龙》书名解析,以及“枢纽论”各篇篇名和内容的译释。

“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

始自20世纪90年代的"新世界文学"理论显现出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上的根本改变:它不再是稳定的、本质主义的,而是关系的、网络的,是过程性的"发生";其认识论的"单元观念"不再是民族和语言,不是二元的,而是多元的、更加关注作为现象学的翻译研究;由于人文学科研究中"语文学的破产",以及世界文学文本的日趋庞杂,研究者提倡合作、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是在大数据时代,数字人文的兴起在方法论上解决文本过剩的问题。虽然"新世界文学"理论面临陷入相对主义的危险,但却形成了新的比较文学研究共同体,凸显本学科的人文价值。

东方比较诗学视域中的刘勰“风骨”论——俄罗斯、英国古马来文学研究家В.И.布拉金斯基对《文心雕龙》与印度梵文诗学的比较研究

俄罗斯和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古马来文学研究专家弗拉基米尔·约瑟夫维奇·布拉金斯基(ВладимирИосифовичБрагинский)于1991年出版专著《中世纪东方文学的类型问题:文学文化学研究论文集》,对中世纪东方三个主要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远东地区的文学体系做了比较分析。其中有关《文心雕龙》"风骨"论与印度梵文诗学的比较研究,为探讨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与古代东方诗学的精神联系,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东方比较诗学视角中的刘勰《文心雕龙》——俄罗斯、英国古马来文学研究家В.И.布拉金斯基论刘勰

俄罗斯和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古马来文学研究专家弗拉基米尔·约瑟夫维奇·布拉金斯基(ВладимирИосифовичБрагинский)于1991年出版专著《中世纪东方文学的类型问题文学文化学研究论文集》,对中世纪东方三个主要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远东地区的文学体系做了比较分析,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研究了这三个地区文论关于绝对精神、空间和人的内在宗教与哲学思想关系的学说,对它们关于创作过程的理论,以及读者对艺术作品的看法等做了比较。其中有关《文心雕龙》“原道”论、“神思”论与印度梵文诗学相关命题的比较研究,为探讨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卡夫卡中短篇小说中的非人类叙事

近年来非人类叙事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前沿话题。20世纪最杰出的预言和寓言作家卡夫卡,不仅是人类叙事的卓越代表,也是非人类叙事的探险者和领路人。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涉及他的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主要通过动物叙事来完成,变形叙事也是卡夫卡的重要叙事方式和手段,物叙事则是卡夫卡的卓越创造和独特贡献。鉴于以往我们对卡夫卡的人类叙事作品关注和研究较多,对非人类叙事作品重视和研究尚显不足,尤其对这类作品的叙事特征和价值研究不够,因此,集中探讨和分析卡夫卡的非人类叙事艺术无疑丰富和拓展了有关卡夫卡的研究领域,对于叙事学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文学祝圣”之后——布克奖获奖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在中国

澳大利亚作家弗兰纳根作品《深入北方的小路》中译本两年内由两个重要出版社出版,这不仅只是因为该作2014年荣获布克奖得到"文学祝圣"的原因,还有澳政府民族文学优先的制度化推动。该小说作为一个诗性文本,与德语、英语、日语诗歌文本多处深度互文;小说标题来自松尾芭蕉的《奥之细道》,题记多处引用日本俳句,但在中文语境中,研究者们缺乏对文本内部的诗学研究,淡化该小说与日本文学的关系,而特别突出了战争创伤与记忆等问题。这意味着,在当代世界文学流通中,研究者仍然需要摒除民族偏见和虚幻的文化过滤,用文学的内部研究,开拓和深化对"世界文学"的理解,从而消除民族的隔膜。

抗战大后方的儿女英雄——国际先锋主义视野下的田汉研究

本文在国际先锋主义视野下探讨田汉在抗战时期“创造新女性”和“到民间去”的艺术政治实验。文章首先初步梳理了“先锋”与“人民”的辩证关系,继而讨论抗战文艺与“传统”的深刻关联及其跨媒介实验的品格。文章进而聚焦田汉作品中“儿女”与“英雄”两种艺术政治倾向的绵密交织。从电影《风云儿女》中“儿女”到“英雄”的蜕变到抗战剧《卢沟桥》在“戏剧游击战”中的教育作用,从平剧《新儿女英雄传》中女战士间的情愫到话剧《秋声赋》中战时三角恋对女战士的塑造,最后在电影《忆江南》对《风云儿女》的反思中,探究“英雄”与“儿女”的不可切割。文章结语将田汉的战时艺术实践置于艺术与政治、先锋与大众的汇流之中,上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先锋主义,下启共和国初期社会主义先锋主义的艺术实验。

文學翻譯與文學祝聖——全球化時代中國文學的外譯與傳播

自“世界文學”的概念提出以來,翻譯一直在世界文學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歌德認爲,在世界文學的空間裏,“翻譯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1))21世紀初哈佛大學教授大衛·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在重新界定“世界文學”的概念時指出: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2))美國著名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認爲“没有翻譯,世界文學就無法進行概念界定,翻譯促成了文學文本的國際接受”。

神圣与世俗之间:河南当代作家与圣经

河南民间基督教文化土壤构成了作家圣经书写的基础。以周大新、李佩甫、刘震云、阁连科为代表的河南当代作家形成了圣经书写的两种方式:一为贴近圣经神圣性,从理想性和现实性两个层面与圣经构成对话,利用圣经丰富作品的意义空间;二为立足河南文化,从世俗性层面瓦解圣经神圣性,把圣经融入乡土文化与乡土叙事之中。河南当代作家的圣经书写为利用圣经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范例。在具体写作中,作家应兼顾“隔”与“化”,既立足本土文化,又尊重经典自身特性,充分发挥外来经典在讲述中国故事中的作用。

埃里希·奥尔巴赫语文学研究“前史”——从《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谈起

《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是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于1929年创作的一部著作。该作以但丁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对但丁的早期诗歌、《神曲》的主题与结构以及但丁作品的现实意义做了细致精到的分析。其中对于但丁创作中的人文主义传统的探讨,不仅在创作观念、文本内容、研究方法方面对之后的《摹仿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揭示了《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在奥尔巴赫语文学研究中的"前史"地位。作为奥尔巴赫的第一部著作,《但丁:世俗世界的诗人》在奥尔巴赫的语文学研究体系中的意义不可小觑,它对文本细节的重视和对文本材料的历史渊源、流传途径以及跨学科性的详尽分析,对于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哈米沙”现象:丝路文学交流个案研究

"哈米沙"(Hamisa,意为"五卷诗")是中古东方文学中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是丝绸之路文学交流的经典个案。它起始于12世纪波斯诗人尼扎米创作的《五卷诗》,随后又有大批诗人模仿尼扎米《五卷诗》的题材和形式,创作"哈米沙"。其中,霍斯陆、贾米、纳瓦依的创作最为成功,他们的创作又拥有大量的模仿者,从而形成中亚、西亚、南亚一种独特的文学传统。这一现象是丝绸之路多种文化交流的结果,也蕴含着阿拉伯和中亚游牧民族,以及伊斯兰信仰的文化精神。"哈米沙"现象对于中亚和西亚诸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诗歌创作传统持续800余年,超越了国家、民族和语言的界限,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

俄罗斯译介白居易绝句的历史与经验

俄译白居易绝句始于20世纪初,现代俄罗斯汉学大师B.M.阿列克谢耶夫对此提出过指导性意见。他的门生Б.A.瓦西里耶夫、Ю.К.舒茨基、Л.З.艾德林先后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艾德林的白诗俄译,是苏联时期出版最多的版本。但他的白居易绝句俄译除了不押韵,某些译文缺乏考证甚至误译,用词不当等缺点以外,最大问题是他遵循当年苏联的思想政治路线和文艺方针,用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唯物论来解说复杂的文艺现象。2017年,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女汉学家H.A.奥尔洛娃出版《白居易:百绝句》一书,该书一方面按照现代翻译科学的要求,立足原始文本,联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背景和哲学宗教观念,推敲译文词句,纠正了前辈的一些错误;另一方面又适合俄国诗歌的主流传统,在译文的艺术性上大为提高。但奥尔洛娃译作也存在一些阐释过度、解说失当的白璧微瑕,需要中俄两国文学翻译家共同努力进一步提高。

东方比较诗学视角中的《文心雕龙》文学表达论——俄罗斯、英国古马来文学家В.И.布拉金斯基对刘勰《文心雕龙》与印度梵文诗学的比较研究

俄罗斯和英国东方学家、语言学家、古马来文学研究专家弗拉基米尔·约瑟夫维奇·布拉金斯基(ВладимирИосифовичБрагинский)于1991年出版专著《中世纪东方文学的类型问题:文学文化学研究论文集》,对中世纪东方三个主要地区:阿拉伯—穆斯林、印度—东南亚和中国—远东地区的文学体系做了比较分析,在各自的文化背景下研究了这三个地区文论关于绝对精神、空间和人的内在宗教与哲学思想关系的学说,对它们关于创作过程的理论,以及读者对艺术作品的看法等做了比较。其中有关《文心雕龙》文学表达系统中"情志""体裁""风格"等要素与印度梵文诗学相关命题的比较研究,为探讨刘勰《文心雕龙》文学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打开了一个新的维度。

新世界文学理论“树”的语文学来源及其批判——从弗朗哥·莫莱蒂说起

弗朗哥·莫莱蒂的新世界文学理论,使用了比较语文学的"树"与"波浪"理论。本文意图对新世界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树"状结构,进行西方语文学知识论溯源和方法论批判。文章指出"树"最初来自语文学,早于达尔文生物学,它是层级化的单一起源论,而莫莱蒂的新世界文学观念是非本质主义的经典观。他牺牲细节,用树状结构描绘"远读"之后的世界文学宏观图谱,却丧失了语文学最看重的原语言能力和文本"细读"。总之,对世界文学的猜想与语文学两者之间的类比关系超越了文学批评范畴,应该引起我们对人文研究方法的辨识和思考。

陆地还是海洋:论世界文学的两种模式

比较文学是随着帝国的崛起而发展的,但帝国并非一种模式。"世界文学"可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陆地帝国模式,一种是海洋帝国模式。前者呈现出一种浸入式的扩张模式,发展缓慢,边界模糊,逐渐兼并;后者则是跨越海洋,到达文化背景迥然相异的远方领土,与全新的世界相遇。"世界文学"理论应包括对"世界"和"文学"两个术语含义的探寻。近期对于欧洲文类的讨论可能会因其所表现出的偏见而遭到质疑,只有扩大我们的时间和地理范围,"世界"和"文学"的思考才能充分多样化。

西人漢語觀考辨——從《萬國公報》一篇語言小論談起

一、引言漢語進入西人視野始於明末,意大利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是依據第一手材料較爲系統和全面論述漢語文化的第一人,他的《中國札記》包含有對漢字及其書寫的系統描述,堪稱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影響了後世西方對東方的認識。

後疫情時代數字化衝擊中的辦刊思考——夏康達、王曉平、郝嵐鼎談

一、多姿辦刊路郝嵐(以下簡稱“郝”):夏先生、王先生好!新冠疫情以來,不少國際高校也在大幅壓縮、裁減人文學科的投入。加之之前就存在的數字化閲讀,對學術刊物,特别是人文社科類的辦刊,都提出了不小挑戰。兩位教授多年來堅守在人文社科類刊物辦刊一綫,每個時期都有不同困難,一定深知個中滋味!

“新世界文学”的范式特征及局限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热度重燃。它看似是一个旧概念,却蕴含了一种新范式,不仅折射了比较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危机应对,也反映了人文学科重要的观念变化。新世界文学出现的时间点,发生了一系列学术事件。杰拉尔·卡迪尔通过发表不同国别与族裔的当代小说,将后殖民主义视角有效纳入了世界文学,这是一个重要开端。艾米丽·阿普特认为这使得新的世界文学讨论已经可以称之为“文学批评和学术人文的学科聚焦点”。

主题学在德国的发生学意蕴

作为比较文学重要领域的主题学,最早发端于德国。18世纪德国民族文化艺术的繁荣为此准备了温床。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德国民俗学研究形成热潮。以赫尔德为首的德意志语文学学者们在"民族文学""世界文学"的双重视野下,发现了比较文学这一兼容的交感区域。到19世纪末,科赫将主题学研究的内容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日耳曼语文学中严谨的实证主义学风,也促进了主题学研究的壮大。到20世纪下半叶,比较文学主题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积极、全面地发展。主题学的发展史,显现出了发生学思想的历史主义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