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津法律学校看明清法律与社会的关系

明清时期,天津曾先后出现过涌泉寺、天津中西学堂以及北洋法政学堂三个官方法律教育“学校”。通过对以上三所学校“建筑空间”及其“文化-符号”意义的剖析,可以发现从代表神圣等级秩序的“涌泉寺”,到试图融通中西法律文化的“中西学堂”,再到强调礼法结合的“北洋法政学堂”,明清时期天津的法律教育发展经历了鲜明的阶段性变迁,而这一变迁始终与明清社会发展趋势相契合,从“个案”与“地方”观察中体现了“整体”的历史变迁。

近代中国城市粪溺的治理--以天津为例

东西方不同的"粪溺观念"导致了城市粪溺治理的不同走向。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公共卫生观念的强势传入,粪溺治理逐渐被纳入国家行政管理,并开始建立公厕和实行现代化运作,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建立了一套中西合璧的"西体中用"粪溺治理新方式,不仅影响了传统行业的走向,也不断改变着城市治理方式。

从不充分发展的视角深化华北区域史研究——读《不充分发展:1930年代以来的连云港港口、城市与腹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史和区域史研究在中国迅速兴起,华北区域史研究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方向。21世纪初以来,随着交通史尤其是铁路史研究的日益深入,铁路与华北区域史特别是华北区域城市史研究的结合成为一个重要取向。近期推出的代表性著作有《近代石家庄城市化研究(1901—1949)》①《铁路与华北乡村社会变迁1880—1937》②《铁路与郑州城市化进程研究(1905—1954)》③等。

近代天津村镇变迁研究——以运河沿岸为中心

天津村镇多兴起于明清时期,运河的通航促进了两岸沿线村镇的衍生与繁盛。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村镇,其形成发展都受到运河的影响。运河沿岸村庄的命名与村庄在运河的位置、运河边的屯兵场所、仓库重地等相关。运河两岸村镇居民的谋生手段多与运河的交通功能相关,但当便捷的陆路交通取代运河的主体功能后,运河沿岸的村镇迅速衰落,严重阻碍了近代天津城镇的发展。这种现象成为运河沿线城镇发展的普遍现象。

城市体育旅游资源一体化整合与开发——以“京津张大”为中心

体育旅游是未来旅游开发的趋势之一。由于"相邻"这一特殊地域因素,以"京津张大"(北京—天津—张家口—大同)为核心的京津冀晋地区有着发展城市间一体化体育旅游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笔者分析了这一区域发展体育旅游的SWOT,并针对其优劣提出了相应建议。

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天津虽然于明代开始设卫建城,但文化非常贫瘠,"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科举方面,整个明代举人进士寥寥无几。清代特别是雍正年间置府设县后,天津的科举出现了"天下罕见"的繁盛状况,而且出现了许多科举家族。这些科举家族大都热心于地方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进一步推动了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天津的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很快成为北方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文化地位的提升和科举家族的出现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从方便到不方便：近代中国城市粪溺问题--以天津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以降,随着西方公共卫生的传播,中国城市中的粪溺问题成为当时政府、行业和社会民众所共同面对的一大社会问题,而由于东方粪溺所特有的经济属性、西式卫生的殖民属性及传统居民的惯习行为等因素的存在,使得近代城市中"方便"问题变成了困扰社会各界的"不方便"现象。

1949—1956年天津城市社会救济政策的制定及实践

1949—1956年,根据中央人民政府和华北人民政府关于社会救济工作的统一部署,天津建立健全了社会救济管理机构,出台了职业介绍、以工代赈、生产自救等一系列社会救济政策。通过这些救济政策的推行与实施,天津在增加城市就业、消除贫困人口、维护社会稳定、健全社会救济制度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传染病医院看近代中国城市转型——以1901—1937年间的天津传染病医院为例

1901—1937年间,天津的传染病医院经历了一个曲折而缓慢的发展历程,且在制度建设和医疗技术等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的传染病医疗机构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形成既是经费严重不足的必然结果,又与政局变迁导致的主管部门纷歧多变密不可分。天津传染病医院所具有的特征及其成因,在上海、北平(京)、青岛、广州、南京、杭州、福州等城市传染病医院的发展历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由于传染病医院规模普遍较小,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因而不能从城市经济转型、城市文化转型、城市制度转型和城市功能转型等方面更全面地呈现近代中国城市的转型,但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和变化趋势,又确乎能从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近代中国城市转型的另一面相。这不仅能够丰富人们关于近代城市转型和发展的认识,而且对于当代中国城市疫病防治体系建设,尤其是协调这一体系与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促进城市全面协调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近代天津外侨俱乐部与城市风尚

本文通过爬梳中外文资料,探讨了开埠通商以后,外侨俱乐部文化移植到天津的情况,这些俱乐部包括同乡会性质、运动类、文艺类、职业类以及以性别分类的俱乐部。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以聚会联谊、观看文艺演出或参与文艺演出、体育运动、举办公益和慈善活动等为主。这些功能各异的俱乐部客观上带动了天津的城市风尚,对近代天津的俱乐部文化、体育运动风尚和演艺风尚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铁路与区域城镇网络的变动——以1937年前长芦盐在京津冀的运销为例

在铁路开通前的一个时期内,水陆联运是长芦盐由天津等地向京津冀地区运销的主要路径,沿河城镇则成为重要的落厂地(交通节点)。1903年铁路开始参与长芦盐运销后,铁路运输所占份额日益扩大,铁路沿线城镇在落厂地中的地位日见上升,沿河落厂地的地位日益下降,因而从一个方面集中体现了铁路影响下的京津冀地区城镇网络变动。这一变动过程对京津冀地区城镇体系及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中国城市苦力百年研究

近代中国城市苦力研究经历了百年之久,无论是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都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从最初的社会调查到行业统计,再到社会史与城市史的运用,在个案研究、类型研究与综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不菲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倾向和问题,需要从理论建树与研究视野上给予加强与拓展。

抢抓多重战略叠加机遇 促进宣化旅游产业腾飞

笔者在深入分析张家口市宣化区面临的京津冀协同发展、2022世界冬奥会申办成功和宣化行政区划调整等五重战略叠加发展机遇的基础上,从提高思想认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认真做好宣化区旅游业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及科学布局等9个方面提出了促进宣化旅游产业腾飞的对策与措施。

雷鸣远的抗日实践及其救国思想

雷鸣远是比利时籍传教士,也是《益世报》的创办人。他不仅积极倡导中国本土化的传教策略,而且还努力＂成为其中的一员＂,实现了＂中国人＂的自我认同。为此他经常以中国人自居,并加入中国国籍。抗战爆发后,他率领耀汉兄弟会和德来修女会的修士参加中国的抗战事业,不仅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舆论动员,还追随二十九军,成立救护队和野战医院,全力救护伤员。他还在中条山成立了公教便衣队,亲自参加战斗。

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

对"苦力"进行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可以发现,近代"苦力"一词源自于东方国度,发轫于西方语境,成为体力劳动者的蔑称,其涵盖行业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明进程,其来源群体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动,而其社会形象更映衬出苦力行业的运行态势和生存状态。"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解读"苦力"概念无疑就是解读一部近代中国城市底层社会史。

从地毯工业看近代京津经济关系(1900—1937)

近代京、津两市的地毯,不仅在各自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内地毯工业中负有盛名,而且大多数产品均由天津出口美、英等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出口导向型工业。这种发展态势决定了两市地毯工业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密切联系,从而能够反映出二者经济关系的一些面相。这些面相既有差异,也有共同的指向性,即京、津两市的经济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北京工业产品由天津输出,其所需大批物资则由天津供应,或经由天津转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