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一、前言 提高海洋开发能力,扩大海洋开发领域,让海洋经济成为新的增长点。近几年,我国高度重视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权益维护、海洋制度建设、海洋经济发展、海洋科技创新、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的进步,逐步完善了海洋强国战略体系。在2021年1月29日发布的《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并制定了《天津市海洋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为此,准确把握当前天津海洋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天津海洋经济的发展的对策,将为推动天津海洋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助力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数字经济发展成效对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研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本文从数字人才投入、数字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四个维度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成效对京津冀共同富裕水平的影响,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成效对京津冀共同富裕水平提升的显著影响主要来自数字设施建设,受数字人才投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影响相对较弱;第二,雄安新区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部署能够有效增强数字经济对京津冀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且对京冀两地的影响较天津更为明显。建议京津冀地区加快数字人才协同引育,构建数字商务协同发展生态,增强数字经济协同发展能力,高标准构建京津冀数字效益分配机制,夯实促进共同富裕的数字经济基底。

“双碳”目标下天津市高耗能制造业高质量绿色转型升级研究

高耗能制造业低碳化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的关键支撑,但天津高耗能制造业发展仍面临智能科技与数字技术优势力量释放不足、产业边际效应递减、新能源发展创新不足、创新引领高耗能制造业的作用发挥不足等问题。借鉴德国“工业4.0”经验,天津可通过加快布局绿色能源技术、助力高耗能制造企业转型成为绿色发展企业、布局绿色载体、开放绿色场景等路径推动高耗能制造业转型升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数字普惠金融、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

受益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功能定位、服务对象更加多元,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得性极大增强,为新时代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注入了动力。本文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村居民收入、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然后运用2013—2020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245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其中的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人力资本水平,让农村居民通过金融服务可以触及更多发展机会,进一步推动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基于以上结论,文章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走深走实的政策建议。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 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天津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推进已经十年,目前已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全力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新两翼”建设中,京津冀三地有力推进错位承接,产业协同创新不断推进,“轨道上的京津冀”初具规模,教育、医疗合作持续深入,生态协同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面临要素分布不均衡、城市群结构有待优化、空间纵深联通不够、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水平需要提高等突出问题。

数字化转型、企业出口与地区外部性

利用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效应、机制渠道和外部性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企业出口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位于东部地区和中心城市企业产生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对国有企业、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以及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的积极作用更大。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增强企业出口表现。此外,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影响存在着正外部性,主要体现在地区外部性;在弱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区域,企业出口受到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数字时代零工经济的用工关系特点、发展困境及突破路径

数字时代的零工经济具有用工方式灵活化、关系主体多元化、从属关系技术化、实现过程数字控制化等特点。零工经济在推动灵活就业、促进创新创业的同时,也面临平台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控制劳动者、零工从业者劳动权利保障诉求无法满足、零工经济去技能化趋势加剧、对生产领域用工的挤出效应可能制约实体经济发展等现实困境。为了推动零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以创新的思维和包容的态度深化认识,构建政府引导、企业自治、法律保障、行业监督、社会共建的零工经济劳动保障新生态。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视角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国巨大的人口规模为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和消费市场,带来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新优势,然而也面临社会资源紧缺、生育率低以及人口结构失衡的新挑战。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深度融合,能够不断释放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克服人口规模巨大带来的挑战。数字经济发展也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实现路径。本文旨在通过分析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优势和挑战,以及面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探讨如何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内在逻辑,并在最后提出数字经济赋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实现路径。

立足功能定位 发挥特色优势 扎实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的天津实践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极,天津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准确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位度,扭住“一基地三区”定位功能的重点突破口和战略主战场,主动实施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行动”为首的高质量发展“十项行动”,发挥高端制造、交通物流、金融创新和改革开放等特色优势,以坚定的决心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一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在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的征程中展现天津作为。

财政收入质量指标评价体系构建及其提升路径

一、前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影响着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发展,财政领域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1]。其中,财政收入作为国家实现其经济职能的保障,高质量的财政收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可以说,高质量的财政收入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结果反映.

京津冀区域生产力布局:协同约束与优化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取得显著成效,京津冀区域整体实力得到提升,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深度融合,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改善,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针对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分布不合理、区域跨界协同不充分等问题,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塑造世界级城市群基本形态;强化创新协同体制机制,更好地发挥区域中心城市主体功能与引领辐射作用;完善利益共享机制,深化区域跨界协同体制机制,加快形成优势叠加的制度合力。

加快数字消费应用场景开发培育数字消费新生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作为畅通经济循环的催化剂,一方面通过创新消费模式、革新消费习惯、改变消费生态等途径,发挥激发消费潜力、扩大消费市场、引领消费升级的引擎作用。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 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新概念。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生产力,代表一种生产力的跃迁,是摆脱了传统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提出为增强发展新动能、构筑经济发展新引擎、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了重要指引。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天津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城市,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打造自主创新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主要策源地,走出了高质量发展之路。

以韧性能力建设为核心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上市公司是中国经济重要的微观构成,其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和底色所在。在内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情势下,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表现为其韧性能力所映射的微观主体转型和转危为安、化危为机的培基、升级动力。本文通过使用2019—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韧性能力建设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业绩韧性不断增强,企业成长与质量相配性提高,实现了企业安全与效率、抗风险与促转变相统一;从上市公司规模韧性和质量韧性收敛分化中可以看出行业轮动潜在趋势,有利于进一步明确行业赛道特征和未来投资重点;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改革与开放蹄疾步稳促进了全生命周期下不同企业韧性能力建设,为更多韧性足、竞争力强的优质微观主体脱颖而出奠定基础。

财政支出分权、民生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质量

构建财政收入质量综合指标,运用熵值法计算财政收入质量指数,并实证检验了财政支出分权、民生性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质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收入质量总体处于不断上升趋势。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通过财政收入数量、收入结构与可持续性途径对财政收入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展现了一定的互动关系。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均能显著地促进财政收入质量的提升。分支出项目来看,民生性财政支出中的科技、教育与文化支出对财政收入质量的影响作用最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在晋升压力下作出的财政支出决策削弱了财政支出分权与民生性财政支出对财政收入质量的促进作用。因此,应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通过调整财权-事权关系,建立起合理的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政运行机制;树立“以人为本”的财税思想,加大民生性财政支出;优化地方官员考核机制,扭转地方官员短视行为,促进财政收入质量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