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下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路径研究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风险也随之呈现出更大的潜在危害性。有效规避和预防生态环境风险,是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处于关键期、攻坚期和窗口期"三期叠加"阶段,防范和化解生态环境风险,面临紧迫性、艰巨性和持久性的挑战。因此,构建多元参与、层层推进、规范治理、智能监测的生态环境风险防范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攻坚方向和实现的基石。

天津产业绿色转型效果评价研究

推进产业绿色转型对践行天津“制造业立市”战略部署,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笔者采用熵权法,对2006年—2019年天津产业绿色转型效果进行评价。结果表明,2006年—2019年天津产业绿色转型水平呈上升态势,综合指数由0.0206上升为0.3440。然而,天津产业绿色转型指数依然较低,转型过程中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和挑战。因此,要构建多主体的联合支持,发挥市场化作用,完善创新机制,提升产业绿色转型水平。

“十四五”期间天津噪声污染防治对策研究

大力推动噪声污染防治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目前,生活噪声、工业噪声是天津噪声来源的前两位,夜间交通噪声、夏秋季节噪声污染较为严重。究其原因,在于噪声污染防治相关法治建设不完善、缺乏噪声污染防治长效机制、监管执法方面存在短板、城市声环境社会治理亟须建立。“十四五”期间天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应以政府为责任主体,立足提高声环境管理质量,持续强化噪声污染防治的法治保障;着眼噪声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建设,制定实施噪声污染防治专项规划;强调源头管控,建立噪声污染防治工作协作机制;不断强化监管力度,开展专项治理;大力推进声环境社会治理多元参与体系建设,充分发挥规划、经济、社会管理手段,以及城市文化、社会心理、群众自治等措施在噪声污染防治中的功能作用。

能源消费与产业结构演化转型的迪氏对数平均指数分解研究——以天津为例

长期以来,尽管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背景下,也催生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不够集约等问题。为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实现产业结构的生态化则是大势所趋。笔者以天津为例,考察了其产业结构生态化的实现与能源消费的主要关系。一是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通过模型拟合发现煤炭消费比重与产业结构演进系数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特征,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描述;二是利用迪氏对数平均指数(LMDI)分解方法将能源消费增长分解为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从产业部门的视角分析天津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规模效应为主导因素;结构效应在大多数年份为降低能源消费保持了贡献,但与总体变化的相关度远远低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则是减少能源消费的核心驱动力量。

文本大数据的环境治理应用研究

随着互联网、计算机的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广泛的应用,数据的挖掘和分析技术不断提高,大数据在经济学和金融学领域具有广泛应用,度量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预测经济周期、测度投资者和媒体的关注度等。同时,大数据也逐步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战略资源和政府提升环境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对于推动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网络平台发布信息普及度的提高,使得非结构化的文本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数据源,能够为环境治理问题提供有效的信息和独特的分析视角,其中的关键在于从大量文本中提取所需核心信息的准确性和高效性,同时对相应问题的解释或预测能力进行考察,这些都成为未来应用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现有环境领域主要有两大类文本相关分析的问题,第一大类是对文本显示的公民积极或消极情绪、舆论或者文件语调正负等进行区分的聚类问题,第二大类是度量相关群体情绪、舆论走向不确定性、社会恐慌程度、公民意见分歧程度等和其所对应的回归问题。

福利经济学视角下的环境政策工具应用研究

应用于环境政策的工具在现实中很难完全剔除外部性的影响,那么也就不能达到福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即只能是次优的环境,因此,如何选择政策工具才能达到最优效果成为需要讨论的议题。在很多情况下,决策者会用多种政策工具处理一个单一的环境问题,但是在讨论政策工具选择的很多经济学文献中,关注的是单一政策工具经济性的比较。在面对一系列复杂情况的时候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是在次优的世界达到最优的合理选择。论文主要探讨了两大类次优决策:第一种是具有多种市场失灵,而仅仅有其中的一部分可以随时纠正;第二种是存在外生的限制条件,而这些条件是不能去除的。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使用多种政策工具在经济上是合理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所有的多种工具的运用都是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的。

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园区循环化改造策略研究

中国的产业园区虽然已经把循环经济和低碳发展的理念作为园区建设发展的重要思想,但是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园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可是在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在对现有资源型城市产业园区的循环化改造所面临的基础设施需要加强、管理体制需要改革、产业链条需要完善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园区循环化改造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造策略,为此类园区的循环化改造工程提供良好的建议。

多元环境治理主体的动力机制与互动逻辑研究

构建多元化治理体系是持续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之路,多元参与的关键在于各主体的自觉和共赢。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因面临法制失衡、体制单一和机制不协调等困境,多元合力尚未形成。多元参与的动力机制源于政府的理论自信和体系完善、市场的逐利本质与伦理遵循、社会的意愿激发和参与保障,互动机制源于政府与市场的绿色发展、政府与社会的协同治理、市场与社会的互利共赢。多元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实现路径在于4个方面:①生态价值理念共识;②建设多元协同的法规政策体系;③明晰主体架构,发展社会力量;④以多元主体的内在动力机制和外部互动机制为基础,不断完善多元协同的监管、市场和补偿机制。

新技术变革驱动环境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新技术革命正在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战略资源和能力提升的新途径。随着新一代革命性技术突破,环境治理手段将得到极大程度的优化,带动环境治理能力的不断提升。随着数据湖、雾计算、物联网嵌入式系统、窄带物联网等技术从概念实验走向现实应用,现有环境信息孤岛有望被彻底"淹没",环境治理将获得随时随处的在线智能支持和低成本高效能的技术创新支撑,环境全过程治理将全面实现智能驱动。面向未来,要智慧化解新技术推广应用难题和风险,树立新理念拥抱新变革,多措并举扎实推进环境治理技术革新,努力推进第三方参与等环境治理合作机制创新。

京津冀多元化水环境生态补偿困境及对策

京津冀水环境生态补偿经深入实践,获益良多。但在补偿主体、标准和方式上不免局限于单一化思维与情势,多元化水环境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文章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将政府补偿扩展到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元补偿体系,将两地双边补偿扩展到流域多区域网络化补偿。二是建立基于水量和水质双重复合考核,上游和下游双向交互参与的水生态补偿模式。三是将政府财政资金补偿的来源与水资源费、水费、环境税等多元渠道相结合,并扩展物质和智力等多元化的补偿方式。

京津冀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度分析

为了实现京津冀三地水资源-经济-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的目的,构建了京津冀水资源-经济-社会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7~2016年为研究时间段,综合运用熵值法、AHP法、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计算等分析了各子系统和综合系统的发展水平以及系统的协调程度。通过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区域内部存在着分化现象,综合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北京、天津、河北;河北水资源相对丰富而经济社会相对落后,天津的水资源水平发展最慢。②三地耦合度均高于耦合协调度,整体而言,水资源-经济-社会系统水平朝向愈加协调的方向发展,2016年天津、河北达到了高水平-高度协调状态,北京达到了高水平-极度协调状态。基于上述分析结果,从各子系统的发展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促进京津冀三地的水资源-经济-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

基于CiteSpace的国内多元环境治理研究热点与趋势

形成多元化治理格局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必然之路,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基于时序分析、聚类分析和网络分析等方法,借助CiteSpace软件计量分析了CNKI相关文献数据,探析了我国多元环境治理领域的科研力量分布、研究热点主题、知识演化脉络、潜在前沿趋势与未来突破方向。结果表明:(1)多元环境治理领域发文总体上呈现抛物线式的增长规律,研究大致可分为酝酿期、奠基期和发展期。(2)该领域已形成有指导思想、有探索方向、有实践案例的热点体系,以及理念多元化、对象多元化、制度多元化和体系多元化4个主题集群,并经由单主体和双主体的阶段,不断向多元化主体进阶。(3)多元环境治理的前沿领域有5个方向待突破:理论本土化、规制复合化、体系网络化、效能定量化和乡村协同化。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环境治理驱动因素--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从乡村振兴战略中的生态振兴出发,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探索研究了驱动农村环境治理的深层次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影响农村环境治理的驱动因素体现在村民环境需求、基层政府预期收益、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和资源控制权等四个方面。其中村民环境需求和基层政府预期收益分别是农村环境治理的外在和内在驱动因素,而利益相关者环境利益和资源控制权分别是外在和内在情境条件,四个因素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对农村环境治理产生影响。最后,基于农村环境治理驱动因素理论模型,为政策制定者提出政策建议。

天津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研究

笔者运用Tapio模型测算天津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脱钓关系,为天津下一阶段绿色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笔者研究发现,近三十年天津能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弱脱钓状态为主,其中工业能源消耗与工业产值的关系大致呈现脱钓状态;天津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人均化石燃料燃烧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已经达到峰值,其中第二产业碳排放量比重较大,第三产业碳排放总量虽然不断上升但是占全市碳排放总量的比重较为稳定;1996年~2017年,天津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主要以弱脱钩状态为主,而工业碳排放与工业产值的关系呈现脱钩状态。

新时代供应链低碳转型与效率提升探析

本研究借助与碳减排水平存在密切联系的对数函数,以及这一函数的二次Taylor多项式,分析了碳减排水平给低碳产品需求带来的影响,在分析相关数据的基础上,构建出了由一个零售商和一个制造商组建的反映低碳供应链特性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制造商碳减排成本、系数、消费者低碳意识给供应链协调、低碳转型以及效率提升带来的影响。但是由于相关数据不足,仍有一些细节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行完善。

京津冀水环境协同治理的实践与经验

水环境协同治理是今后京津冀生态协同的重要着力点。五年来,京津冀水环境协同治理以顶层设计引领方向,通过组织机构建设的有力推动,联动机制的保障效用、横向补偿机制的支持作用、要素创新的支撑功能、法治协同的护航效果,建立起以政府协同为主体、人大-政协协同为重要组成、多维协同构架的京津冀水环境协同治理格局,初步形成跨区域水环境协同治理的"京津冀经验"。未来深化京津冀水环境协同治理实践,应从以下三方面加以把握:提升协同层级,完善协同治理组织机构改革;推进基于市场、技术、标准的协同能力建设;完善依法依规治理的奖惩机制,建立鼓励实干创新、公开透明的实践容错纠错机制等。

建立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促进京津冀水环境协同治理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三地在部分区域和小流域探索水环境协同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水污染治理仍处于"各管一段"的碎片化状态,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建议加快推动建立京津冀水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建立高层权威的领导推进机制和工作机制,制定"京津冀及海河流域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建立全域统一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建立区域流域整体性精细化协同管理机制,完善区域流域生态补偿和市场交易机制,健全水污染联防联治责任考核机制。

数字技术变革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要坚定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发展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当前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部分实体经济部门一直存在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的问题;从以量取胜的低端市场向质量优先的高端市场转变面临困难;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互动不足,割裂发展;优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企业主体地位,以市场为导向,推动形成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发展模式;紧抓产业变革机遇,加强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协同发展成为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

推进京津冀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正确把握和协调好产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积极寻求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新思路、新方式和新途径,已经成为京津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当前,京津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失调的现象,基于此,要建立产业与环境相协调的承载数据库;大力发展生态环境友好型产业;积极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完善政策体系;拓展环境治理的投融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