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现状及其改进策略——以天津财经大学为例

高校图书馆是每个高校的文献情报中心,在每个高校的数据流通和科学研究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读者第一,服务至上"是每个高校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因此,读者服务满意度的提高成为了高校不断改进的动力。文章以天津财经大学为例,通过发放电子调查问卷的方法,搜集、整理、总结关于图书馆服务的相关数据,并通过切身经历和阅读文献,探讨目前图书馆的几点不足,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希望能够给同类院校一些借鉴。

天津民营经济的贡献及发展途径新探

大量数据和实证分析表明,民营经济对天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目前面临着国内外市场需求萎缩、经济运行压力加剧的严峻形势。文章探讨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功能和作用,认为境外经贸合作区是促进我市民营企业抱团"走出去"、摆脱经营困境的有效途径和集群式国际化发展的新模式。

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探讨——基于天津市属高校的调查

近年来,天津市属高校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法规体系和资助体系建设、资助工作获得社会认可等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同时,在各类资助的作用发挥、困难学生的认定标准和评定机制、资助资金的监管、对困难学生的心理关怀、对相关教师的培训和指导等方面还存在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应有效发挥各类资助的作用,加强资助的"过程管理",加强对困难学生的心理关怀和对相关教师的培训和指导。

大学生就业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探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匹配的计量经济学模型解析

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通过建立现代经济增长中大学毕业生影响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匹配的市场理论,构建了大学毕业生需求系统分析的理论框架,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形成大学生就业困境的根本原因是:短期社会生产行为,重视资本投资而忽视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并且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方面,重视模仿性知识的传授而轻视创新型知识生产能力的培养。

京津冀协同发展视域下天津市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天津市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其核心在于实现产业结构与配套资源的协调发展。本文通过梳理近几年天津市及京津冀城市群实体经济发展的现状,揭示当前天津市乃至京津冀地区存在的新旧动能转换尚未成熟、城市群发展合力尚未形成、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等多重制约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最后,在总结天津市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性的基础上提出破除要素流动束缚、培育新增长极、构建区域产学研联盟等多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提升——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经济绿色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下数字经济已成为能源效率提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四化”框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2011~2020年我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影响能源效率提升的机制、特征和路径。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及各维度对能源效率提升的总体效应为正,其中产业数字化促进作用最强,且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区域异质性;(2)数字经济对能源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门槛,呈现中间波动但总体促进的“N”型特征;(3)数字经济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提升能源效率,且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城市跨越数字经济的第二个门槛,实现数字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提升的共赢。

关于天津市产业实现绿色转型的思考——基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笔者选取了1990年。2010年天津市环境污染水平指标和经济增长数据建立VAR模型，利用该模型推测天津市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变量所组成的时间序列系统中的相互联系，分析变量间相互影响的机制，并归纳天津市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投资对天津经济的实际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当地化趋势的显现,研发投资对天津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日益加强。但与一般FDI相比,跨国公司在天津研发投资相对滞后。分析跨国公司在津研发机构的投资影响,我们应通过促进出口贸易、扩大投资、解决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拓宽技术创新等途径加快天津经济增长。

天津经济与税收增长相关性分析

近年来,天津经济与税收增长协调性、宏观税负水平、经济与税收结构合理性、房地产业对经济税收的影响等问题成为政府管理和理论研究的重点。本文对天津市经济与税收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寻找经济与税收增长的相关性,并就有关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经济转型背景下人民币均衡实际汇率的测算

合理估计实际汇率的均衡路径是准确判断汇率失衡程度的前提。经济转型会引发实际汇率均衡机制的重大变化,未考虑数据结构突变特征的均衡实际汇率测算结果会出现重大偏差。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基本面也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调整。在上述背景下,基于行为均衡汇率理论,采用主成分分析对经济基本面变量进行降维处理,并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结构突变因素纳入均衡实际汇率测算模型,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路径进行测算。研究发现:在1996—2020年期间人民币实际汇率均衡路径共经历了三次结构性调整;在引入上述结构突变因素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值与实际值之间有更好的拟合,从而说明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长期失衡。

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转型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天津市的数据

基于金融集聚相关理论,运用区位熵原理构造了天津市银行、证券和保险三个行业的集聚程度指标,采用2000~201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经济转型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天津金融集聚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溢出效应显著;银行业集聚对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对二、三产业的发展溢出效应显著;证券和保险业集聚对天津经济转型的溢出效应不明显,但促进了天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可知,天津金融集聚对其产业结构的影响集中表现为银行业集聚对产业结构的引导调整;非银行类金融业集聚整体经济转型的溢出效应不足;天津金融产业本身存在结构失调问题。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实证分析与政策研究

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结构的匹配度是就业问题的本质。以培养高素质、实用型、技能型人才为显著特征的高等职业教育,是解决产业结构升级时期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关键环节。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得到天津市2007—2017年的劳动产出弹性系数,进而得到高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视阈下,天津高等职业教育对地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处于中间水平。与天津经济发展速度相比,高等职业教育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做好统筹规划,主动契合“一基地三区”定位和产业结构升级步伐,是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贡献率的关键。

从无序到有序:平台垄断资本扩张及其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资本扩张逻辑,本文提出了界定平台垄断资本扩张“有序”与“无序”的学理标准,即平台垄断资本扩张是否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否满足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需要、是否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是否坚决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的主要表现:平台垄断资本构建的数字泰勒主义劳动秩序损害了数字工人的合法权益;平台垄断资本疯狂扩张挤占了传统产业的生存空间;与金融资本复合体的高杠杆扩张模式加剧了经济系统性风险;平台垄断资本占支配性地位的寡头游戏阻碍了全社会的技术创新。治理平台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的根本在于更好地驾驭平台资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有序扩张模式。

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机制

加快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2011-2020年中国115个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及机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且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效应对衰退型资源型城市更为显著,并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起作用。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创业来带动就业、增强非国有经济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三条路径,提升了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因此,要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赋能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创业以及非国有经济发展,形成经济增长新动能。

我国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我国东、中、西部47个县域的数据分析

县域经济与县域金融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本文采用全国东、中、西部47个县2005—2011年的经济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分别对东、中、西部的县域经济增长和县域金融发展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并对当前县域经济与金融发展不协调的实证结果进行了原因分析,最后提出了改善县域经济与金融互动关系,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

为了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一般认为财政政策当是最具操作性的政策工具,但其对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还研究不多。从财政政策、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视角研究省际数据发现,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不容忽视,但推动作用有限,单凭财政政策难以实现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支出规模和行政管理型支出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经济建设型支出、科教文卫型支出和社会保障型支出均与经济增长率负相关。财政支出结构的解释力要大于财政支出规模;要维持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重视财政支出规模及其结构的作用。

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选取省级面板数据,通过静态面板OLS和动态面板GMM方法检验数字经济对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从总体上提高了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但是这一结果在区域间存在着显著差异。从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来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最为显著;从南、北地区划分来看,则是北方地区更为显著。鉴此,我国应加快建设均等化数字基础设施,加强多样化数字设备科学应用,全方位提升劳动者数字技能。

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广义矩估计(GMM)、面板门槛回归(PTR)等计量模型考察数字经济、人力资本红利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在数字经济发展下,人力资本红利有助于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从不同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红利和西部地区的数据要素对于本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呈现积极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当数据要素积累到一定阶段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红利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积极影响。

新中国70年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与领跑机遇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新技术-经济范式。成熟的技术-经济范式会从核心(领跑)国家向后发国家扩散,并为"有作为"的后发国家提供范式追赶契机,新兴的技术-经济范式则会给经过几轮范式追赶且步入"并跑"阶段的后发国家创造范式领跑的历史机遇。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三次成功跨越技术-经济范式的"卡夫丁峡谷",目前爆发的工业智能化革命给我国带来领跑新兴范式的历史机遇。从技术-经济范式赶超角度诠释中国70年经济发展历程,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探析制约我国范式领跑的体制机制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