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设提高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了吗?——基于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选取2009—2021年全国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智慧城市建设的经济内涵及理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对绿色经济效率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存在区域、规模、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城市资源异质性,即智慧城市建设对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东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城市,对特大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强于大型城市和中小城市,对数字基础设施薄弱以及非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作用更强。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规模效应、流动效应是智慧城市建设提升绿色经济效率的主要路径,创新效应则起调节作用。

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和韧性的影响

数字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能帮助企业实现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是促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效抵御全球冲击的重要抓手。文章采用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探究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有效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经稳健性检验、内生性分析后,结果依然显著。该影响效应在不同贸易方式、企业所有制、不同行业及区域间具有显著异质性,表现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对一般贸易和混合贸易企业、外资及港澳台企业、中高技术行业及东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效应更为突出。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人工智能出口主要通过提高总体资源配置效率、增强研发创新促使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跃升。拓展性分析显示,企业人工智能出口可显著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主要体现在稳定已有链条、增强其韧性和安全性上。文章立足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和韧性提高视角,为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稳定高效地促使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服务业数字投入、本土市场规模与国内分工深化——兼论产业链外部风险

数字经济改变了服务业“不可贸易”和“低效率”的传统属性,为中国依托国内大市场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内需主导型价值链提供了新的契机。本文从国内生产链长视角考察数字投入对服务业国内分工深化的作用机制和效果。结果表明:数字投入一方面能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加国内生产链长,促进国内分工深化;另一方面能通过降低劳动力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推进高收入国家的国内分工深化。本土市场规模会产生逆向牵引和虹吸效应,从而强化数字投入的分工深化作用。这一结论在更靠近需求端的下游行业和门槛效应分析中得到了论证。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工深化作用更明显;数字产品投入和国外投入对国内分工深化有着显著的抑制作用;与此同时,适度降低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有利于强化分工深化效应。拓展分析表明,数字投入会通过降低生产过程外部风险提升产业链安全,本土市场规模在这过程中发挥了“蓄水池”和“压舱石”的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打造内需主导型服务业价值链,实现服务业提质增效和产业链安全稳定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数据专用性对平台包络的影响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与相关要素结合形成的数据专用性是影响平台包络的主要因素。数据要素同时具有乘数效应和锁定效应,二者随着数据专用性水平的变化而进行强弱演化,对平台包络产生相反的影响。然而,数据专用性对平台包络的具体影响效应尚未得到明确揭示。本文选取2012—2020年中国上市平台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数据专用性度量辞典,运用DEA方法测量平台包络绩效,进而通过Tobit模型检验数据专用性对平台包络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平台企业的数据专用性分为人力、算法、渠道、场景四个维度,数据专用性对平台包络具有倒U型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平台企业技术水平的调节作用下,倒U型曲线拐点向左移动。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区层面上,处于已建立大数据交易所地区的平台企业倒U型曲线更加陡峭,拐点向左移动;在平台类型层面上,衍生型平台相对于原生型平台的倒U型曲线更加陡峭,拐点向左移动;在企业规模层面上,大规模平台企业的倒U型曲线更加平缓,拐点向右移动。本文结论有助于指导平台企业进行合理的数据要素相关投入,推动平台企业根据自身的要素禀赋和资源能力进行合理的边界延伸,以实现平台经济有序健康发展。

区域贸易协定、价值链网络结构与制造业价值链关联

当前国际分工出现逆全球化、服务化与交叉化等新趋势,赋予了区域贸易协定(RTA)影响制造业价值链关联的新机制。本文基于国际分工的新特点,首次从“中心-外围”价值链网络结构视角探讨了RTA对制造业价值链关联的影响。结果表明:签订RTA以及条款深化通过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联动,促进价值链分工交叉化,显著深化制造业价值链关联。更重要的是,RTA通过价值链分工交叉化,影响了位于不同网络结构位置的国家间国际分工模式的演进。且该效果存在梯度差异,RTA能够打破原有中心国家的路径依赖和长期占据国际分工高位的藩篱,通过增强外围国家的后发优势,为其融入国际分工提供更多机遇。拓展性分析表明,“中心-外围型”RTA、多边协定和区域内协定有更强的促进效应;此外,RTA效应的有效发挥依赖于政府和履约方效率等缔约环境,RTA结构的“轴辐效应”则会限制其效果;在经济下行时期,RTA能发挥贸易稳定器的作用,更大程度地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关联,维护产业链安全和稳定。本文为理解RTA如何影响双边价值链关系和国际分工网络演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内生性金融风险还是输入性金融风险: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溯源

新发展格局下,坚持防范输入性金融风险和化解内生性金融风险并重是维护我国金融稳定的关键,准确识别并测度两类风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尾部溢出指数分解法测度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内生性金融风险和输入性金融风险水平,厘清了不同经济金融环境下中国金融市场的风险来源结构。研究发现:第一,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对极端事件十分敏感,当重大金融冲击、贸易摩擦事件和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市场风险明显上升。第二,从风险来源结构来看,输入性金融风险占比大于内生性金融风险,且正常状态下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变化主要由前者主导,而极端状态下中国金融市场风险变化主要由后者主导。第三,正常情形下,相较于国际资本市场,国际外汇市场和商品市场对中国金融市场的输入性金融风险更加显著,但在极端情形下,国际资本市场的输入性金融风险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