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民商事案件中的先决问题及域外法的查明——对安联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的评析

在涉外民商事案件审判中,先决问题及其后的查明域外法有助于实现判决的国际一致性,维护当事人权益。文章结合一起近期适用德国法的案件,详细阐释了先决问题及其重要意义,论述了先决问题有助于理解案情、充分回应诉辩主张、体现司法政策要求、发挥裁判示范效应。但是,在查明域外法方面,现行规定原则性较强,欠缺细化标准,域外法查明途径仍有待拓宽、域外法查明范围未能明确。现行法律规定的查明途径,并非穷尽式列举,人民法院法官完全可以灵活运用"司法认知"这一途径查明域外法,在域外法查明范围上,应尽量拓宽域外法查明的渠道,尽可能的重视其他法源及辅助资料,促使域外法的含义进一步得到明确。

论现阶段国内船舶建造合同纠纷的基本问题

在现阶段航运业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国内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件数量出现上升态势。该类案件类型多、形成原因复杂,且在法律适用上存在诸多难点。针对现阶段国内船舶建造合同一系列基本问题,结合民法基本理论,采用实证分析、比较法等方法,分析论述了船舶建造合同法律性质、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船舶质量瑕疵纠纷、造船方不具备相应资质情形下合同效力认定等问题,并提出应对措施。

“卸货港所在地法律”不应认定为外国准据法——对柏域斯货代公司与衡美纱线公司无单放货案的评析

在涉外无单放货案件审理中,承运人往往以卸货港所在国存在特殊法律规定为由进行抗辩,认为自己依该特殊法律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即已完成交付义务,不应再承担无单放货的法律责任。在此类案件审理中,"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往往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存在界限模糊之处,直接影响到对"卸货港所在地法律"查明责任的归属。实质上,《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的"外国法律"属于根据冲突规范指引的准据法,而"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属于承运人根据中国法中《无单放货规定》第7条加以主张的免责事由,二者法律意义并不等同。对于卸货港所在地法律,应由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另外,承运人依据《无单放货》第7条规定主张免责,应同时证明两个事项:卸货港所在地存在特殊法律规定,根据该规定,承运人必须将货物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承运的货物已交付给当地海关或者港口当局。

环境污染侵权中“污染物”范围和认定标准——对海上污染损害赔偿纠纷案的评析

环境污染侵权具有高度危险性、不平等性等特点,我国《侵权责任法》为其规定了特殊的证明责任,但其证明标准仍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立的高度盖然性标准。环境污染侵权中的"污染物"不应限于纳入国家或地方环境标准的物质,在国家或地方标准对某类物质的排放控制要求未予规定的情况下,只要能够确定污染行为造成环境损害,且行为人不能证明存在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须承担赔偿责任。

互联网产业经济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反思与突破

相关市场界定是司法机关审理好反垄断案件的必要前置程序。随着互联网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产业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已经无法完全适用于互联网领域;而我国的反垄断法出台和实践时间相对短暂,更需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新的界定方法,使反垄断司法实践更具公平、公正性。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法,从案件判决出发,反思目前互联网领域相关市场界定中存在的问题,调整并改进传统界定方法,创新实践路径,以期对反垄断规制的发展提供新思路。

试析船员配员相关关系的法律规制

目前我国的船员配员已居世界首位,但船员、船员公司、船公司三者之间所产生的劳动法律纠纷日趋严重,且在海事管理工作中,船舶配员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本文通过分析现行船舶配员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从劳动与资本的博弈、权利与效率平衡的视角,提出完善船舶配员相关法律制度的可行建议。

结果导向的裁判思维——基于法官审判经验的实证研究

根据后果来证立裁判的裁判思维普遍符合法官的审判经验,但后果考量应当建立在解释规则充分运用的基础之上,从而将后果考量纳入法教义学的框架,在裁判目标上兼顾"正确的裁判"与"可接受的裁判"。为此,应当通过确立裁判后果的系统分类,限制法外因素和间接法源影响裁判后果的条件,确立后果主义审判的法律方法论,从而防范后果主义审判所形成的恣意司法的风险。

论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海上保险合同中的适用

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于海上保险合同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因为海上保险合同具有信息的不对称性,保险条款具有专业化和格式化的特征。为解决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的误区,应当明确疑义利益的判断标准;根据合同解释的原理与方法,疑义利益解释规则适用于合同的语用模糊,要遵循一般解释规则优于疑义利益解释规则的适用位阶。根据海上保险合同的特殊性,须明确疑义利益解释规则在海上保险合同适用中的除外情形,综合考量各种辅助因素来判断是否适用该规则。

海上污染案件中主体诉权、责任主体、因果关系的认定及损害赔偿额的酌定——栾树海等21人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海上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案评析

本文基于首例人民法院受理并作出裁判的"康菲"案基本事实及法院裁判理由,全面分析了该案的重要意义及所涉关键法律问题,主要包括海洋污染案件中养殖户索赔权利的认定、海上污染案件中"污染者"的确定、因果关系的认定及海上污染案件中损害赔偿额的酌定四个问题。本文指出,对于养殖户索赔权利的认定问题,尽管相关法律有证件要求,但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不宜将是否具备相关证件作为养殖户行使索赔权的必要条件,而应以养殖行为是否实质获得当地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作为评判标准。对于"单一污染源多重主体架构"情形下"污染者"的确定问题,应以是否实际开启、控制污染源并从中获利为标准,结合当事人间合同约定、特别法规规定、有权机关事故调查处理结论等因素,进行综合审查认定。对于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不宜将环境污染案件法定的因果关系举证倒置作绝对化理解,而应按照"初步证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次序,并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和经验法则认定因果关系是否成立。对于损害赔偿额的酌定问题,考虑到在海上污染案件中损害赔偿数额的举证存在较大困难,可以本着诉讼经济原则,结合比较法的规定及司法实践作法,对我国侵权法中财产侵权损害的条文进行适当解释,赋予人民法院在难以通过鉴定确定赔偿数额时,根据有权机关监测报告、行政赔偿补偿标准等证据酌定损害赔偿额的权限,避免受污染者仅因损害赔偿额举证不足而败诉。

基层司法中的法官角色及其冲突——以乡土社会为分析背景

乡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所产生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裂缝,导致基层法院的司法者面临着科层体制下法律适用与权力技术之间、治理结构下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规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角色冲突。在乡土社会自身转型与法治体制改善的背景下,基层法院的法官正在经历着由乡土法律人向法治精英的身份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基层法律人应当在权衡现代化法律与本土传统的基础上,维护司法的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基层司法中的法官角色及其冲突——以乡土社会为分析背景

乡土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所产生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裂缝,导致基层法院的司法者面临着科层体制下法律适用与权力技术之间、治理结构下规则之治与纠纷解决之间、规范结构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的角色冲突。在乡土社会自身转型与法治体制改善的背景下,基层法院的法官正在经历着由乡土法律人向法治精英的身份转变,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基层法律人应当在权衡现代化法律与本土传统的基础上,维护司法的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统一,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自由船员外派模式下船员服务合同性质之界定及其法律适用浅析

立足现行自由船员外派模式,在全面理解船员外派机构、外方船东、自由船员三方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着重研究船员外派机构与自由船员间以'聘用合同'或类似协议订立的合同的法律性质。这种合同不属于劳动合同,也不属于劳务合同,而是一类独立的,兼有居间、委托等多重特性的合同,即船员服务合同。无论是《劳动合同法》中劳动合同的相关规定,还是劳务派遣的相关规定均不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