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陶行知精神 服务新农村教育——对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下乡实习”的思考

下乡实习是一种新的实习形式,它既摆脱了城市实习的困境,也对农村教育是一个支持,还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中央教育精神、陶行知办学思想和太原师范学院办学理念的有机结合。下乡实习需要明确的理念、规范的操作,更需要与当地实际相结合。下乡实习需要政府的支持、需要良好的农村教育人才机制,更需要高等师范课程体系的改革。

梁斌与丁玲的互动及其文学史价值

丁玲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其中丁玲与很多作家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如丁玲与沈从文、萧红、韦丛芜、施蛰存等,但丁玲与梁斌一直未曾涉及。本文主要围绕丁玲与梁斌的互动,从丁玲被捕、对丁玲逝世的悼念及丁玲对《红旗谱》的认可等内容入手,从梁斌与丁玲这些互动中能够看到作家之间的传承及带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对文学现象进行补充,并窥视其互动背后隐藏的文学史价值。

《三晋石刻大全·太原市卷》异体字研究综述

《三晋石刻大全》收录碑刻超一万六千余通,是山西碑刻的集大成之作,其价值远超以往碑刻专著,大量学者以《大全》为材料来源,对山西地区历史、民俗、宗教和语言文字使用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就以太原地区来说,对此地区碑刻的语言文字研究尚显不足。本文对前人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同时选取碑刻异体字进行构件分析,系统整理碑刻异体字资料,以期提高对太原地区碑刻语言文字的重视,补遗文字材料,进一步挖掘碑刻的文字学价值。

二本师范院校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多元评价”考核体系的建立

评价体系是课程教学改革至关重要的一环,离开了科学的评价方法,课程教学的改革将是一句空话。课程考核方式的改革,是学生能力和素质形成与提高的杠杆,是实现教学目的的重要手段,对学生学习活动起到指挥棒的作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而言,这一评价的指标体系可以由三部分内容组成,即学生的课堂表现、平时作业和期末综合测试。

儿童文学的内在规约与美学特质——由儿童文学创作“跨界”现象谈起

一、由创作跨界溯儿童文学之“界”在中国文学的当代视野中,“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门类走向现代意义的“自觉”并取得命名,仅有百余年。但就在这短短的百余年间,儿童文学已经伴随现代文明对“儿童”期所标志的独特人生阶段的不断认识与尊重,伴随现代日益前行的儿童教育观念,伴随儿童文学阅读培养的生长需求与良性推动,伴随巨大的市场力,成为当代文学场域中日渐聚焦的“文学现象”。近年来,童书出版驶入快车道,其中仅“儿童文学”这一品类,年出版种数已达1万余种。儿童文学的文学关注度逐渐升高,越来越多之前并不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投入了儿童文学创作中。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儿童文学创作“跨界”。

元代高昌进士偰玉立的河东宦迹与文学书写考论

偰玉立在河东山西为官六年,今存七首河东山西记游诗词,学界对此尚未有专门的研究。偰玉立河东宦游与文学书写的文化意义在于:参与了当地文士诗歌唱和、同题集咏,构筑了多民族、多层次的士人交游圈;同时,其“林泉之好”成为少数民族士人化的象征,代表了少数民族士人的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显现。以偰玉立为代表的少数民族士人群体对儒家文化的接受、认同与传播,是多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融过程中的一个缩影。在这个过程中带来的地方社会结构的变化、文化的扩散和社会教化的推动,为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历史借鉴。

一部有新见的李白研究著作——评王红霞、刘铠齐《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

王红霞与刘铠齐所著《孤本品诗仙——〈瑶台风露〉整理与研究》(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以下简称《孤本品诗仙》),前有詹福瑞序言论述此书线索及整理出版的意义(1),要言不烦,对于研究者与读者阅读此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薛天纬则从李白古体为主的创作倾向指出了此书对李白研究的价值(2)。

论“批判诗学”的品质——赵勇《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试评

《走向批判诗学:理论与实践》勾勒了“批判诗学”的理论路径和具体实践,是针对中国批评现状所提出的创造性的文艺理论话语。当下文学批评的困境之一是学院批评及论文体,深层威胁则在于批判精神流失。应对批评的窘境,批判诗学具有以下品质:它从内在批评和文学介入获取方法论资源和价值观取向,以介入为实践品格;从马克思主义传统和法兰克福学派汲取元气和力量,以批判为核心立场;重视互动和对话,力图在艺术自主与文学介入之间、作家与知识分子角色扮演之间等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以居间为路径和方法;反思、拓展童庆炳的文化诗学话语而有所创造,交融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尝试新的建构。

鲁迅藏郑振铎《家庭的故事》

《家庭的故事》,郑振铎著,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8年初版。扉页即题赠页(见封三)有题字:“给鲁迅先生郑振铎十八,二,二”。该书封面(见封三)有红色镂空字体写的书名,左下方画着钟表图案,表盘数字分布与现行的顺序正好相反,表盘正上方为6点钟,正下方为12点钟。表盘数字格式包含四种,中文大写数字如“壹”“拾”,中文小写数字如“六”,阿拉伯数字如“2”“4”“5”“7”“9”“11”,罗马数字如“Ⅲ”“Ⅷ”“Ⅻ”。钟表显示时间约为11时21分。

李欧梵中国式现代性的理论资源与建构

李欧梵从中国式现代性的实际境况出发,将西方的现代性研究作为发现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工具,在与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对中国式现代性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建构。首先,他将中国式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并置,管窥中国式文化现代性的面貌。其次,他致力于研究中国式现代性想象的风貌,重点论述了晚清时期民族国家想象的形成过程,以及上海都市文化的想象、张爱玲作品中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另外,他在后现代性理论语境下,对中国式现代性中的历史感进行了分析。

《经典常谈》的“浅”与“深”

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全书由浅入深,语言凝练、浅近、活泼,譬喻生动形象,体现出朱自清深厚扎实的知识储备及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精准把握,对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学性新释

自从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罗曼·雅各布森标举"文学性"以来,文学性就成了一个评判文学的重要概念和尺度。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引起争议的"理论话语"。合理的文学性规定应该是:文学性等于诗性、语境关联性和诗意对话性。形式主义的文学性是最纯粹最深刻的文学性,但同时也是缩小化的、有着严重局限的文学性,它是一种小文学性;文学的语境关联性和诗意的对话性则是大文学性。文学性具有三层本质和三圈结构:外层为语境关联性;中层为诗意对话性;深层为诗性。诗性不是它的全部,而仅是它的里圈和核心层。今天,小文学性已逐渐为大文学性所包融,诗性、诗意对话性、语境关联性也越来越趋于一种融合态。小文学性与大文学性,或文学性与非文学性之间存在着周期性、或轮回性的互动倾斜关系,文学性最终应是一个周期性的概念。

山西榆社方言中情态副词“害怕”的语法功能与情态特征

“害怕”在普通话中只作动词使用,而在榆社方言中却有情态副词的用法:既可以表示说话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推测或估计,也可以表达否定的态度;而且具有委婉功能和非现实性的特征。近代汉语中的“害怕”在意义上主要表现为“心中慌乱”与“担心”;在结构上主要有“S+(状语)害怕+(N)”和“S1+[害怕]+(S2)V”两种类型,而后者也为“害怕”的语法化提供了可能。在语法化过程中,榆社方言中的“害怕”在结构上经历了“S1+(状语)害怕+(S2)V”→“S 1+[害怕]+(S2)V”的变化;在意义上也有发展,即“心中慌乱→担心→担心+判断→判断”,最终有了表达个人判断或观点的情态用法。

夜禁的张弛与城市的文学记忆

中国古代文学有关城市夜禁的记忆是一个极有意味、颇堪探究的文学表征标本。夜禁,又名宵禁、禁夜,是官方禁止一般人夜间在外活动的制度。夜禁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由张变弛的演变过程,文学的夜禁记忆与历史文本是相合的。公共生活时空的膨胀规定了文学记忆从雅赡向轻艳的风格转变。文学的城市夜禁记忆表达了对松弹、废弛的向往、追求和偏好,对严禁的敏感、恐惧。同时也是对身体欲望的时空分配,以及夜禁想像共同体的话语生产的一个有效表征。

从“太原罗贯中”到“两个太原”、“两个罗贯中”——元末罗贯中籍贯近三十年争议论评

元人《录鬼簿续编》一书的发现,《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籍贯才有了明确定论。但自20世纪代八九十年代起,关于罗氏籍贯的争议再起,先是"罗贯中太原人"误写说的提出,然后是山东学者"两个太原"的论定,再到近年"两个罗贯中"的提出。这些似是而非的结论很有必要澄清。

太原方言语气词“嘞”

太原方言语气词"嘞"分布领域比较广,可以用在陈述句、疑问句、感叹句句尾或用在陈述句、疑问句句中。从"嘞"的诸多用法中,可看到它的功能和意义以及与北京话"呢"的异同之处。

太原街道名称研究

本文以山西太原的街道名称为对象,择例对其指别功能和文化功能进行研究,这是具有语言学和社会学双重意义的研究。

当下影视和文学关系的再思考

在短短的100多年声光岁月里,影视艺术一路轻歌曼舞,以它直观生动、视听兼备的传播优势,在亦幻亦真的银幕世界中创造了辉煌的票房业绩,在艺术与技术的变奏中创下了许多收视奇迹,不论如何,影视的崛起和影视艺术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影视艺术的发展深受文学影响,但影视不能被文学覆盖,影视未必是文学,影视已经有属于自己的卓越风姿和蔚然景观。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