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科学生毕业实习课题化的实践探索——以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为例

以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为例,分析法科专业本科学生实习现状,提出法科专业学生毕业实习课题化的具体设想,对法科专业本科学生课题化实习进行尝试与探索并加以评析,以提高法科学生毕业实习的实效,增强学生的法律素养和法律技能。

轻罪时代刑事司法柔性治理

轻罪时代,面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我国当前犯罪态势逐渐呈现出明显的轻罪化趋势,刑事司法应对犯罪逐渐从以偏重事后惩罚威慑向注重事前预防、多方协同、深化诉源精准治理、多措并举的“治罪”与“治理”相结合的标本兼治观念转变。“依法有效治理犯罪与强化人权司法保障”是我国刑事司法治理的核心任务,实践中通过贯彻“少捕慎诉慎押”政策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社区矫正”等制度,展现了犯罪治理的新思维与新作为,但也存在一些与刑事司法柔性治理要求相抵牾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与准确把握大量轻罪入刑后“法益保护”与“人权保障”之衡平问题,刑事司法就须明确把“以人为本”作为犯罪治理的根本价值遵循,并将“宽缓、审慎、谦抑”理念贯穿于犯罪治理的全过程。

失信联合惩戒的法治反思

市场经济发展中整体失信的社会生态、社会治理机制转型中对于创新治理工具的需求、信息化时代提供的强大技术基础,构成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形成背景。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机制,这一制度释放出强大的治理效能,但在实践中存在脱离法治轨道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失信行为认定泛化、联合惩戒造成过度评价、失信行为与惩戒措施不当联结,其根源主要在于强化法律机制的制度本意、统一法律制度供给缺失。需从法治的视角对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予以匡正:完善失信联合惩戒立法,加强制度顶层设计,规范地方立法实践;统一失信行为的认定标准,避免制度实践的无节制扩张;保障制度的实质合理性。

抢夺行为的定型化与体系性解读——从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分切入

文章以刑法体系解释和罪刑结构为视角,回归刑事本土化立场,秉持刑法学界的理论通说,坚持将公然和秘密作为盗窃罪和抢夺罪的界分标准,以在现行刑法体系中实现罪刑均衡。基于对盗窃罪与抢夺罪行为特征的分析,明确公然性是抢夺罪的本质和核心特征,公然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认定为抢夺罪,并非所有的抢夺行为都具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对物暴力”不是构成抢夺罪的必备要素,财物“紧密占有”的含义需要扩大解释为处于被害人视线范围内的财物。

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等”外探索

概述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立法现状及受案范围狭窄、法律规定不明确的问题;分析了受案范围立法和其扩张的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阐释受案范围扩张的必要性。指明受案范围扩张要抓住公共利益的“公共”本质、以未成年人利益受侵害为底线、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工作优势。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列举了重点领域解决受案范围的实践难题。

区块链电子存证证据资格认定的实践困境与规则优化

区块链技术具备去中心化、加盖时间戳、非对称加密等自身特性,契合当今司法实践的发展方向,正不断融入确权与存证领域中。这一技术在提供底层支持的前提下,还存在更深层次的制度意蕴,能够实现技术证明与法律证明的良性互动。但是,目前的区块链存证技术对电子证据证据资格的认定仍有局限性,法院对区块链电子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等要素审查存在适法混乱问题。因此,未来仍有必要构建科学、完善的制度体系及其规范化思路,确立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同时在审判实践中形成对区块链电子存证审查的二元视角,完善相关审查规则,真正解决司法应用难题。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的运行现状及制度保障

检察公益诉讼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基础性权力,对于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实体公正、推进诉讼程序具有积极意义。该权力在运行中仍存在被调查对象配合度不足、权力适用失范、调查核实成本过高等现象。因此,为了确保检察机关正确理解并合理行使该权力,应当赋予调查核实权以强制力、完善立法供给、明确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目的、优化鉴定配套机制等,从而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检察机关履职困境与措施改进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宪法赋予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全面依法治国、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引发了学界对检察机关职能定位的重新思考。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其行使法律监督权不仅可以从职务侦查入手,还可以深化对“四大检察”的监督。目前,检察机关对行政违法行为的监督、社区矫正监督、公益诉讼监督以及诉源治理方面存在现实困境,应加强行政违法行为的检察监督,提升对社区矫正的监督力度,拓宽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并深化诉源治理,以提高检察机关监督能力。

涵化理论视阈下企业法治营商环境建构创新范式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提高经济效率、提升国家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在不断完善中,存在企业营商环境改善动力不足、企业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不健全等问题。本文从涵化理论的视角出发,进一步深化对营商环境内涵和基本要素的认识,从而加强顶层设计,完善营商环境的政策制度及评价指标体系。

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对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之研究

司法实践中,实际控制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现象频现,而《公司法》未将实际控制人纳入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规制范围,此类案件裁判工作陷入实际控制人责任形态缺失、对其滥用行为未实现整体规制以及责任认定与立法不统一的窘境。实际控制人适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契合法人制度的本质,能够保护债权人利益,堵住法律漏洞,有效规制实际控制人的滥用行为。未来《公司法》应将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规制范围,完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从立法目的出发,扩张解释现行《公司法》第20条第3款,对实际控制人扩张适用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严格把握构成要件,采用多重标准认定行为要件,重视结果要件;法院应坚持审慎立场,考察适用必要性,坚持“一案一否认”,防止法人人格否认制度被滥用。

袭警罪的出罪路径研究

司法实践中袭警罪适用范围过于宽泛。为了区分袭警罪罪与非罪及其与妨害公务罪的界线,需要从袭警罪的客体、客观方面以及主体要件,开展袭警罪出罪研究。未同时侵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和人身权益的行为、不具有突然性和意外性的攻击行为、发生在警察执行公务尚未开始或已经完成时的袭警行为均不构成袭警罪。袭警罪的暴力仅限于直接对人身体不法行使有形力的狭义暴力。暴力袭击单独行动的辅警和超出职权范围行使职务的辅警,不构成袭警罪;醉酒者袭警不宜定袭警罪,可定其他罪名。

正当程序视野下的法官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法官司法责任制又是司法改革的重中这重,正当程序是使法官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因为只有用正当程序才能规制住审判权的恣意,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以正当程序理论为主线,结合我国现有的程序立法和审判实践,提出增设快速封闭连续审判程序,创立有限多元人民陪审团制度,同时注重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当审判程序,在最大限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大数据思维下检察监督的思维转变及困境突破:以虚假诉讼为切入点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对传统检察监督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面对新时代虚假诉讼案件频发的现状,检察机关应该积极推进大数据思维赋能法律监督,通过转变大数据思维,推动大数据技术打击虚假诉讼行为。为确保大数据思维有效赋能虚假诉讼类案监督,首先,应当在类案监督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思维的具体转变方式;其次,从虚假诉讼类案监督的实践出发,剖析大数据思维与大数据技术结合存在的诸如“信息孤岛”“复合型人才稀缺”“大数据思维越位”等问题及背后的原因;最后,从数据扩源、人才引进、思维建立三个维度入手,解决大数据思维在实践中的应用问题,进一步挖掘大数据思维赋能检察监督的深层价值,提升虚假诉讼类案监督的质效。

算法自动化决策对正当程序原则的挑战与因应——基于行政执法的场景展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算法自动化决策逐渐应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优势,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推动了数字政府的建设,但同时使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在一定情形下出现“失灵”:算法黑箱使行政公开无法践行、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被压缩、证据证明力等受到挑战。为应对新型技术对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冲击,有关部门应增强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通过程序机制后移贯彻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通过专业机构的评估与认证提升证据证明力,以此调适新技术的运用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冲突,确保算法自动化决策在行政法治框架下作出。

NFT数字作品交易行为:理论反思与科学认知

NFT数字作品从交易结构来看,涉及铸造、发行等诸多环节。关于NFT数字作品的法律性质,目前学界存在“债权转让说”“网络虚拟财产说”等不同的观点。事实上,数字作品交易作为一种非功能性商品的交易,属于发行行为,这一法律定性实现了虚拟数字作品所有权交易时的预期法律效果,突破了传统视角下发行权所指之物为有形载体的这一观点。在区块链和智能合同的影响下,数字作品复制件能够发生财产转移这一效果时,这一交易属于发行权的范围。就数字作品首次销售后的二次交易而言,基于无形载体的NFT数字作品交易符合发行权的实质,其权利用尽后不会对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损害,保护了购买者对数字作品NFT的交易、流通和处分等权益且避免了传统数字作品二次销售后的复制行为,适用发行权用尽规则。NFT相比于传统同质化代币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在进行法律定性与适用中应该谨慎。

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问题研究

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公益保护领域的原创性成果,检察公益诉讼在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彰显出独特的制度效能。实践表明,检察公益诉讼无法完全与传统诉讼兼容,当前的立法模式和立法实践相对于该制度的健康发展亦存在不足之处,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正当其时。推动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工作不仅是落实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部署、回应人民群众期待、破解实践难题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建立在良好基础上的有益尝试。检察公益诉讼专门立法应在把握检察公益诉讼规律以及吸收司法案例经验的基础上,对现行制度加以完善;应根据检察公益诉讼的实际需要来整合现有规范,设计出科学的法律框架,明确制度重点内容,为检察公益诉讼的有序进行提供法律依据。

科技成果转化中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解决机制

科技成果价值较大,以传统诉讼方式解决此类纠纷时,往往会付出巨大经济成本,很多时候会赢了官司输了钱。基于这种现状,建立"以调为主、调诉结合"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知识产权纠纷,是弥补单一诉讼程序"不经济"的途径之一。同时,这种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也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建立科技强国的目标提供了制度保障。

大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

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逐年持续增加,而大学毕业生的社会有效需求却并未明显增加,就业竞争日趋激烈,大学生要想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需要迅速适应学校环境向社会领域的转变。因此,大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这些素养从意识层面包括秩序意识、合作意识和尊重意识,从能力方面包括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等。

女大学生性犯罪被害及个体被害预防

女大学生性犯罪被害有其较为明显的特点,女大学生所具有的被害性即诱发性与易感性因素是性犯罪产生的重要条件。女大学生个体被害预防有较深层的理论基础。女大学生个体预防性犯罪被害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犯罪被害前,通过消除被害性因素,避免犯罪人形成犯罪中立化心理,控制犯罪发生,在被害过程中,采取有效方法,避免犯罪的非人格化,控制犯罪发展过程。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保障机制——以法律经济分析为视角

科技成果转化可以将无形的价值转化为有形从而促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率的提升,在转化过程中不仅仅需要持有人的个人智慧,更需要法律机制的保障。因此,应当对专利、技术秘密、技术合同等不同层次的立法加以规范;建立科技成果交易平台并完善辅助平台的建设,以提升科技成果交易的市场化效率;建立专业化的审判组织、提升审判程序的效率等,为科技成果纠纷提供司法保障;科技成果持有人也应当在制度的规范下合理行使权利,避免由于自身原因导致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现象。这种"四位一体"法律保障机制的建立,有利于从根本上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而法律经济学为建立这样的机制提供了分析基础,能够让我们看清这些机制存在的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