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研究史料——周作人后人保存的部分

本文以提交2018年7月日本早稻田大学"首届周作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基础资料的钩沉与整理"会议的论文为基础,经文字修订和增补会上口头发言内容而成。笔者及家人存有若干可供文史研究的资料,如周作人的日记、手稿、书信、藏书等,其中部分内容已完成整理并发表。这些资料曾因1966年"文革抄家"被劫掠而遗失二十余年,部分内容已在社会上流传并出现侵权发表、人为取舍甚至篡改等情况。本文第一、二、三、四、五部分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初步介绍。第六部分就日据时期有关伪教署督办和署长等几个问题,对周作人的日记、藏信及有关资料进行了摘录和汇集,从中可看到该时期地下抗日组织与周作人的联系和合作,可知周作人在该时期的情况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本文采用的史料多为第一次面世。文后附有周作人日记节录。

希特勒与奥地利人——在完全一体化与局部镇压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大约有130万奥地利成年男子和少年卷入战争,成为希特勒历次对外扩张的参与者。这一结果的发生来源于一战后德国与奥地利许多政治家、军官、经济界人士、工程师、作家和艺术家等主张的合并思想。在希特勒的鼓吹下,1938年4月,99.6%的奥地利人以公投的形式支持"奥地利与德意志帝国的再统一",奥地利成为法西斯德国的一部分,许多奥地利人主动投身希特勒的对外侵略,同时,也有不少人成为战争的牺牲品,对奥地利社会造成了无尽的伤害。

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既已被认定负有"集体罪责","德国恐惧症"在欧洲国家蔓延。对此,战后"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在德国社会引起热议。但"铭记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尽管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也受到创伤,但却无法谈论。在20世纪50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勒,东德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冷战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战后难民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解释过去,成为政治家利用历史赢得未来的关键。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

周作人1965年日记

整理说明本文根据周作人先生1965年日记原件整理。原日记写在荣宝斋24×30筒子稿纸上,由著者手工装订成册,1964年日记与1965年1月1日至4月8日的日记同册,封面有著者编号"戊十二",1965年4月9日至12月31日日记与1966年日记同册,著者编号为"戊十三"。

周作人与郑德音

郑德音是1925年北京"女师大风潮"中6名女学生"干将"之一,后加入中共地下党并被派遣到苏联留学,国共合作破裂后回国参加地下活动,是1930年中共北方"左联"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执行委员),1932年5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其后郑德音本人、北方"左联"其他领导人孙席珍(中共党员、书记)、刘尊棋(郑德音之夫、中共党员、执行委员)以及郑德音的亲属多次向周作人请求救援,周作人除了经济上予以救助外,还转托易培基、许寿裳、蔡元培、胡适等人为郑德音获释进行多方努力。郑德音于1934年2月出狱,随后多次到八道湾11号周宅向周作人致谢。本文通过对与郑德音相关的史料进行汇集和解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周作人与中国"左翼"文化人以及国、共两党的关系。本文的依据为影印本《周作人日记》、周作人日记原件、周作人致许寿裳书信影印件和周作人藏信原件,其中周作人1935年日记有关内容和周作人藏信的有关内容均为首次发表。

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认为日本与德国在战后面临不同的环境,导致日本有着自己的对待二战历史的政策,但是,从战争一结束,德国彻底清算了希特勒的罪恶,而日本天皇裕仁却被美国用来稳定战后日本的政治秩序。在日本,很多人对战争期间的种种加害罪行没有深刻反省,却利用美国投下的原子弹让自己成了受害者。德国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国民的认知中,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形成这样的记忆共识,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当前,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组成了一个意见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目的把历史做为工具加以利用。

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

二战后美国占领政权通过历史反思与再教育实现了西德民主的再造。其中历史反思主要包括: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去中央化和去垄断化;而再教育则通过黑、白名单的制定,彻底结束了德国人认知当中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是对文化政策的提前计划与政策准备。它们使德国人意识到,宽容和责任意识对于民主制度是多么重要。

“克里斯玛”在日本--论一个外来文化范畴的翻译阐释运用

"克里斯玛"在日本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词汇,20世纪60年代开始流行,在解释时往往联系到马克斯·韦伯。那么,这一概念在日本的宗教、文化,特别是政治领域是如何运用的呢?根据韦伯的统治社会学,日本天皇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他们的神圣血统,就是"遗传克里斯玛",至于日本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他与希特勒这样的独裁者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缺乏个人魅力与独掌大权的绝对意志,但他拥有"职务克里斯玛",这是"克里斯玛"统治的一种类型,政权创始人的后继者们都借此实现其统治的恒常化,因此其地位不会受到质疑,其行为不会受到挑战,麦克阿瑟在战后也是因为利用了这一点而保留了天皇制。

汉德语中“已经”和“了”的比较与教学

维也纳大学汉学系是设立在奥地利唯一的一个汉语教学中心。由于学生生活在德语区的语言环境里,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中国人和练习汉语,这给我们的汉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