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视角、经验与反思

本文基于变革性理论研究路径对中国中央层面的机构改革过程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驱动改革的通常是政治领导以及周期性的政治事件。改革进程反映出文化上的路径依赖现象,也包括文化对改革的内在抵制。与西方的改革经验相比,中国改革具有一些独特特征,如党的领导、传统文化以及复杂性等。同时,中国又从西方借鉴了一些结构性和文化性的解决方案,并使其适应中国特色。中国的改革进程用层叠的方式体现出了"新公共管理"和"后新公共管理"的混合特征。

中国中央政府机构改革:历史与意涵

政治和行政机构的结构对于实现公共目标很重要。然而,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能由于环境和文化进程或由于领导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中央政府机构的结构变化在最近有关改革和变革文献中占显著地位,但我们对除西方民主国家以外的结构变化知之甚少。本文分析了70年来我国中央政府机构结构变化的主要类型和可能的原因。我们发现了与行政发展相一致的有趣的结构变化模式。运用组织理论的多元视角,这些主要可以用政治周期或中央领导所采取的行动来解释,但他们也受到文化因素、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的影响。

政党与利益集团

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政治组织和政党分会官方杂志《政党政治》（PartyPolitics）2012年第l期以“政党与利益集团”为主题刊发了一组文章，探讨了政党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验证了卡特尔政党理论。本文为本期专栏的特约编辑艾琳·阿莱恩（ElinH．Allern，挪威奥斯陆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和蒂姆·贝尔（TimBale，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所作的评论。在评论中，作者围绕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类型、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的驱动力，对专栏的文章进行了介绍与点评，并指出了研究政党与利益集团关系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及未来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在评论之后，是专栏五篇文章的主要情况。

英国脱欧与欧盟理事会权力的再分配——基于跟踪问卷调查数据的社会网络分析

2016年,英国脱欧成为全球政治的"黑天鹅事件",被认为是冲击当前欧洲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不稳定因素之一,并影响到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本文基于2015年和2018年的"欧盟理事会合作和协商数据",通过建立欧盟理事会权力网络,来分析英国脱欧可能导致的各成员国在重要政策领域内决策权力的变化,以及欧盟理事会权力分布的结构性迁移,以阐释英国脱欧这一重大事件的国际政治影响,并且从方法论意义上,为研究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中权力的分配和变化提供新的思路。

移民管理问责:挪威、丹麦和德国的危机比较

问责可定义为制度化的机制,迫使责任主体在不同问责质询会议解释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机制下可以提出质疑和实行强制性的惩罚措施。本文依据五种不同问责类型——政治问责、行政问责、法律问责、专业问责和社会问责——的描述性框架,对挪威、丹麦和德国移民政策中存在的不同'危机'进行了分析。责任主体和问责质询会议之间的信息交流、辩论和结果,对于了解官员在关键时刻是如何实行政治和行政管理措施至关重要。首先,问责动态强调有关政策变化的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其次,正式的政治问责未必导致诸如部长引咎辞职的政治后果。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问责力度的执行。对实践工作者的启示政治和行政领导以及公务员都面对着来自更为广泛的公众及内部或外部同行的一些要求。责任主体和问责质询会议之间的关系如何,对于了解公共管理机构的工作运行状况十分重要。这种关系可以描述为问责动态。如果出现危机,这种关系的存在就能消除危机或维持日常的行政管理事务和秩序。我们的问责机制框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方案,可用来重新认识上述五种问责机制的关系,这些关系在重组过程中或动议改变政策时应予以考虑。

新歌剧院:企业家精神、垃圾箱特征与机会窗口之结合

本研究检视奥斯陆新歌剧院建设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决策过程。该决策最终于1999年做出,新歌剧院于2008年建成。为了分析这一决策过程,我们使用了'修改的垃圾箱模型',该模型由金登(Kingdon)提出,将工具型联盟建立过程中的政治型企业家精神与垃圾箱特征结合起来。其中胜出的联盟包括来自议会、地方政府以及地方私营企业的参与者,其胜出的原因在于成功利用了其他参与者开启的机会窗口,主要原因在于,歌剧院工程是从一个大型道路建设工程中临时拆分出来的,并成功地将奥斯陆东部内城开发的利益诉求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整个过程中,有关新歌剧院建设的文化方面的论证相对不足,使得该决策变成其他关切和利益的一个副作用或副产品。本研究只有一个单一案例,但是基于大量的公共文件、访谈和报纸文章。

国家安全管理协作面临的挑战——以挪威恐怖袭击为例

本文讨论一个'棘手问题':内部安全和社会安全的组织,考察了2011年7月挪威遭遇恐怖袭击时,中央政府的应急管理和危机管理情况,特别关注了司法部的协调作用。我们的研究以深入定性分析为基础,分析对象是相关的官方文件和对政府官员的访谈,分析方法是从结构—工具视角和文化—制度视角来解读结果。本文作者一致认为问题归结于碎片化、问责的支离破碎以及协作安排不足。然而组织改革一直是谨慎和渐进的。作为首要协调部门的司法部正逐步升级,但没有对部长责任制的现有原则提出挑战。建议的解决方案模棱两可,充满矛盾,问题与可用的解决方案并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