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上海公共租界城市公园功能变迁研究

在中、英、美、澳、法等国第一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旨在走出"植入"中国"西方公园"的框架,从租界社会出发探讨我国近代社会背景下公园功能的生发演变,增进对我国近代园林史及公园现代化的理解。通过历时性的对比分析,指出在租界建设初期,公共租界内的公园主要作美化环境的休闲绿地来使用。随着19、20世纪之交数年间上海租界社会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国际港口海洋贸易网络的形成,这些公园开始展示出"公共健康""体育运动"及"儿童活动"等方面的功能,并最终成为复合的城市景观。

私园公用:历史比较视野下的伦敦上海经营性私园研究

随着公共思想的兴起,经营性私园逐渐成为一种国际流行的景观现象。旨在从世界景观发展历史出发,借由历史比较的视角,探讨这一景观形式的国际共同性与差异性,推进全球景观史和经营性私园研究。通过比较伦敦和上海的经营性私园,指出该类园林普遍具有混杂性的景观特征、创新性的运营模式和推动技术传播的社会功能。但是,公共思想的不同来源却为其带来差异:由于伦敦的公共思想主要源于社会内部,其经营性私园因之成为既有文化传统的附庸;而上海的公共思想则主要来自被动引入,这也促使其经营性私园不断地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发生碰撞,并在园主社会地位、妇女入园和运营时间等方面产生冲突。

走向公众——伦敦皇家苑囿开放历程研究

伦敦皇家苑囿是世界上最早开放的园林,也是英国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探讨皇家苑囿的开放历程,深入理解园林的公共属性及"苑囿"(park)这一景观形式。借由历时性的分析,指出苑囿在传入英格兰初期,本是开放的场所,但在14世纪开始演变为王室的私人狩猎场。随后,这些苑囿一直被王室半开放给指定的特权群体,或财富阶层,以换取利益,直至19世纪下半叶才迫于民众压力实现完全开放。因此,皇家苑囿经历了一个从开放到封闭,到半开放,再到完全开放的过程;而其开放与否则与苑囿功能有着紧密联系,并以满足王室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的。

新一轮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风险及其防范

2015年《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出台,开启了我国新一轮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进程。新一轮改革以"面向市场、服务会员"为取向,意味着"会员逻辑"将主导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今后的发展方向。然而,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不仅要解决其长期依附权威行政资源的"路径依赖"问题,还将面临行业协会商会因"会员逻辑"引致的市场行为异化与治理失范等风险。欧洲法团主义国家行业协会商会应对转型风险与我国先发地区改革实践,为新一轮脱钩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借鉴。温州市是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较为充分的地区,它于2007年开展的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脱钩改革经验表明,要分步推进脱钩改革减少改革阻力,完善配套政策提升协会商会治理能力,设立专门机构组织推进脱钩改革进程。面对当前经济下行与行业协会商会管理体制变革的新环境,我国新一轮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需要以增量改革倒逼存量改革,建立合规性监管体制,重新定位行业协会商会职能,需要形成政会协同新机制,推动组织变革,实现行业间合作互动。

公共健康与近代租界公园建设——以上海公共租界为例

上海公共租界内公园建设与公共健康的关系显示,虽然公园这一景观形式是在欧洲产生,主要用于增强产业工人的身心健康,但其在租界内的出现则源于满足土地扩张的需要。随着租界的扩张,城市居民逐渐关注公共健康,将其与公园建设相联结,并最终使促进公共健康成为租界公园以及城市体系的一项重要职能。在这一过程中,租界公园也从扩张土地的工具演变为居民都市生活的必需品。

改变中国的国际定位观：晚清时期国际法引进的意义

晚清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此永远地改变了。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晚清时期国际法的引进和被接受对于中国的国际视角的改变有着特殊意义。解读这段历史,可以理解中国何以成为国际"大家庭"中一员,以及这个进程何以改变中国人对待"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