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从舞台到银幕:艺术形式的变化对结构的影响

在《野鸭》中，摄影师雅尔马一心想成为发明家。他大部分时间躺在沙发上冥思苦索，希望能想出一项伟大的发明，从而使自己闻名于世、受人敬佩，然而他的想法不很具体，最终一事无成。易卜生于１８８４年发表了这部剧作。同一年，一位美国摄影师和发明家，乔治·伊斯特门取...

现代性之根源:易卜生戏剧面面观

挪威奥斯陆大学易卜生研究中心的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Knut Brynhildsvoll)教授是国际著名的易卜生研究专家,他曾是奥斯陆易卜生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编委,在对易卜生的思想和作品研究方面有着很独到的造诣。2007年3月31日,克努特教授应邀来到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做关于易卜生的讲座,全程用英文演讲,由外语学院的朱卫红副教授担任翻译。

当代易卜生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奥斯陆大学弗洛德·海兰德教授访谈录

2018年3月,海兰德教授应邀来武汉大学讲学,其间接受了汪余礼、王阅的专访,双方就易卜生与莎士比亚、易卜生与德国思想、易卜生与力量、易卜生与数字人文研究等一系列问题交换了看法。汪余礼认为,易卜生的力量跟他深广的文化根脉是密切相关的;作为一名"欧洲人",易卜生的文化根脉深深扎进了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北欧神话传说、基督教传统及德国思想中,而他又对当时欧洲的时代问题非常敏感,在剧作中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或争论,这使他既"根深"又"叶茂",成了戏剧领域的一棵参天大树。海兰德认为,易卜生的力量确实跟他善于提出问题、引发争论有关;不过,易卜生之所以能够取得全球性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剧作既具有很高的艺术品位,又具有很高的商业价值。此外,在海兰德看来,"易卜生与德国思想"是易卜生研究领域一个特别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从中还可以挖出许多很有价值的思想宝藏;而数字人文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则将给易卜生研究领域带来持久的活力。

从怪异美学视角论《培尔·金特》剧中的身份危机

在对易卜生的研究中 ,人们历来认为《培尔·金特》一剧具有积极意义的准则在于探索保持自己本来面目这个概念。然而 ,本文从怪异美学的理论视角考察该剧发现 ,体现在《培尔·金特》剧中的怪异文本的异元性使读者对自我的理解远离形而上学的一元模式 ,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 ,而是表现在保持自己本来面目和“我为自己就够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从怪异美学的视角阐释《培尔·金特》。

女性的内疚情结

弗洛伊德曾说过：“如果你想更多地了解女人的性情，就审视一下自己的生活经历或者问一问诗人，或者等到科学能够为你提供更深刻、更一致的信息。”这为本文的讨论话题提供了视角：女性内疚情结。围绕易卜生的妇女人物有很多解释，但很少有人研究吕贝克·惠斯特的人生经历...

从《咱们死人醒来时》看亨利克·易卜生对倒置性超越的阐释(英文)

在易卜生的晚期戏剧中,我们发现那些主要人物犹如活死人。在易卜生的最后一部剧作《咱们死人醒来时中,雕塑家鲁贝克和他的模特爱吕尼在没有肉体接触、克制性满意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两性关系。本文旨在表明以人生为代价而使艺术成为纯洁和完美行为的表现方式所带来的后果:缺乏生命的活力,不积极参与真实的人生,会逐渐使主人公的存在成为人尽皆知的来世生活的表征。因此,本文作者把此剧解读为视觉印象,这种印象来自彼岸,来自死亡国度和倒置性超越的视角。

培尔·金特的越界——身体和精神的全球之旅

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所产生的形象和符号不能直接转入与原作品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易卜生的戏剧《培尔·金特》有其独特象征和哲学框架,在传入中国时,有必要对其中的表达和形象进行改变,以使其能与传入地文化相适应。本文通过列举"山"和"猪"等词语在挪威和中国传统中不同的象征,关注其文化内涵,并探讨与象征释义的转移相关的问题。同时,根据东方思维传统中对自我认知的理论和实际,对易卜生剧中自我主义的辩证法进行重新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