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图书馆占座现象的经济分析——以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图书馆为例

通过一个常见的事例提出了"占座问题",并对其进行了经济学意义的分析,认为其基于一个博弈的"游戏规则"而产生,基于规则和利己心而存在,并在分析了四种解决方案后认为,目前的情况下,"存在即合理",日后,应该会有其解决办法。

高校法学实践教育体系的完善

结合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新形势,对实践教育体系新内涵做出新的诠释,以在校实践模拟保障机制、社会生产实践组织机制、就业实践"滴灌"思想的确立、完善就业实践引导课程等四个方面作为重要突破口,着重提升法学实践教育体系内部保障与服务作用,切实改变高校法学实践教育体系的现状。

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

在中国法学界稳居支配地位的"权利话语"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不仅对法律规范缺乏解释力,而且无力指导法律制度的设计。在关于邱兴华案的讨论中,"权利话语"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几乎完全忽略了保护精神病人抗辩权所必需的复杂社会条件。

略论英租威海卫时期威海乡村的社会控制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乡村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即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深并加强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但国家权力扩张的过程也即是“国家政权内卷化”的过程,国家政权在某些方面的加强导致自身的削弱和控制的失败。通过英租威海卫时期国家权力对威海乡村社会控制的加强为个案来说明国家与地方政权关系的演变。

为什么不是“法学方法”——与王夏昊先生商榷

从学科视角看,"法学方法"并不等同于法教义学的方法,也无法涵盖分析法学的方法、判例法的方法;从主体视角看,"法学方法"彰显了法学家的方法论,而遮蔽了法官的方法论;从职业技艺视角看,"法学方法"难以揭示法律职业的特性和内容。"法律方法"而非"法学方法"之称谓,更贴切地反映了法学研究向具有实践理性品格的学问、向司法实践过程、向法律职业技艺的嬗变。

忧伤的中国与自卑的法学(笔谈)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法学的逐步稳健发展,"中国法学自主性"问题逐渐进入了我们反思与检讨的视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法学的这一反思与检讨是严肃的、整体性的,更是认真的。探索"中国法学自主性"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基本的问题,其一为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法学处境,其二为如何对待西方的法律知识,其三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法律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法学的处境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和20世纪的日本法学,因此,当下我们对"中国法学的自主性"问题之反思与检讨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时代意义。本篇笔谈紧紧围绕着以上三个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与检讨,就在我们反思与检讨的道路上,一种情感上的自卑乃至忧伤跃然于纸上,顿决定冠名为"忧伤的中国与自卑的法学",全篇共分为"自卑的中国法学"、"强势的西方法学"和"断裂的中国法学"三个主题。感谢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园地。

法律方法课程在法学研究生教育中的引入--法律思维的视角

认为培养和提高法律思维是法学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而具体途径可以引入法律方法的课程。由于国内相关研究已经展开但还不成熟,所以,从研究生阶段开始试点是比较现实的选择。可以从理论学习和实践探索两个方面,在教学相长中不断完善法律方法课程,以达到提升法律思维水平的目的。

法律文本的矛盾——从英租威海卫时期的一份鞭刑文件说起

英租威海卫《1903年鞭笞规定法令》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矛盾,破解这一矛盾需要回到法律文本的历史语境中去,需要对文本背后的“二元法律”进行分析。威海鞭刑制度与香港及英国鞭刑制度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把鞭刑问题与缠足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发现对某种恶的容忍并不是“二元法律”的必然后果,它来自威英当局对殖民统治的成本考虑。

法律概念的意义流变——以传统三大法学流派为参照

自然法学、分析法学以及社会法学在本体论上的基本立场,决定了其对法律概念进行解释的不同路径。但我们发现,在逻辑操作上,前两者实际上都在最后陷入不可知论,而后者则使法律的确定性荡然无存。因而,采取何种策略解释法律概念,并使其承载法律价值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将逼迫我们在法律本体论上进行重新选择。

法学教育视野内的法律方法——法律思维的视角

法学教育具有传输知识和提高能力的双重属性,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中在后者上有所欠缺,因此能够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法律思维应当成为法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其具体培养途径就是引入法律方法的教学。法律方法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理性,为法治发展储备优秀人才,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当然,其作用的发挥会因条件限制而有些局限性,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并消解。

民间法范式:建构中国主体性法学的理论尝试

近年来,民间法已经成为学者们所关注的研究对象,相关学术作品及出版物也不断涌现。因而,通过范式方法对民间法研究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已经成为促进学术进步的现实需要。本文将尝试建构与阐释一种民间法范式,以此为民间法研究提供一种理论上的支持,同时也为中国主体性法学的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方向和思路。

英租威海卫的外来法、本土法与民间法

在民法典呼之欲出的今天,无需民法典却并不妨碍其现代化步伐的威海卫深陷对于“民法典情结”中的中国法学来说不啻构成一个颇为不利的历史反例。应当认真对待的是:普通法的地方法制经验是否或应当如何具有普适性?中国化是外来法“在中国”的基本方式。而如何中国化,则涉及本土法和民间法的有关问题。英租威海卫的中国法律及习惯是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被发明出来的,对于这种被称之为“中国法律及习惯”的赝品,与其用本土法不如用“民间法”加以概括或许更具解释力,亦更能在法理上反映外来政权、外来法与本土社会、本土法之间的历史关系。

英租威海卫时期土地交易习惯的历史考察

在英租时期,威海卫地区的乡村社会呈现出特殊的形态。乡村社会中土地流转比较频繁,土地权属关系表现多样化,社会秩序更加复杂多变。选取土地交易和土地诉讼为研究对象,利用民间契约文书、官方诉讼档案、社会调查及碑刻文献等第一手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先买、除留、转租和升科这四种中国传统习惯。

论法家重刑的法学思想及其影响

人性好利论是法家重刑思想的理论基础,刑大于赏、轻罪重刑、反对赦宥是其特色。法家的重刑思想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导致了统治者对刑罚的迷信与崇拜及其酷刑与酷吏现象的出现,造就了中国传统的忌讼与耻讼的心态,抑制了中国部门法以及中国法学的发展。

英租威海卫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

在殖民统治之初,宗族性村庄在威海卫占有传统优势,殖民者在威海卫乡村采取宗族、村董和乡绅的联合治理模式;19世纪初威海卫社会秩序稳定后,殖民政府着手在乡村进行改革,积极推行总董制;随着经济的发展,英租威海卫的社会近代化进程逐步加快,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政府在后期统治中积极推行自治,进行民主化改革。威海卫乡村治理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不同时期殖民当局根据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而选择不同治理模式的过程,其本质是要加强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高校法学研究团队建设

中国法学研究在深度上的挖掘和广度上的扩展,都需要专业学术研究团队的参与,而国内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通过几十年的积累,已经具备了在高校中组建各种学术团队的基础条件,尤其是人才条件。面对以上趋势,我们应当认真探索法学研究团队在组建和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操作性问题,更好地推动法学研究的发展与进步。

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法学

这个题目，显得有点危言耸听：中国法学不是正一日千里、阔步前行吗?予谓不信，可到法学书店那琳琅满目的书架上、或各类书店的法学专柜前看一下啊。是的，只要抱有公允立场的人，绝不会对二十余年来，特别是1988年以来中国法学的艰难发展、创新视而不见。本文强调中国法学徘徊在十字路口，恰好是在对这一人所共见的进步肯定基础上的立论。

文化、制度与制度选择——英租威海卫殖民统治机理初探

从J·S·科尔曼的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方法论立场出发,循着习俗、惯例之类的非正式约束和法律之类的正式约束属于同一连续体的内在逻辑来探讨威英当局的统治机理,试图揭开殖民当局统治下的威海卫模式之谜。

一个有待认真研究的课题——关于英租威海卫法律史的研究

威海卫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特别行政区的方式从英国手中收回的失地，也是英国在东亚最早丧失的领地，此前英国还没有过和平交出“领地”的先例。英租威海卫的特殊地位使英租威海卫法律史与一般的地方性法律史极为不同，

法学演讲录出版热观察

在最近几年的法学类书籍中，法学家的演讲录已经成为一种“新现象”，很多出版社都在这方面投入了不少精力，而涉及的法学家不仅包括部门法（如民法、刑法）的学者，更有法理学学者从较为广阔的视角进行的深入分析。虽然在近三十年来中国法学研究已经出版了大量著作，但是，以往法学专著给一般读者的印象大多是比较严肃的论述与阐释，或者是对案例的具体剖析或者多视角解读，除了少数风格清秀的作者（如苏力及梁治平等）之外，严谨甚至晦涩一直是多数法学著作的主流文风。与这些“砖头式”的正统专著不同，法学家的这些演讲录更多的记载了他们在“正襟危坐”之外的思想和观点。这些观点也许与在专著中的那些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