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德治思想及其价值根源

孔子认为"为政在人",提倡"为政以德",主张以伦理道德的方式解决"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为政思想和主张。孔子德治思想的创设和建构,是对周初"敬德保民"等政治思想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孔子的"知天命",既是对周初"以德配天"的政治化天命观的转化和超越,也是其德治思想的价值根源。孔子把天人关系的重心从"天道"转向"人道",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至今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孔子忠伦理的多层意蕴——以《论语》为考察中心

孔子忠伦理有教人忠、修身忠、与人忠、忠于职守、爱国(事君)以忠、忠恕为仁等多层意蕴,是人们应该遵循的一种伦理美德。孔子提倡"以道事君"、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反对臣无人格原则地讨好、侍从、顺从君。孔子把"忠"纳入其"仁学"体系,将忠恕作为为"仁之方"并予以一以贯之,指明了做人和待人的一种方式、求仁和为仁的基本途径,贯通了"下学而上达""我欲仁,斯仁至矣"的自觉的道德修为境界。忠恕之道作为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最基本、最普遍的伦理准则,至今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孔子的“为政以德”及其思想基础

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命题是对周公"以德配天"政治观念的继承、转化和提升,孔子倡导的"政者正也""道之以德""爱民利民""取信于民"等政治主张是对周初"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等治理理念的借鉴和发展。孔子将为政之"德"贯穿于其设计的政治生活的诸方面,彰显了其政治思想的价值取向和特质,存有道德决定论和理想主义的倾向。至今仍在以德治国、党员干部执政素质、政治文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和借鉴意义。

孔子孝论的汉代异化——从“以孝入律”视角进行探析

汉代采取"以孝入律"的强制措施,大力推行"以孝治天下"治国之策,儒家孝伦理逐渐被汉律化。为此孔子儒家孝论在汉代发生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现代法学的视角,从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几方面梳理孝伦理的汉代律令化,探讨孔子孝论在汉代的异化及其社会影响,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孔子孝论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从而汲取孔子孝论之精华,弘扬中华"孝文化",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孔子“孝”论探微

孝是中国社会最基本和重要的伦理范畴,也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孔子对孝特别关注,他从"孝敬"、"谏诤"、"父慈子孝"、"亲亲"、"仁"等多个层面创构了一套儒家孝伦理思想,成为其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确认识孔子孝论,发掘孔子儒家"孝的文化"科学内涵,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对促进家庭和谐、人际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有着重要的现实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墨子的忠观念——兼论与孔子的不同

墨子学于儒却走向了出儒、非儒的路向,提出了有别于孔子仁义的"兼相爱,交相利"的伦理原则。墨子关注忠的普遍伦理价值,倡导"君惠臣忠",将"为人臣必忠"视为其忠观念的第一要义和核心内涵,突出强调"臣之忠",与孔子"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忠观念相比,丧失了臣的主体人格,置臣于君的从属性地位,孔子那种"与人忠"的最闪光的普遍伦理特征黯然失色。忠伦理开始由孔子对一切人的忠向臣下对君主单向度的忠君观念发展和演化,表现出以墨子为代表的社会小生产者对忠伦理的一种认识、认可和期许。

原始儒家孝伦理的汉代异化及其影响——以孝亲案例为中心的探析

汉代为"以孝治天下",利用教化、奖惩等手段,采取"以孝入律"的强制措施,极力推行儒家孝伦理,为此原始儒家孝伦理在汉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乃至异化。以孝亲案例探讨孝伦理在汉代的异化,有利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儒家孝伦理的内涵和实质,厘清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的区别,正本清源,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服务当今社会。

论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想

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

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儒家“为政以德”的政治哲学思想,立足于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阐释了修齐治平的王道政治、生生不息的进取精神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从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出发,指明了德法相济的治理模式、富而有道的经济导向及文之礼乐的教化理念;围绕为政在人的主导地位,阐述了修己正人的品德修养、安不忘危的忧患意识、克己奉公的道德操守。儒家“为政以德”政治哲学思想的价值理念和内在理路,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代启示和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忠观念的起源再探

忠是中国传统社会十分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但关于忠观念的起源研究一直以来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存在忠观念与忠概念的混淆。五帝时代"中"的意识是"忠"观念产生的文化源头,"忠"源于"中",忠观念起源于五帝时代。忠是五帝时代军事首领或酋长为了本群体利益所产生的中正、不偏、公正、无私等的意识和观念,体现了为民的价值导向;也是氏族成员对军事首领或酋长这一权威中心的归依和服从,反映了对群体利益的维护和公平规则的期求。

儒家六艺教育的美学意蕴

儒家“六艺”具有艺术的品格,是关于中国社会文明的审美表达.六艺的本质是一种美育,她是一种融合了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审美教育的真善美的教育,能使人格达到统一与和谐.六艺教育旨在使学生的知、情、意得以协调发展,提升精神境界,实现改善人生和改造社会、以人文化成天下的目的,体现了人类对美的价值追求.

汉代忠君伦理的发展与强化

汉代思想家对忠君伦理予以积极倡导与理论论证,汉代最高统治者对此高度认可与充分肯定,采取"以孝劝忠"方式对臣民不断进行思想引导与灌输,对臣民忠君之行为进行物质与精神奖励,表示对臣民的大力褒奖和激励,对臣民不忠之言行以"不忠入律"的强制措施给予严厉惩戒。忠君逐步发展成为汉代政治生活中一个具有主导地位和重要作用的伦理规范,成为当时居于首位的价值标准。探讨汉代忠君伦理的发展与强化这一历史政治文化现象,可以洞悉汉代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儒学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担当与发展

儒学的生命潜质,一定程度上说,在于儒学于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实践的参与,并于实践中对其历史使命的担当。正是在历史中、社会中、实践中的担当,儒学才一次次焕发着生命的活力、提升着生命的意义。当今时代,儒学在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的语境中,以其特有的文化特质和优秀的文化资源,参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担当历史与社会赋予的重任,并在文化担当中抓住发展的机遇,实现文化自觉,维护世界多元文化生态和谐。

杨雄对孟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以《法言》为中心

杨雄以孟子的后继者自居,仿效孟子辟杨拒墨,对西汉后期兴起的诸子学说进行了批判,认为诸子学说和儒家学说是不相容的,如果任由诸子学说发展而不加以制止,必定会使人不明是非,偏离正道。杨雄论人性,试图调和孟、荀之说,主张"人之性也,善恶混",认为人性中同时存在着善良和邪恶两方面因素,这一观点能很好地解决为什么社会上有善人和恶人以及一个人有时具有善念和善行,有时又具有恶念和恶行,这无疑是对孟子性善论的发展。杨雄的中和思想与孔孟的"中和""中道"思想有一脉相承之处,认为"立政鼓众,动化天下,莫上于中和,中和之发,在于哲民情"。他所推崇的"中和之道",就是以仁政为核心的中和政治,赋予中和思想的实践色彩,即君主要想贯彻中和之道,就必须付诸实践。

中庸:儒家的至德要道

"中庸"是孔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所追求与秉持的一种臻至完美的道德标准或行为规范。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范畴,是由孔子首先提出来的。孔子极其推崇中庸,《论语》《礼记》等传统儒家经典文献中都有明确记载。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孔子明确将中庸看成是一种"至德",但也认为当时的人们很少能达到这种道德水准和思想境界。

“著诚去伪,礼之经也”——行礼须至诚

荀子说:“礼者,人之所履也。”(《荀子·大略》)《说文解字·示部》:“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之本意是“履”,是履行实践,希望通过敬奉神灵而获得福报。故而李泽厚说:“神就在‘礼仪’当中,严格履行礼仪就是敬拜神明。”(李泽厚:《由巫到礼,释礼归仁》)严格履行礼仪需要认真执行礼之各个仪节、供奉相应规制的礼器、展现端庄得体的仪表仪容,而这些外在表现又以内在的诚心敬意为基础。

谈马丁·路德的宗教与人生观

从马丁·路德金对人性的洞见出发,本文提出了上帝和神是人类按照自己的理想形态或理想化的人创造出来的;宗教就是真理和生命,是解决人生问题的一种手段。这是对宗教与人生观的基本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