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与治理绩效的关系研究——基于中国电信产业演进的证据

本文将公司治理环境、治理行为及治理绩效间关系这一研究问题寓于作为复杂经济系统的中国电信产业演进和改革过程之中,通过事件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方法的结合运用,在搜集中国电信产业1949年-2009年、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1997年-2007年发展数据以及对其进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公司治理环境和治理行为的发展过程遵循间断均衡演进规律;中国公司治理行为呈现对治理环境的整体跟踪与滞后效应,并积极应对环境变化,对环境产生影响;治理环境与治理绩效具有密切关系,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的完善以及战略能力的提升是治理绩效提升的前置因素。

非洲法于比较法之地位论

非洲法在比较法中有自己的位置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乍看起来荒唐,会激起某些人的反感,并令很多对非洲法律和制度感兴趣的非洲或西方学者感到惊奇。但这个问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今日的比较法会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让我们能够思考非洲法的现状以及非洲法自立为模式的能力。

法式合宪性审查与国家机构平衡

"现代"国家实际上即为"法治国",要求所有公权力机构都必须尊重法律规范。法国法律秩序概念的真正演变发生在1958年宪法颁布之后,制宪者以"理性议会制"为依托,创设了负责对议会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的机构——宪法委员会,其职权范围也逐渐得到扩张。在1958年至1971年的最初十余年运行过程中,法国模式的合宪性审查相较于欧洲和美国模式而言,具有例外性:主要致力于维持第五共和国机构间的平衡。这一"法式例外"成为宪法委员会特殊组成形式的正当性依据。

如何在司法权虚弱的条件下确立合宪性审查?

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机制与司法权的地位存在先天关联。在法国政治传统中,司法权一直受到怀疑和排斥因此地位低下,甚至不被视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因此,法庭不得干涉立法权的行使或停止法律的执行,甚至不得干预行政职能。宪法裁判权由此被认为必然侵害政治权威而一直受到否定。在1958年宪法中,宪法委员会绝非一个最高法院,而是一个调整议会与政府权限、实现理性化议会制的工具。但宪法委员会在判例中不断拓展裁判权,不仅使裁判权得到实践确认和默示的宪法化,而且逐渐创立了一个支持合宪性审查有效开展的空间。承担合宪性审查职能的法官也必然与承担普通裁判职能的法官产生对话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