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志书写：复原一个武将的一生--《大宋故赠宁武军节度使刘公墓志铭》考释，兼说研究对墓志的利用

一个地位并不低的武将,在现存史籍中也留下了点滴痕迹。不过,多是一语带过,语焉不详。而在新发现的《刘宝墓志》中,刘宝这位武将却成为叙事的主人公。通过考释墓志本身,不仅可以完整地复原一个武将的一生,并且比勘现存相关史籍,对于南宋初年一些人物、事件的了解,可以更为完整,同时可以互有订正。对于南宋初创的艰难和军队的隶属关系也会获得细部的观察。而墓志中所无意中提及的史事,更是可以成为难得的其他研究的史料资源。透过《刘宝墓志》,还可以对如何辨析和利用墓志史料提供有益的启示。

士人流向与社会转型——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

历来,研究科举,大多关注士人获取功名的过程,视线也基本停留于士人登第为止,而对士人登第后的命运则较少关注。文章则从微观个案出发,宽泛地考察作为下层官僚的普通选人改官觅求荐举状的难度和贫困,以及在改官之际选人所遭受的各层官吏盘剥。仕途蹇涩与官场污浊,由失败、失意、失望而导致的绝望,让不少士人对仕途产生淡漠与疏离。心态的变化带来了行为变化,士人流向走向多元化。然而,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流向以外,士人失意的一面一直被无意而深深地遮蔽。这种遮蔽给后世考察士人流向带来很大困难。本文钩玄索隐,从文献中归纳出一些反映士人流向的个案。在这样具体事实的分析基础上,再由微观到宏观,从士人流向多元化,展示社会转型之渐。并且放眼元代,从社会变化上寻求南宋与元代乃至明清的联系,申说作者近年来主张的宋元变革论。

小官僚大投射:罗大经仕履考析——宋元变革论实证研究举隅之三

作为选人的罗大经,在进士及第之后,却迟迟八年未能注阙获得差遣。后来通过走了父辈友人的后门,在他们的援助之下,方在遥远的广西开始了为官生涯。然而,由此过去了十八年,罗大经依然挣扎于"选海",未能脱离。不仅如此,他后来还为上司之间的政争所波及,彻底出局,无奈中断了本来即坎坷的仕途。罗大经如此的仕履在南宋并非个例,他的经历折射出了南宋毫无势力背景的普通下层选人官僚的普遍命运。透过罗大经的个案可以窥见,选人不仅向京官升迁行路艰难,从金榜题名开始,七阶选人的长途跋涉也很艰难。碰壁迂回的本能,让不少士人舍弃了充满诱惑的仕途,形成流向的多元化。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促因的综合作用之下,走向地方的士人在无形之中引领了社会转型。

宋代权相第一人(上)——君臣关系个案研究之五:丁谓论

选择丁谓作为研究对象,并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不可忽视却又被一直忽视的反面人物,更因为其行为代表了有别于绝大多数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类型。他与真宗之间的关系,也是另一种类型。丁谓是在士大夫官僚政治业已形成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士大夫。纵观其一生,可以说是以理财而显其能,以言"大计有余"而铸其奸,以擅权成其恶。前期的丁谓,与王钦若专事阿谀不同,尽管他也迎合皇帝,但主要是靠才能和苦干,让皇帝感到缺其不可,从而与皇帝建立了牢固的关系。后期的丁谓则是一朝权在手,"得志便猖狂",一改其过去谦恭的态度,不仅凌驾于朝臣之上,更凌驾于皇帝之上。皇帝完全成为他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作为真宗朝的最后一个宰相和仁宗朝的第一个宰相,他的专横跋扈,开了后世权相之渐。而他所一手掀起的政争,则是开了宋代党争之滥觞。丁谓的政治行为本身,为我们观察士大夫政治下权相专权提供了一例早期的典型个案,而丁谓所开创的君臣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皇权演变的一个异例。丁谓的专权以及运用皇权于党争的事实,正可以使我们"窥一斑而见全豹"。

2015年日本學界中國出土簡帛研究概述

本文是2015年在日本发表的中国出土简帛研究成果概述。所涉简帛资料年代上起战国下迄三国。战国秦汉简综合研究，楚简、秦简研究，帛书、汉简、吴简研究由草野友子、中村未来、海老根量介分担。相同论文如果先在中国发表，本文不再介绍；日本的《史学杂志》“回顾和展望”、《日本中国学会报》“学界展望”等便於了解学术概况，是本文的重要参考文献；2015年研究成果非常多，难免挂漏。加之篇幅所限，介绍只能尽量简洁。以上各方面，幸读者注意、理解。

史書编纂與認識取捨——以陳徑《通鎰續編》切入的考察

本文從《通鎰續編》編纂者陳椏的時代著錄問題入手,將其置於特定的時代背景,考察陳經的家學淵源與學术交往。在此基礎上,重點闡發陳椏以宋馬正統的編纂動機,揭示其試圖超越王朝史觀的意識。不大馬人所知的《通鎰續編》以外的陳椏其他著作,亦有竭澤而漁的考述。對陳桎在元末明初政治參與的考察,則具體展示了傳統社會中一介書生在時代大潮翻弄下大起大落的悲劇人生。

罗大经与宋代广西

南宋士人罗大经在进士及第后经过8年漫长等待,才在父辈友人的帮助下,于广西谋得官职,艰难的经历折射出当时下层士人的命运。罗大经极具史料价值的著作《鹤林玉露》中,不仅记载了他在广西的交往与游历,还有对朱熹词真伪的辨证、志士仁人事迹的记载、偶然与天道关系的思考、物产与人文的考辨,以及酒类勾兑技术的描述与引申等。这些记载不仅反映了罗大经的学术素养,更展示了他的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还为广西乃至南宋时期的文化和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罗大经的故事,是广西历史乃至整个宋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立场与道德精神,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反思。

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

论述中国历史的演进,最为有名的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倡的唐宋变革论,这是向前看得出的认识。宋元变革论则向后看,从宋代与元明清乃至近现代的联系来观察历史走向。宋元变革论,准确地说是南宋至元变革论。本文追溯了宋元变革论的学术背景,运用地域切割理论,把视点聚焦于江南,从南朝到南宋的联系上,揭示一直遮蔽于中原政治光环之外的经济和文化重心江南的重要性。并且在士大夫政治研究的基础上,从科举登第后士人命运的角度切入,指出制度上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产生的流弊,加之进入南宋后的"员多阙少",使绝大多数科举登第后的士人停滞在选人这一低级官僚的层面。严酷的仕途现实让士人失望、绝望,逐渐与主流政治产生疏离,形成流向多元化。而元代长期废止科举,更为促进了这种趋势。大量士人参与到地方社会,引领了社会转型。文化下移,教化普及,明清以来强势的地方乡绅社会,来源正是南宋历元的积淀。通过对时(南宋)、地(江南)、人(士人)三要素互动的考察,来俯瞰中国如何走向近代的轨迹。

蜀道通天下--道学发展史上魏了翁定位申论

俯瞰道学发展史,继朱熹张大之后,魏了翁是极为重要的一环。魏了翁较早将朱熹的著作带回四川,并几度兴办书院,让理学西出,使"蜀人尽知义理之学",对光大蜀学起到重大作用。他不固守朱子学说,融合众说,写下大量著作,主张"求之六经反之吾心"。在蜀地多年讲学为政之后,伴随着影响的扩大与地位的升高,加之弟子的增多,以魏了翁为首的蜀学开始走向各地,受到普遍的注重。特别是魏了翁疾呼为周、程、张载立谥的实现,确立了道学此后几百年间独尊的正统地位,儒学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弘扬。这一行为,也确立了魏了翁在道统上承前启后的领袖地位。此后,南宋后期的战乱与宋元交替等社会变动,又使魏了翁的弟子等大批蜀地学者星散四方,客观的外力所带来的人的流徙让蜀学辐射各地,扩大了儒学的传播,最终藉元代的统一之势,达成道学的南北合流。从上述诸多的视点观察,魏了翁作为道学发展史上南宋的殿军和后世的开山,贡献甚伟。因发覆申论,试作鹤山新学案。

庆朔堂前艳闻飞--从范仲淹风流韵事公案看宋代士大夫生活日常

范仲淹曾写下过一首七绝《怀庆朔堂》。这首短诗的背后是否隐含艳闻,自宋代以来的解读,颇多聚讼。把范诗置于宋代士大夫日常习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观察,从这首诗的写作开始,检视各种文本的异同记载,分析迄今为止的历代聚讼,并以范仲淹的女性观作为旁证,站在历史主义的客观立场上,剥离当世与后世塑造的虚幻形象,还原历史人物立体而近实的本来面目,则是这件个案考察的意义与目的所在。

考亭有知音,转精集大成--郭齐、尹波撰《朱熹文集编年评注》述评

一、儒学与朱子学两千多年主导传统中国思想的,不是宗教,而是儒学。先秦儒家,以孔子为代表,整理旧籍,确立五经。进入大一统时代的汉王朝,儒学成为事实上的国教。以后,虽与时沉浮,但一直居于上层建筑的主流地位。历史进入宋代,科举大盛,士大夫政治蔚成主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读书人不仅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更是在思想层面弘扬儒学,为士大夫政治建树了理论基础。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主导的士大夫政治精神建设开始,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顾、程颐、张载、邵雍以及王安石等人承继唐代以来的道统,融合佛道等新的思想资源,让儒学从传统的经籍注疏中走出,以理学的崭新风貌面世,重新挖掘阐释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虱平天下,让儒学拥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意义。

面向21世纪的日本国成年监护制度

2000年4月日本开始施行成年监护制度。伴随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社会老龄化速度也非常快,有必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引入成年监护制度。本文译自日本冈孝教授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日本等国成年制度保护的对象、保护方法;描述了制度启动的方法,成年监护人界定和权限,监护人的监督机关。同时,对成年监护制度的理念、监护法规定的设置、任意监护等进行了比较介绍。

向下看历史--宋元变革论略说

研究历史,无论明晰与否,其实在学者的心中都潜藏着现实的情怀。历史长河,从远古走来,奔腾到如今。那么,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中国是如何走入近代,走到今天的？对于这样一个超越学界的问题,相信为很多人所关注,海内外学界也进行过种种探索,而我近10年来力倡的宋元变革论,则是试图从这一视点对问题做出回答。本文标题＂向下看历史＂有两重意义。

管道升的世界——个案解析:诗情画意中凸显的社会性别

管道升是中国审美文化史、艺术文化史上一个卓有成就的女性。她与赵孟頫,不仅是佳偶绝配,在诗词书画上也是义兼师友。文章通过展现管道升的世界,凸显了她的社会性别,不仅展现了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典范女性,而且揭示了中国社会性别制度下传统女性的超越范式,即,闺房之外,内闱之外,厅堂之外。中国文化的大美江山,是由男女两性协同合作,代代发扬,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

“狸猫换太子”传说的虚与实——后真宗时代:宋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博弈

撇去表面荒诞无稽的浮沫,从各种戏剧作品讲述的"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洞察到的将是一个时代历史的大真实。宋真宗在位二十六年,刘太后继而临朝十二年,初期的士大夫政治经历了正常时期,也经历了非正常时期。其间还伴随着党争的风起云涌。这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全经历,短短几十年的初期士大夫政治便把此后几百年的政治梗概全面演习了一遍。真宗时代与后真宗时代,便成为此后宋代历史的"故事"与先例。那一时代仅仅一两代士大夫的短期作为,引导了长时段的历史走向。此后的北宋与南宋,又有过多次皇太后或太皇太后的临朝。刘太后临朝时期在士大夫规制下的种种言行,都成为了祖宗之法,成为她们效法和遵守的规范。这一切,都是"狸猫换太子"传说背后所潜藏的真实。

皇权再论

通过以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宋代为基点,透过大量史料,分别从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皇权进行了历时性的考察。在思想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阐述了王朝政治的参与者士大夫的皇权观与君主的自律意识。"君"或"君主",在先秦的指归为诸侯国君,自秦始皇开始则专指皇帝。然而,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政治形成后的士大夫,则有意无视了这种不同,在儒学国教化以及理学的社会普遍化的强势背景下,大量发掘先秦政治言说中对君主限制的内容,作为限制君主制政体下绝对君权的理论武器。"君德成就责经筵",通过对皇子和皇帝进行的为君之道的正常制度化教育和潜移默化的影响,从士大夫的皇权观到君主的自律意识,成功地完成了理论位移。让多数君主在为君之道的框架内,难越雷池一步。在政治史视野内的考察,主要考察了在实际政治运作中的君臣关系。在君臣互相依存合作的前提下,历代士大夫为了防止名义上绝对君权的暴走脱轨,苦心积虑,对皇权实施了种种规范,本文归纳形容为"天"、"道"、"法"三个紧箍咒和"不文律"、"公议"、"留名的青史"三堵墙。本文还通过具体的政治实态揭示出,谏官、御史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完成天子法官的使命,却基本沦为政治集团的鹰犬。笔者视派系政治是理解中国政治史的一把钥匙。具体的考察显示,中国历史上的皇权经历了一个由人格化向非人格化转化的过程。尽管皇权在各个历史时期、甚至在同一王朝的不同时期消长都有不同,但实质性皇权由于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备等因素,发挥作用的余地愈来愈小,而显示权威的象征性因素却愈来愈大。

配享功臣:盖棺未必论定——略说宋朝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操作

宋代不同于以往的时代。至高无上的皇权逐渐向象征化转变,前所未有地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对政治形成全面的主宰。与皇帝共治天下、分享权力的士大夫,也必然会产生树立自己政治偶像的需求。本文将迄今为止不大为研究者所注目的宋代功臣配享制度置于彼时彼处的政治背景之下,考察了功臣配享的曲折反复。宋代的功臣配享,伴随着士大夫政治的发展,也从文武搭配逐渐形成文臣独占。此外,宋朝配享议案出于翰苑的惯例,也表明配享功臣的话语权处于士大夫精英的掌握之中。功臣配享,反映的是当时朝廷官方的历史人物评价。其代表性往往被当时和后世所质疑。后来的撤换反复,反映了时过境迁的政治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标准的变化。而后世的认知不同则是历史的时间差所带来的差异。

科举家族与地域网络——以曾安强与周必大为中心的个案解析

本文以周必大《曾南夫提举文集序》为线索,考察了《宋史》及《宋史翼》均未立传的北宋后期官僚曾安强及其家族的事迹。从曾氏家族的仕途际遇,可以窥测到南宋前夜仕途的艰辛。这种北宋因素,自中期以来开始积淀,至南宋在特殊的背景、特殊的场域之下,终于开始发酵,士人中的多数不再涌向仕途,出现流向多元化的势头。而从曾经贵为宰相的周必大为当地的曾氏家族写下为数不少文字的行为来看,地域势力在当时乡党间的人脉经营相当受到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而这种地域势力的崛起与强盛则成为宋元变革的强有力的推手之一。

碑志难以尽信——以宋人所撰碑志为例

墓志、神道碑、行状之类的石刻史料,作为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极为宝贵,不仅过去的国史列传和文人笔记乐于征引,今天的研究者对于记载人物事迹之石刻碑志状表亦多所取信。其实,这类文字在撰写之初,便已经出于种种因素与考量,做了相当大的事实挑选,为墓主讳,为死者颂,将大量不利于墓主评价的负面之真事隐去。对宋人所撰一些碑志与相应传记资料加以比勘,即可发现碑志存在大量回护、掩饰和曲笔。从唐人到清人,都从切身经历中发现了行状、墓志、墓表、神道碑铭之类的石刻史料的失实问题。这些实例与论述,对我们今天寻求历史真实的研究有所警示。石刻难以尽信,不可一味佞石淫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