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复合生态系统韧性研究进展及其对海岸带生态系统韧性研究的启示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高强度开发的双重影响下,人地复合生态系统和受陆海系统交互影响的海岸带地区生态脆弱性更加明显。如何有效把握人地复合生态系统发展动向,合理规划与调控社会经济活动、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一直是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韧性作为系统的内在特征,在防范化解灾害风险、维护区域生态安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人地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表现。然而,目前关于人地复合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评估方法等方面尚未形成统一的范式,韧性的量化评估方法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梳理和归纳现有研究成果认为,韧性经历了从工程韧性、生态韧性到演进韧性的转变,其概念及内涵仍在不断拓展与深化;总结对比了基于过程形成性和状态总结性的韧性评估方法发现,将韧性作为过程与结果的综合评估研究仍较为缺乏;在抵抗扰动、维持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韧性理念下,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等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应用中人地复合生态系统安全的重要保障。根据人地复合生态系统韧性研究进展的分析结果,结合海岸带生态系统韧性研究的现状及不足,认为未来需要在加强海岸带生态系统韧性内涵挖掘、完善海岸带生态系统韧性评价体系、提高海岸带生态系统韧性监测精度、促进学科融合推动海岸带生态系统韧性有效修复实践等方面深入研究。

基于“潜力⁃弹性⁃稳定性”模型的温州市生态韧性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城市生态韧性为城市应对长期发展积累的内在压力,以及外界不确定性风险的冲击提供了新思路,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市生态学视角,从生态韧性的抵御力、恢复力及适应力三个方面特性,构建基于“潜力⁃弹性⁃稳定性”的生态韧性评价模型,分析了1990—2020年温州市生态韧性时空变化特征,并运用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TWR),探究了生态韧性影响因素的时空异质性。结果表明:(1)1990—2020年,温州城市生态韧性指数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潜力、弹性、稳定性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趋势,研究后期稳定性的提升使生态韧性的下降得到短暂缓解。(2)温州市东部沿海地区生态韧性较差,西部与北部山地生态韧性较好;低韧性水平区呈现出区域中心韧性水平降低,并且向外围扩张的趋势。(3)温州市城市生态韧性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显著的时空差异,空间上也存在波动方向与强度的差异,这种差异性集中分布于城市边缘县(区)。研究以期为温州市及沿海同等级城市,提升城市生态韧性、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决策提供参考。

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统筹治理研究进展

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统筹(三水统筹)治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水治理领域的生动实践,对推动流域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促进美丽河湖保护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研究详细综述了以水资源、水环境和水生态为核心的水治理理论的发展基础、制度设计与绩效评估、关键路径与保障机制.最后指出未来“三水统筹”治理研究需解决“谁来统筹”“统筹什么”“怎么统筹”“何时统筹”“何地统筹”等基本问题,即“三水统筹”治理的理论框架须涵盖各项价值目标、制度设计、行为选择和条件环境等;协同主体类型须多样化,涉及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协同方式基于“整体性”和“共享性”特征;完善水治理的学术脉络、政策实践及绩效评估.

乡土情怀培养视域下的校本教材开发研究——以“宁波市海洋文化”为例

随着《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出台,乡土地理校本教材的开发与应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以培养学生乡土情怀为目标,从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层次解构乡土情怀,并确定乡土地理校本教材开发三级目标。在明确乡土地理校本教材开发模式的基础上,依据乡土教材开发三级目标,以宁波市海洋文化为主线,围绕四大专题内容开发乡土地理校本教材,以期为乡土地理校本教材开发提供参考案例。

海岸带经济韧性评估及其对涉海企业TFP的影响研究

研究海岸带经济韧性与涉海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对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囿于涉海微观企业层面数据的缺乏,这一问题一直未得到定量化的探讨。为此,本文创新性地基于行业分类代码,在全国税收调查数据库中筛选出涉海企业并测算其TFP。同时,在定量评估沿海地区海岸带经济韧性的基础上,将两组数据进行匹配,实证考察了海岸带经济韧性对涉海企业TFP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理,得出以下结论:第一,2006-2021年,中国海岸带经济韧性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南部(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海岸带经济韧性最强,东部(江苏、上海和浙江)其次,北部(辽宁、河北、天津和山东)最弱。在金融危机冲击时,南部海岸带经济韧性表现最好。在新冠疫情时期,东部海岸带经济则显现出更强的韧性。第二,地区海岸带经济韧性的增强,会促进涉海企业TFP的提高,其中的关键影响机制在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第三,市场化和数字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海岸带经济韧性对涉海企业TFP促进作用更加显著。

乡村振兴视角环海湾民宿集聚的公共设施匹配研究——浙江象山县蟹钳港案例

民宿作为乡村振兴的新业态,围绕海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推动乡村民宿与公共设施的协调,有助于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浙江宁波市象山县环蟹钳港乡村民宿、公共设施等POI数据,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刻画环蟹钳港乡镇民宿及其与文化、生活、交通、医疗四类公共设施的空间匹配特征。研究发现:(1)民宿与文化设施的镇域分布最不平均,均聚集在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好的新桥镇,交通、医疗设施的镇域分布相对平均。(2)环蟹钳港民宿及四类公共设施都涌现较为明显的聚集高地,且交通、医疗、生活、文化、民宿的聚集度自高至低排列:集聚高地和高速出入口、热门景点高度重合,成为乡村振兴核心区域。(3)民宿的分布与环蟹钳港道路、四类公共设施的空间匹配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地理特征,民宿与四类公共设施匹配特征的亲水性不足,指向文化设施相对显著。未来环蟹钳港民宿业态培育和公共设施布局应向外扩散,充分挖掘海湾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方能更充分振兴乡村经济。研究结论可为完善环海湾村域振兴的公共设施布局及其与亲水性生态产品价值协同提供新案例,并可为民宿生活圈空间规划提供决策参考。

2001-2020年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韧性时空演变

海岸带是自然、社会、经济相互作用频繁的地区,然而,过度开发胁迫海岸带生态环境退化。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韧性研究有利于实现精准有效的生态保护。本文综合多源数据从复合生态系统基底状态、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禀赋的耦合协调关系、复合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潜力、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范围与强度方面构建评价体系,定量评估2001-2020年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韧性,分析韧性时空演变特征与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1-2020年东海区大陆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韧性呈波动下降趋势,韧性空间异质性显著,具有明显的海陆梯度地带性。(2)林地是维持区域复合生态系统韧性的主体。(3)反映人类活动分布与强度的因素对复合生态系统韧性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为保护、恢复、促进海岸带复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利用与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政策驱动效应视角

建设智慧城市有利于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探究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以2005—2020年中国277个地级市为样本,将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实证方法采用多期DID模型,基于政策内涵视角,从政府、企业、居民3个角度分析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能够提高城市高质量发展绩效。分区位来看,东西部城市的政策效应更加显著。对科教水平而言,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重点科教城市。从城市规模上看,智慧城市试点对大规模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机制检验表明智慧城市主要通过政府治理、企业创新和居民消费产生的驱动效应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全面统筹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因地制宜赋能城市运营模式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依据。

海岸带土地利用格局演化及多情景开发模拟——以宁波市为例

海岸带土地在高强度开发下变化显著,明确其演化规律和驱动因子,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合理利用海岸带资源提供重要依据。基于1990-2020年7期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地理探测器模型等方法,分析宁波市海岸带土地利用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同时利用CA-Markov模型对2025年和2030年宁波市海岸带土地利用格局进行模拟。结果表明:(1)宁波市海岸带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和耕地,土地利用格局演化明显,其中耕地面积不断减少,林地、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面积发生小幅度动荡,建设用地面积快速增长。(2)宁波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区北部增长趋势明显,而南部增长速度缓慢。(3)地形和坡度是影响宁波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自然因素,但影响程度不断减弱;GDP密度和人口密度是主要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影响强度逐渐增强;因子间交互作用类型主要为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社会经济因子与自然因素中的海拔和坡度交互作用最为强烈。(4)未来宁波市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剧烈区域将集中于杭州湾南岸、象山县东北部和宁海县南部,生态保护情景能最大程度保持土地利用结构稳定,有效缓解人地矛盾。

沿海发达地区小城镇城乡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研究—–以宁波市奉化溪口镇为例

基于奉化溪口镇1990~2015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借助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城乡建设用地扩展速度、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核密度和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探析奉化溪口镇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特征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1995~2015年,溪口镇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增长速度不稳定,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其他建设用地增长各具特点;(2)建设用地信息熵持续增加,土地类型趋于复杂化、有序化;(3)城乡建设用地的转入面积远大于转出面积,主要转入来源为耕地和林地;(4)城乡建设用地核密度高值区集聚于城镇的东北部,核密度分布特征随时间变化不明显;(5)建设用地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其中地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口密度、高程值与距河流距离影响较大.

宁波市植物园67种木本植物功能性状对开花物候的影响

开花物候的种间差异除受到气候影响外,还可能与植物功能性状有关。但两者的相关程度在不同地区、气候带间差异较大。文章为了探索功能性状是否对亚热带地区常绿阔叶植物的开花物候有影响,在宁波植物园内对67种木本植物开花物候进行观测,并分析其与4种功能性状(生活型、潜在最大树高、花色和果实类型)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67种木本植物初始开花、盛花、败花和开花持续的时间分别为3月28日±21.64 d、3月30日±27.02 d、4月15日±30.78 d和(23.82±13.31)d;(2)乔木初始开花时间和盛花时间显著早于灌木(P<0.05),但败花时间和开花持续时间在两者间未有显著性差异(P>0.05),且乔木开花物候的标准差均显著低于灌木,说明乔木开花物候相对于灌木更加稳定;(3)广义线性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彩色花朵的败花时间比白色花朵早,潜在最大树高越小的木本植物开花持续时间越长。综上可知,宁波植物园67种木本植物开花物候受功能性状影响,但影响程度与功能性状的类型有关。

基于反事实框架的生态保护红线政策成效评估——以宁波市为例

研究目的:检验生态保护红线是否具有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政策成效。研究方法:建立基于反事实框架的政策评估逻辑,集成InVEST模型、分组回归和断点回归,评估宁波生态保护红线的政策成效。研究结果:(1)在空间反事实维度上,无论是生态保护红线政策实施前、后,生态系统服务在红线保护区保持稳定,由红线保护区向红线保护区外出现明显的下降“跳跃”效应。(2)在时间反事实维度上,政策实施前,红线保护区生境质量和水源涵养均值比红线保护区外分别高0.060和56.71;政策实施将两者差距分别提升至0.062和62.09,而水土保持在红线保护区内外的差距缩小。(3)基于空间—时间双维反事实逻辑的政策评估部分地证实了生态保护红线对维护生态系统服务的积极成效。(4)宁波生态保护红线的政策成效得益于其特殊的“以山为基”红线格局和对红线管制的时空衔接。研究结论:生态保护红线对维护生态系统服务具有一定成效,但受区域地表环境和政策管控方式制约,需因地制宜制定管控策略和推进红线保护区内外的管理衔接。

1980-2020年东海沿海城市水域系统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

开展东海沿海城市水域系统时空分布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促进高强度开发下沿海城市的水资源保护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东海沿海城市1980-2020年8期土地利用数据,结合土地利用模型和景观格局指数分析水域系统时空变化,以地理探测器揭示各水域系统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河流、海涂、滩地面积趋于下降,而湖泊和水库坑塘面积趋于增长,其水库坑塘扩张最为明显,增长幅度达80.73%。(2)水域系统转换剧烈,河流、海涂和滩地面积转出大于转入,而湖泊和水库坑塘面积转出小于转入,不同年份转换特征具有差异性,但均呈现出海洋→海涂→其他地类(耕地、建设用地、水库坑塘等)的转换特征。(3)水域景观整体上趋于复杂化和破碎化,最大斑块指数(LPI)、边缘密度(ED)、连通度(COHESION)、聚集度(AI)、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均趋于下降。不同水域系统的景观类型水平指数具有差异性。(4)自然因素奠定了水域系统分布的空间格局,而社会经济因素加速了水域系统发生转换。

浙东甬江流域乡村湿地景观生态旅游开发研究

本文以浙东甬江流域为研究区,对流域内乡村湿地异质景观的形成背景进行分析,从自然景观系和人文景观系层面构建乡村湿地景观分类系统,并在景观生态旅游开发态势分析(SWOT)基础上,提出了浙东甬江流域乡村湿地景观生态旅游开发策略。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研究进展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关系着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伟大复兴。从海洋生态文明的理念及内涵、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测度评价、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机制3个方面探讨了不同学科学者对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并指出拓宽研究视角,注重实践性与对比性研究,完善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体系、评价指标体系和建设机制等未来研究方向,以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共生。

“湾长制”对近海污染治理的影响

探究“湾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进行制度优化,对中国近海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该研究以沿海地区逐步推行的“湾长制”作为政策冲击变量,通过手工整理得到2005—2021年中国沿海地级市层面的近海污染物浓度数据,运用空间双重差分方法定量识别“湾长制”与近海污染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其政策效应,探究“湾长制”对近海污染治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①“湾长制”显著降低了近海首要污染因子无机氮的平均浓度,初步改善了近海水环境,但并未对近海次要污染因子活性磷酸盐产生显著的减排效应,“湾长制”尚未全面改善近海污染状况。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问题处理后,“湾长制”对近海污染的初步改善效果依然成立。②虽然近海污染在沿海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但在考察期内,“湾长制”对近海无机氮污染的影响在空间上仍然有限,并未在相邻城市间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③“湾长制”对近海污染治理的影响存在规模效应。跟市级的分散试点相比,省级层面的推行能依托更大的行政权力和更多的政策支持,开展近海污染的协同治理,更好地发挥“领导挂帅,高位协调”的体制优势。④下级湾长设置过多带来的控制范围扩大,会降低“湾长制”实施过程中的行政效率并提高监管难度,削弱“湾长制”的治污效果。研究结论为“湾长制”的全面推行提供了实证支持。此外,在“湾长制”实践中,不仅需要加强地区间的协同合作,还应合理设置“湾长制”的行政架构,更好地发挥“湾长制”的治污效果。

海岛水产养殖业台风灾害脆弱性分析:以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为例

基于浙江舟山和温州海岛地区获取的344份水产养殖家庭问卷调查数据和各利益相关者的访谈数据,使用混合数据的因子分析(FAMD)和主成分的层次聚类分析(HCPC),辨识海岛水产养殖家庭台风灾害脆弱性类型,揭示各脆弱性类型的特征,识别家庭脆弱性类型的判别指标,分析台风灾害及其他压力源对海岛渔业生态系统和水产养殖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海岛地区水产养殖业和水产养殖家庭呈现高经济脆弱性,大部分虾蟹贝混养类、藻类和贻贝类养殖家庭台风灾害损失严重。2)水产养殖家庭在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方面的差异,导致家庭呈现3种不同的脆弱性类型及特征。3)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多次遭受台风灾害损失、基础设施不能充分满足需求是水产养殖家庭呈现台风灾害脆弱性的共同影响因素;风险暴露、养殖品种、家庭年均收入、户主年龄、教育程度、社会支持、采用适应策略的数量及成本-收益情况这些显著判别指标间的差异是形成不同脆弱性类型的关键。4)气候、生态环境、经济和市场、社会、制度和政策等方面的多重压力源相互作用产生累积效应,加剧了海岛地区渔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脆弱性。

加快培育发展海洋渔业新质生产力

作为中国向海图强谱新篇的关键着力点,海洋渔业的蓬勃兴旺在带动海洋经济、沿海渔区社会发展,满足城乡居民膳食营养结构多元化需求的同时,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沿海渔民增收、维护国家领海主权等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是,随着海洋资源开发能力不断提高,在海洋渔业资源繁殖、再生能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国近海逐渐陷入资源衰退、环境恶化的困境。

海洋公共管理知识体系及其国民 学校教育的实施策略

海洋公共管理对权衡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海洋经济发展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梳理了海洋公共管理体系的实践演进历史,在解析概念与构成、概述研究动向及热点、构建学科树的基础上,明确中小学教育阶段习得海洋公共管理知识的要求,提出海洋公共管理教育应涉及国内与国际尺度、理解海洋公共管理知识对于国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进而形成适应不同阶段的分层海洋公共管理知识与教育实践体系,以真实案件进行教学设计解析海洋公共管理知识传授的阶段性差异,以期为引导中小学实施海洋公共管理知识教育,为海洋“善治”大环境做出学校海洋教育贡献。

海湾开发利用强度分析——以宁波市杭州湾、象山港与宁波市三门湾为例

海湾开发利用强度评估可反映海湾利用程度,是海湾开发潜力及其可持续开发研究的基础,对发展湾区经济意义重大.以1990—2015年每隔5 a共6期TM/ETM/OLI影像为数据源,提取宁波市杭州湾、象山港和宁波市三门湾各时期的岸线及土地利用数据,基于此从海湾岸线开发和土地利用两方面综合分析海湾开发利用强度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1990—2015年间,宁波3湾岸线人工化程度不断加深,岸线人工化指数最高的海湾由象山港(0. 16)转变为宁波市三门湾(0. 61),部分淤泥岸段(尤其是宁波市杭州湾岸段)滩涂围垦强度弱于泥沙淤积强度,削弱了岸线人工化程度.整个研究期间,宁波市三门湾和宁波市杭州湾的岸线开发利用结构始终为单一主体结构,象山港则呈现出由单一主体依次向二元、多元结构演变的趋势. 1990—2015年间,宁波3湾的岸线和土地利用强度均有所增加,其中象山港岸线开发利用强度指数最大,达0. 42;宁波市杭州湾区域土地利用变动最为强烈,土地利用程度指数最大,达292. 300.区位和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水平及政策因素是造成宁波3湾区域开发利用程度差异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