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氏文通》语言哲学的初衷、架构及理想

《马氏文通》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马建忠基于民族独立自强意识,融合西方语言学成果并批判性反思中国传统小学而著作的第一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文法书。马建忠敏锐地意识到传统小学缺乏文法研究,国人将毕生精力用于读书识字,从而影响了对自然之道的探求,导致在与西方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因此,马建忠以字类划分、句读理论作为其语言哲学的基本架构,开创性地研究了中国的字类、句读等语法现象,并提示了其中蕴含的语言哲学要义,标志着汉语语法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由此揭开了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序幕。《马氏文通》基于语言具有“群其意”的普遍性之认识,憧憬着其语言哲学研究能实现吾国“自群”“不为他群所群”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反映了甲午战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民族独立自强意识在语言哲学上的觉醒。

唐君毅对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展开与展望

唐君毅先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有一中国之语言哲学之传统”重大问题的哲学家,对于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他既有展开又有展望。首先,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主要问题,唐君毅主要对语言的功能、言说的目标、言说言论的标准等语意学、语言的意义等主要问题展开讨论并形成己见。其次,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主题,他敏锐地察觉到中国先哲对言默之运用即为中国语言哲学传统的具体表现,他的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以言与默为主题,以“即哲学史以论哲学”的方法来展开的。再次,关于中国语言哲学的重要特征,唐君毅着重提出了中国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哲学中之基本名言之原始意义,亦正初为表此身体之生命心灵活动者”;并视此“近取诸身”之特征为“中国文化与其哲学中之一无价之宝”。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唐君毅并未完成其语言哲学体系的建构,但他对中国语言哲学的未来开展进行了美好的展望。

梁启超语言哲学探论

梁启超是中国语言哲学史上重要的思想家。在中国语言哲学近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他站在时代变革的潮头,高瞻远瞩地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全局出发,对语言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和研究,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语言哲学思想。他研究了中国语言文字发展的规律问题,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利弊得失,阐发了中国语言文字与民族心性的内在联系,分析了“六书”的语言哲学意义,并提出了富有现实意义的语言变革方案。梁启超的语言哲学理论与实践,对“五四”时期的诸多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刘师培语言哲学探赜

学界鲜有关注刘师培的语言哲学。按照语言哲学的核心问题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和语言的意义问题来考察,刘师培语言哲学思想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刘师培从语言文字的来源与本质、字义起于字音、转注的语言哲学意义三个方面,以语言哲学说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后半部分,刘师培以语言文字可窥政治治化之浅深、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两个方面,说明语言的意义问题。通过考察,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刘师培语言哲学的内在矛盾与张力,这种矛盾与张力是刘师培思想中的"反西化的西方主义"与"反传统的传统主义"的二律背反在语言哲学领域的深刻体现。

严复语言哲学探微

严复是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其《英文汉诂》是一部可与《马氏文通》相媲美的语言哲学名著,二著并驾齐驱,同被梁启超誉为“文典学”之椎轮。此外,其语言哲学思想在诸如《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政治讲义》等著作中都得到很好的呈现。要言之,严复在中国语言哲学史中的贡献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强调了语言作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方面的意义(“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其关于语言本质的观点几与西方语言学家赫德、洪堡特等人接近;其二,分析了中西语言的异同,并提出了“即异观其同”的语言学习方法;其三,阐述了其地理语言学视域下的文谱观,凸显了语言受具体的地理背景、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影响的观点,其文谱观是他对人类语言形式与人类思维形式、逻辑形式思考的集中反映;其四,关注到了语言与民族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虽然承认中华语言形式影响了中国人对“自然之道”的追求,但秉承“国语者,精神之所寄”的观点,强调中国语言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是末与本、器与道的关系,因而否定尊国语与爱国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论证了界说之于中国语言哲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体现了同一律和矛盾律的内容和要求,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的发展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一言以蔽之,“深得中西文字三昧”的严复,无愧为中国近代语言哲学史上的一位伟大的语言哲学家。

“真”“俗”之间:章太炎批评王学的思想历程及真正动因

章太炎秉承事功与学术二元的评价观,对古今中外“既立”诸学都进行分解与批判,其分解与批判的对象自然包括王学。与学界所持“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的观点迥然不同,本文研究表明,章太炎就其一生而言,大体上都是非王。按章太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可以将其对王学的批评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具体思想历程如下:在章太炎“转俗成真”的学术前期,《訄书·王学》以科学主义的视角批评王学“立义至单”“无组织经纬”,指责王学“以良知自贵”造成与科学的疏离;《谴王氏》以民本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答铁铮》以民族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偏于我见”;《检论·议王》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批评王学不能治国、不能布政,讥讽阳明为“匹夫游侠之士”,指陈王学之失在于“剀切而不得分齐”。在其“回真向俗”的学术后期,章太炎以佛学的立场批评王学“轻礼教”“尚阴谋”,并批评王学的良知说不能了生悟死,质疑亲民说所造成的思想流毒。总体来看,章太炎一生非王,尽管晚年对王学有所肯定,依然是情非得已,“只是应时方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归王。章太炎在前后不同时期对王学批评有着不同的侧重,这正好印证了其思想经历了由“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的精神蜕变。

《马氏文通》与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的开新

《马氏文通》以其在中国文法研究上的开创性贡献为世人倍加推崇。由于语言学与语言哲学具有天然的内在联系,《马氏文通》在语言学上的探索决定了其在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上所具有的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贡献。要言之,《马氏文通》的开创性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将"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的中西比较方法作为语言哲学研究的方法,从而开拓了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新方法;第二,将清儒未能关注的语言文字的起源与本质问题纳入到语言哲学研究的内容中,从而拓展了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新内容;第三,以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作为语言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从而确立了界说作为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重点;第四,以句法为主旨构建了中国文法体系,开创了完整的汉语语法学,从而开辟了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新道路。马建忠是中国近代语言哲学研究的开山鼻祖,其名著《马氏文通》对后世的语言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内涵与特质

若谓语言哲学乃是"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之义,则"钱玄同的语言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在实然的抗拒力与应然的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体现了批判与反思、展望与重建的哲学精神。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汉字的特点,钱玄同反对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或"衍形文字"的说法;关于汉字的本质,他坚持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的主张;关于汉字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第二,钱玄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汉字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三大问题,还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层面驳斥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第三,出于进化史观、功利主义、理想主义等内在动因,对于人类普遍语言这一语言哲学重要问题,钱玄同最终选择世界语作为其语言哲学的乌托邦理想。质言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一种以进化论为主导,以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世界主义等因素错综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哲学。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试论王船山庄子学的卮言观及言说方式

《庄子》较早讨论寓言、重言、卮言“三言”问题,道与言的关系是其语言哲学的核心议题。王船山晚年以随文衍义的方式注解《庄子》,旗帜鲜明地指出寓言、重言皆是卮言。而卮言又犹如天倪,“天均者天倪也”。故而,天均、天倪是理解卮言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在追溯与卮言紧密相关的天均、天倪之取象原型的基础上,船山以隐喻的方式形象论证卮言是笼罩群言,乃至统摄寓言与重言的圆遍之言、流转之言。在气化宇宙论的思维框架下,王船山还将时空维度引入对语言意义的理解,卮言随顺宇宙大化的氤氲流行而不断生成变化,言辞的意义彰显于变动不居、具体而微的生活世界。因而,船山之卮言是变化日新、无是无非、两端皆可的道言,船山采用忘言的方式反复言说,以此调和道与语言文字“不相肖”的问题,有效回应庄子终日言而未尝言的言说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