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教育学硕士考试招生模式探究——基于全国137所院校的统计分析

初试专业基础课自2007年开始普遍按照一级学科命题后,教育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模式呈现多元化;2019年教育部“大力推进按一级学科命题”文件精神出台,进一步推动了教育学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录取模式改革。依据招生院校划定复试资格线、复试命题及录取分别按照一级学科还是二级学科方向,可以将教育学硕士考试招生录取划分为“1+1+1”“1+1+2”“1+2+2”“1+2+1”“2+2+2”“2+1+2”六种模式,每种模式所蕴含的科学性与公平性价值不同。建议优先选用“1+2+2”或“2+2+2”模式;在不强调二级学科方向专业差异性,二级学科方向无差异化前置报考要求情况下,可以选用1+1+1模式;尽量勿选“1+2+1”“1+1+2”模式。

“两依据一参考”综合评价招生的浙江模式与经验

作为新世纪高中新课改背景下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创新,浙江省自2011年开始在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探索的“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是一种典型的“两依据一参考”模式。在传统高考文理分科时代,“三位一体”招考模式对于文科生的理、化、生素养和理科生的史、地、政素养具有较好牵引作用与提升效应;而在新高考自由选科背景下,“三位一体”招考模式有助于提升考生对于高中学考的重视程度。浙江省“三位一体”招生模式为我们认识新高考综合改革“两依据一参考”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实践范例。

新高考自由选科对理工类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影响研究——以“3+3”选科模式为例的访谈调查

高考科目设置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影响因素。探讨新高考自由选科对于理工类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影响状况,具有明显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3+3”高考选科模式下的理工类大学生进行访谈,发现成绩与兴趣是理工类大学生高考选科的主要考量因素,等级赋分制和教师指导对学生选科具有重要影响;高考未选考物理、化学科目导致理工类大学专业学习困境,高校难以寻到有效应对措施;多数受访学生认同教育部“2021版选考科目指引”关于理工类招生专业大多须同时选考“物理+化学”政策规定。为此,应深入完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科学设置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范围,增强高校转专业的灵活性。

从自由竞争到分区定额:中国近代高等文官考试制度的演进脉络

自由竞争与分区定额是贯穿近代高等文官考试的一个基本矛盾。北洋政府时期的高等文官考试法律文本,均无分区定额的规定。1929年"考试法草案"中的"高等文官考试分省录取"条文,未能正式写入当年的《考试法》,因此自由竞争成为高等文官考试录取原则。1931年、1933年高等文官考试录取人数,存在明显区域失衡现象。1935年《高等、首都普通考试边区应考人数从宽录取暂行办法》出台,但无法有效解决高等文官考试录取人数区域失衡的问题。1948年,新《考试法》正式规定高等文官考试按省区定额录取。近代高等文官考试制度从自由竞争发展至分区定额录取,一方面在于公平的考量,另一方面在于维护边疆稳定、促进边疆发展的深层考量,既具有制度合理性,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的四重审视

在浙江与上海的新高考综合试点改革中,学生"弃选物理"的功利主义行为折射出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的矛盾,专业科目选考设置面临"有"与"无"、"和"与"或",不同院校同一专业科目选考要求不同,同一院校同一专业在不同省市科目选考要求不同的矛盾。2018年《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试行)》的出台,可以助力解决"弃选物理"以及专业科目选考设置矛盾问题。作为"两依据"具体体现的"高考+学考"科目组合,究竟如何"增强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尚可进行理论上的检视。建议上海、浙江两地适度扩大等级赋分的分值区间。江苏、广东等八省市最新发布的高考综合改革方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物理选考人数下滑问题,并且规避了"一科两考"的命题风险。

选择性与统一性:高考科目改革再审视

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自2014年正式启动以来,在科目设置上经历了从增强选择性到收紧选择性的发展轨迹。选择性与统一性是高考科目改革的内在矛盾,不应过度推崇选择性、过度批判统一性。当前新高考增强科目选择性引发的大学理工类人才培养困境表明,物理、化学理应成为理工类招生专业的统一考试科目。生物纳入理工类招生专业统一考试科目为一种“不坏”的制度设计。学考科目纳入高校招生评价,具有了类似高考的选拔属性。传统高考文理分科模式,最根本的优势在于保障理科生的物理、化学、生物素养,此为其根本合理性与合法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