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隐信念感知对人际冲突中先发制人行为的影响:希望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考察了在人际冲突情境中,内隐信念感知对先发制人行为的影响,并且探讨了希望的中介作用。实验1让被试阅读与冲突相关的文章来启动“威胁性冲突是变化的或不变的”的内隐信念,实验2则在不直接提及冲突的情况下启动“世界是变化的或不变的”的内隐信念。两项实验结果均发现,在人际冲突情境中,相对于持有不变内隐信念的个体,持有变化内隐信念的个体体验到更高的希望水平,更少做出先发制人行为;希望在内隐信念感知与先发制人行为的因果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有助于人们找到解决防御性攻击问题的方法,促进人际和谐。

学业成绩对中学生违纪行为责任归咎的影响:班级违纪规范的作用

青少年的校园违纪行为普遍存在,如何对其进行责任归咎值得深究。研究考察了违纪者的学业成绩是否会影响中学生对其责任归咎程度,并探究了班级违纪规范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违纪者的学业成绩对其违纪行为责任归咎存在影响,相比于学业成绩优的学生,中学生对学业成绩差生的违纪行为责任归咎更严苛,且强有力的班级违纪规范能削弱前述影响。该结果提示应关注学业成绩“身份”带来的责任归咎偏差。

基于成本最小化信息的社会性意图识别:来自脑电和行为的证据

与已有研究着重考察如何识别客体导向性意图(动作以物理对象为目标,而不涉及其他人)不同,本研究对人们如何识别社会性意图(动作以指向社会主体为目标以影响对方的交互行为)进行了探讨。基于两交互主体在整体层面应遵循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提出当A协助B达成目标状态所需要的成本小于B单独实现该目标状态所需要的成本时(简称为成本最小化信息),其可被识别为具有社会性意图。通过在B面前设置栅栏的方法操纵成本最小化信息,以指示不同意图类型的脑电μ抑制程度、对不同变化的敏感性(辨别力)为指标,对该假设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相比客体导向性意图的控制条件(即A将目标物苹果放置在石头前),当A将目标物苹果放置在被栅栏挡住的B前,其动作可减少B单独获取该苹果的动作成本,即符合成本最小化条件时,μ的抑制程度更高(实验1),且对结构改变(某两个动画中充当相同角色的智能体互换)的辨别力更强,但对角色交换(某个动画中两个智能体的角色交换)的辨别力更弱(实验3a);而当栅栏不存在时,虽然A的运动路径与实验1相同,但A将苹果放置在B前的成本大于B自身获取苹果的成本,即不符合成本最小化条件,条件间μ抑制的差异消失(实验2),且对不同动作模式中变化的辨别相当(实验3b)。鉴于已有研究表明社会性意图所诱发的μ抑制强于客体导向性意图,且人们对存在社会性意图的两个智能体间的结构改变更容易辨别,而对角色交换不敏感,故上述结果揭示,两个个体的行为是否满足成本最小化影响人们对动作意图的识别,支持成本最小化信息是社会性意图识别线索的观点。

7~9岁儿童对群体内成员间互相帮助的道德责任探究

以往研究对儿童持有的群体内成员间的道德责任进行了探讨,但仅局限于伤害这一消极交互行为上。然而,社会交互还包括积极的交互行为,如帮助,故本研究对7~9岁儿童是否持有群体内成员间应互相帮助的道德责任进行探讨。通过比较外在规则存在与否,被试对群体成员间互相伤害或互不帮助行为的合适度评价是否发生变化,来推测群体内道德责任的存在性。若相较群体间条件,外在规则不存在时被试认为对群体内成员的伤害或不帮助行为更不合适,则说明被试认为群体内成员间应持有相应的道德责任。结果发现:(1)相较于群体间条件,7~9岁儿童认为外在规则存在与否对群体内互不帮助行为合适性的评价影响更小,即外在规则不存在时,儿童依然认为群体内成员间应互相帮助;(2)针对群体内的不帮助行为,13~15岁青少年也表现出与7~9岁儿童相同的结果模式。结果表明,7~9岁儿童认为群体内成员间存在互相帮助的道德责任,且该现象具有跨年龄(至少是13~15岁的青少年)一致性。

认知负荷对驾驶员识别行人意图的影响

目的 准确识别行人意图对人车安全非常重要,但驾驶员在操作车辆时往往会面临一定的认知负荷.本研究考察认知负荷对驾驶员识别行人意图的影响.方法 通过听觉N-back任务操纵认知负荷,要求被试(N =90)在模拟驾驶场景中识别行人意图.结果 在2-back双任务的高负荷下,驾驶员识别行人意图的辨别力显著低于1-back双任务和单任务,且后两者没有差异.结论 增加认知负荷会削弱驾驶员识别行人意图的辨别力,提示对行人意图的识别需要认知资源的参与.因此,驾驶员应保持较低水平的认知负荷驾驶以提高人车交互安全.

群组视角观点采择:自动加工的证据

基于经典的视觉观点采择范式,本研究探讨人们如何采择群组视角观点。研究创设了自我视角信息与群组视角信息一致与不一致条件,比较两种条件下被试对自我视角信息判断的反应时。若被试在视角信息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长于其在一致条件下时,提示被试在判断自我视角信息时受到了群组视角信息的干扰,即自动加工了群组视角的观点。结果显示,相比视角信息一致条件,被试在视角信息不一致条件下反应时更长。当虚拟人物群组被箭头替代后,被试自动加工群组视角信息效应消失。该结果揭示,人们会自动地加工社会群组的视觉信息,且该效应不能由物理层面的指向所解释。

正负参照点下性别和损益情景对大学生延迟折扣的影响

大量研究表明,延迟折扣受到个体特质性和状态性因素的影响。本研究通过两个实验分别探究正参照点(实验1)和负参照点(实验2)下,特质性因素性别和状态性因素损益情景对大学生个体延迟折扣的影响。实验1研究发现,在正性参照点下,无论男女,收益情景的主观远期价值远高于损失情景。实验2研究发现,在负性参照点下,男女在损益情景的主观远期价值不同;与男性相比,女性的主观远期价值在损失情景中更高,而在收益情景中则无显著差异。本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的参照点下,男女在损益情景中表现了不同的延迟折扣倾向;与男性相比,女性在负性参照点面对损失情景跨期选择时,更愿意选择延迟赔偿。

群组成员行为的普遍程度对行为预期的影响:规范感知的中介作用

人们可基于群组信息预期未知个体的行为。为考察在实现个人目标效率与遵从群组成员行为存在冲突的情境中,群组成员行为的普遍程度对行为预期的影响,以及规范感知在其中的作用,采用文字材料模拟情境,通过两个实验对208名在校大学生以及166名参加工作的社会人士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在实现个人目标效率与遵从群组成员行为存在冲突的情境中,群组成员行为的普遍程度正向预测行为预期,且规范感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2)无论是面对紧密型群组还是松散型群组,若群组中某行为的普遍程度越高,人们对该行为的规范感知越强,从而越倾向于预期群组成员做出该行为。该研究揭示了人们对群组行为的规范感知在预期群组成员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分组信息对公平决策的影响

追求公平的现象一直以来都受到决策研究领域的广泛关注。本研究通过最后通牒游戏实验,考察了社会分组信息这一社会关系中的重要特性对决策中人们追求公平行为的影响。研究通过呈现不同群体的提议者面孔来实现对社会分组信息的操作。结果发现:回应者对提议的接受率随着被分配金额所得比例的提高而上升,其中多数情况下会拒绝低于金额总数30%的分配;对内群体提议者提供的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显著高于外群体提议者,且只有在决策较为困难的条件下(分配比例为7:3时)存在显著差异。上述结果表明,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受社会分组信息影响,且更能接受具有相同社会分组的提议者的不公平分配,暗示了人们的公平决策具有情景相对性。

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确定感和控制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基于评估倾向理论,通过3项实验考察了特定负性情绪(愤怒)对延迟折扣的影响,并探究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实验1考察愤怒情绪对延迟折扣的影响,结果发现,愤怒组被试的延迟满足倾向显著强于恐惧组和控制组。实验2采用实验因果链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愤怒情绪可以有效增强个体的确定感和控制感(实验2a),同时确定感和控制感能够增强个体的延迟满足倾向(实验2b)。实验3采用中介测量设计考察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的作用,结果发现,确定感和控制感评估倾向在愤怒情绪影响个体延迟折扣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当个体进行跨期决策时,体验到与确定感和控制感有关的偶然愤怒情绪会增强其延迟满足倾向。本研究对探究特定负性情绪对个体延迟折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动作理解因境而异:动作加工中情境信息的自动整合

针对动作理解的机制,模拟论主张大脑自发模拟他人的动作,就相同的动作其理解也相同,而理论论则认为人们基于合理性原则对他人动作进行推理,相同的动作发生在不同的情境时会有不同的理解。但以往研究所采用动作材料的运动学特性和发生情境存在共变,其难以区分动作理解是支持模拟论还是理论论。通过两项实验,采用动画制作技术来产生有无约束情境下的追逐动作,以指示动作加工过程的脑电μ抑制为指标,对前述两种观点进行了检验。其中,在约束情境中存在障碍物,追逐者需改变运动方向以绕过障碍物,从后方逐渐趋近目标;而无约束情境中不存在障碍物,但追逐者依然保持与存在约束情景下相同的运动模式。结果发现,当追逐动作发生在存在约束的情境时,其基于合理性原则推测可获得清晰的动作目标,该条件下的μ抑制程度高于不存在约束情境的条件(实验1);而当仅追逐者运动,即趋近的目标不确定时,虽然有约束和无约束情境间的物理差异与实验1相同,但条件间μ抑制的差异消失(实验2);且上述μ抑制并非与注意相关的枕叶α活动的泛化。该结果提示,动作发生的情境信息影响人们对动作的理解,即基于推理过程理解动作,支持理论论观点。

校园欺凌情境中同伴规范对向老师求助意愿的影响

研究对校园欺凌情境中学生选择向教师求助的意愿进行调查,并探究影响学生求助率的原因。研究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通过重新明确校园欺凌定义和分类,编制了8个欺凌情境问卷(n=336),一定程度验证了前人研究,即假设欺凌情境中受欺凌者选择向老师求助的人数比例较低。第二部分通过自编的自陈量表(n=94)与结构化问卷(n=230)探索求助率低的原因及同伴规范的阻碍作用,验证了同伴规范是阻碍初中生在校园欺凌情境中向老师求助的重要因素,且同伴规范可负向预测初中生的求助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