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育儿假政策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兼与相关国家的比较分析

育儿假政策已在多国广泛实施。作为近年来我国新增的生育配套支持政策,育儿假在传达男女平等育儿的价值取向、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等方面意义重大。但是我国育儿假落地实施过程中存在用人单位不配合、父亲参与育儿较少等问题。以OECD国家为例,介绍相关发达国家施行育儿假的成功经验,如采用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育儿假配额制等,不仅缓解了母亲的育儿压力,还让父亲更多地参与育儿。另外,分析了我国育儿假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并与相关国家进行比较。我国育儿假政策想要切实落地、取得较好的政策效果,应实施育儿假成本社会共担机制、拓宽生育保险筹资渠道及覆盖面、鼓励父母共享育儿假、推动育儿假政策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有效衔接。

医社协同与社区智慧健康小屋:分级诊疗路径再建构

背景分级诊疗自实施以来进展缓慢,其中对多元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分析的全面性不足是重要原因之一。目的通过分析分级诊疗中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探讨能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重路径的机制创新方案,通过政策创新和路径创新,助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优化分级分流的就医秩序。方法于2022-10-10—2023-03-20选取2个国内先进城市的先进城区(X市S区和N市H区)为典型调研区,通过滚雪球抽样和目的抽样法,选取典型调研区内36位不同利益相关者(涉及市级卫生行政部门、三级医院管理者、三级医院专科医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者、全科医生、健康社工师、患者等7类主体)为研究对象开展深度访谈,运用利益相关者的理论分析方法,分析7大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和掣肘及其对分级诊疗就医秩序健康发展的制约,以探索分级诊疗的机制困境;并对X市S区和N市H区实施健康社工和社区智慧健康小屋试点地区和非试点地区的典型利益相关者的访谈记录进行文本分析,以对比实施前后的效果。结果深度访谈结果显示,“利益相关程度、实施意愿程度、受实施影响程度和对实施影响力”4大维度是影响7类主体实施分级诊疗的主要方面,7大主体有各自利益立场,对分级诊疗起到不同程度的助力和阻力作用,多元主体之间难以形成协同机制是问题的关键。试点地区通过推行社区智慧健康小屋、健康社会工作及其形成的医社协同新机制,有助于增强7大主体的利益相关性,实现更好的分级诊疗秩序。结论社区智慧健康小屋是医社协同新机制的物化空间,健康社工师是新机制的链接点和赋能者。借助于社区智慧健康小屋的新载体和健康社工师的新力量,建构以健康社会工作为中心的医社协同新路径,能实现就医人口的基层前置,对形成分级诊疗的就医秩序起到“增能导流”的作用。

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浙沪的数据分析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推行后,我国经历了短暂的二孩生育潜能释放期,而后多项生育支持政策遇冷,对提升总和生育率收效甚微。对家庭经济状况影响生育二孩的机制进行理论分析,发现存在高收入女性因高“生育代价”而减少生育二孩的“生存-生育冲突”机制以及女性因乡城流动和家庭化流动同时发生压力更大而减少生育二孩的“双重迁移”机制。为探究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生育两孩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选取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流入江浙沪地区的已婚育龄女性(15~49岁),构建核心解释变量为家庭月收入、周工作时间以及亲属幼儿照料的Probit模型。为解决生育二孩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将正规就业、长期居留作为工具变量建立IVProbit模型。对全体样本回归后,发现如果忽视内生性问题,将低估高家庭月收入、低女性周工作时长对生育二孩的激励作用,同时也高估了亲属提供幼儿照料变量的正向作用。从生育旺盛期与非生育旺盛期、乡城与城城流动的分组回归结果来看,发现影响机制存在显著差异。分别在引入女性个人月收入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和家庭化迁移与家庭月收入交互项后,发现生育旺盛期女性“生存-生育冲突机制”显著、乡城流动女性“双重迁移机制”显著。由于上述机制的存在,仅仅通过调节家庭收入对生育二孩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需要在此基础上出台更多降低“生育代价”以及家庭化迁移压力的配套政策,探索建立普惠式、社会性别平等式的生育政策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