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单”行为构成侵犯商业秘密罪剖析

一、基本案情N市某K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K公司”)于2003年注册成立,主营各类货物的进出口业务。欧洲S公司(以下简称“S公司”)是K公司的客户,该公司特定联系人自2009年起向K公司询价,于2012年起代表S公司向K公司采购手推车及配件、捆绑带、篷布、植物架、塑料桌、镰刀、行李网、扳手、手电筒等各类园林工具产品。

买卖走私货物过程中的洗钱犯罪问题研究

打击洗钱犯罪旨在及时切断上游犯罪资金链,剥夺非法获益以及再犯可能性。作为洗钱罪对象的走私犯罪所得,采用不扣除成本的广义犯罪所得概念更合理,符合司法实际和人们的一般认识。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系犯罪所得。销售、代为销售走私货物、物品,或者向非直接走私人收购走私货物、物品的,可以构成洗钱罪。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对货物和物品有不同的规定,行为人走私进口货物既遂后再销售的,以走私罪一罪处理;走私进口物品既遂后另起犯意销售的,以走私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

走私犯罪对象认识错误的定性与处理

走私案件中,行为人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或者只是对走私对象出现具体的认识错误时,应按实际对象定罪处罚;出现抽象的认识错误时,应在故意的内容与客观事实重合的限度内确定合适的走私罪名。事实认定方面,可以从四个维度区分概括故意和认识错误:一是结合货物的自然属性;二是结合行为人的分工、角色和获利情况;三是结合行为人是否履行必要的核实义务;四是结合行为方式、运输工具与货物的匹配度。基于从严打击走私犯罪的政策导向,在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基础上,总体上应从严把握认识错误的证据标准。

制度功能视角下考量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

单位犯罪法律制度具有规范功能、分担功能、保障功能和修复功能。立足于上述制度功能,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一是单位合法性;二是单位独立性。关于以单位的名义、利益归属、单位意志、是否以从事违法犯罪为主要目的或主要从事犯罪活动、单位人格否认制度、企业合规计划等涉及单位犯罪认定的传统要素,可以分别归入单位的合法性或独立性要件中进行解读。对于单位分支(内设)机构、筹备中的单位、村(居)民委员会与村(居)民小组等特殊组织体,也需要围绕上述两个维度来判断是否具备单位犯罪主体资格。

连续交易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中违法所得的司法认定

就连续交易型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而言,违法所得中“所获利益”的范围不应局限于实际获利,将账面盈利计入违法所得,法律适用上并不存在障碍。在计算违法所得时,应结合案件情况,合理确定计算公式;在认定余股市值时,对于操纵行为终点日的选择,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由于其他市场因素对股价的影响难以量化,故对其导致的获利部分无法计算和扣除;操纵行为实施前行为人已持仓股票的成本价,应以行为人决意实施操纵行为后账户首次买入股票的价格为准。此外,办案中还要注意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明标准差异,妥善处理违法所得与罚金的关系。

涉税走私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可以区分为广义违法所得和狭义违法所得、阶段性违法所得和终局性违法所得。涉税走私中,应区分不同功能来理解和把握违法所得的范围。打击洗钱犯罪旨在及时切断上游犯罪资金链,尽量剥夺再犯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适度放宽违法所得的范围,对上游犯罪的涉税走私采纳广义违法所得概念更合理,应侧重于从走私过程来把握阶段性违法所得。没收追缴则旨在剥夺行为人从违法犯罪中实际获得的利益,如果一律按走私货物完税价格认定违法所得,不但重复评价实际获利,也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不符合司法实际和大众观念。对此,应从结果角度来把握终局性违法所得,区分不同情形合理确定没收追缴违法所得的范围。

略论海上走私犯罪侦查管辖权的优化配置——以2015-2019年N市、W市司法机关办理海上走私案件为例

近年来,海上走私案件高发,侦查管辖权应势调整,但仍存在有待优化之处。以2015-2019年N市和W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海上走私犯罪案件为例,分析该类犯罪的总体形势。当前,该类犯罪存在团伙化程度高、区域性明显、规模庞大、隐蔽性强、以走私普通货物为主等特征。鉴于该类犯罪侦查管辖的历史变迁、现行规定以及该类犯罪特征,当前侦查管辖仍存在职能权限界定划分不够清晰、与案件高发态势不相适应、移送管辖不够顺畅等问题。主要依据执法区域标准来配置海上走私案件侦查管辖权,减少证据合法性争议,同时最大程度发挥各涉海部门刑事侦查优势,促进"两法"无缝衔接,形成打击海上走私合力,提升海上走私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