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江文化的特点——与淮河文化、徽州文化比较

与徽州文化特点(山文化、明清文化、崇理重信等)、淮河文化特点(平原文化、中古文化、尚武重义等)比,狭义上的皖江文化(安庆文化)具有水文化、近现代文化、兴学重智等特点。安徽这三大区域文化具有内在矛盾,同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皖江历史文化的繁荣与当代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其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因素。

“金字塔”与故土情结的关联——试论皖江文化对张恨水创作的影响

解剖张恨水创作三千万言"金字塔"现象,对于正确引导繁荣当今的大众文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张恨水非同寻常的"故土情结"着眼,导入其故土文化——皖江文化对作者人品及文品的滋养与影响,特别是天柱雄浑厚重、顶立率性的山品与敦仁坚毅、淳朴务实的民性相融洽的地域环境中所生发出的独特的人文历史气象熏陶影响了张恨水的人生观及文学观,使之为人与为文显忠厚坚毅之气,扬朴素勤俭之风,尽敦直孝爱之情。

关于皖江文化:从朱书《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说起

清代朱书首倡皖江文化 ,其皖江文化的内涵即安庆文化。皖江文化有两大支脉 :一是古皖禅文化 ,一是移民文化所孕育的方氏学派。

皖山茶文化钩沉

皖山茶发脉久远,且在唐宋时期位于全国顶级珍品之列。皖山茶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传承性,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皖江文化的内涵与风采。对皖山茶文化系统地发掘可为皖江地区名茶资源的继承发展提供可鉴亮点与文化导向。

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来龙去脉——早期中共党史问题研究

马林主张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播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种子,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因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策略,主持起草了中共二大决议,抵制了"二次革命论"。西湖会议后,陈独秀服从共产国际纪律,接受、宣传了"二次革命论",受其影响,中共三大留下了"二次革命论"的痕迹。由于国民党反对被改造、部分党内同志以及一些国际代表对"二次革命论"的批评,加上陈独秀内心深处不接受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策略,1925年五卅运动后,陈独秀部分地抵制了"二次革命论"。共产国际导致"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受到共产国际代表、反对派以及陈独秀本人的批评;斯大林、布哈林以及部分中国同志为共产国际政策进行了辩护;在批判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时,回避了其错误来源于马林和共产国际。

国共“党内合作”决定是正确的吗?——中共早期党史和陈独秀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大革命时期,由马林提出、被共产国际接受的国共"党内合作"政策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马林将国民党的性质阐述成人民的党,为共产国际支持该政策制造了假象;为了不给托洛茨基等新反对派抓住把柄,斯大林、布哈林等人为"党内合作"政策辩护。"党内合作"违背了列宁的统一战线思想,混淆了阶级;限制了党的独立自主的发展、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壮大了力量,同时也消耗了陈独秀等人精力,助长了共产党依靠国民党的思想,最终导致了大革命的彻底失败。

李逊《安庆府志》考述

安庆府志在明代凡四次纂修,嘉靖间知府李逊所主修的《安庆府志》即是其中完整的一部。此志自明迄今公私书目虽有载录,然或因载录者之疏漏,或因承袭旧讹之不察,在载记其纂修与刊刻时间时颇多讹误;有关该志与正德志之间的承继关系及其对正德志所做诸多厘正完善之功亦语焉不详。对此进行考辨梳理,很有必要。

斯大林与中共在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上的分歧——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三次学术讨论会背景新探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党籍,这个消息传到苏联后,1930年年初,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了三次研讨会,讨论中国的"机会主义"和中国大革命的历史。会议以后,共产国际经中共中央转给陈独秀电报,敦促他去莫斯科,重新讨论他的党籍问题。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即在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问题上,斯大林与中共中央向忠发、李立三等人存在分歧。斯大林的重点打击目标是托洛茨基,加上其他原因,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并不是斯大林所希望的选择。

皖山禅与中华茶道

从隋代三祖僧璨首开禅门禅茶风气到唐代从谂接受舒州投子大师启迪而创立"赵州茶"这一修心之术,从宋代圆悟克勤受皖山禅教而成为世所公认的茶道祖师到茶道精神特征渊源于宋代皖山白云守端禅师门人的创造,无一不足以证明皖山禅对中华茶道形成和发展的直接影响,皖山是中华茶道发源地之一。

方苞父亲方逸巢与曹寅交往考

桐城派鼻祖方苞的父亲方仲舒,字南董,号逸巢,与比自己小二十岁的曹寅是朋友。两人的交往史料(诗、赋、辞等),在曹寅《楝亭集》中有六七处,以前未引起学界的注意。本文根据方苞、方逸巢的有关文献,对该资料尝试作了笺释,内容涉及:方逸巢舅舅马秋竹作为曹家的私塾先生,与曹玺、曹寅父子的交往;方逸巢本人对曹寅的评价,以及曹寅对于其弟弟的关照;方逸巢手臂害疮、好酒的细节,及曹寅对方逸巢的关心;曹寅春送方逸巢两只酒杯,并写铭、辞相送的情景;生活困难的方逸巢送年货给曹寅,感谢其送酒杯,等等。两人有诗文为凭的交往史,跨度为十五年,是研究曹寅和方逸巢以及桐城派的重要史料。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共识与分歧

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托洛茨基曾主张有条件的支持国民党;三.二○事件后,因与斯大林发生冲突,主张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赞成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赞成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是其被开除党籍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洛茨基派存在分歧,脱离并多次声明自己不是托派。晚年,陈独秀提出重新估计托洛茨基的价值。

赶上自前驱 椽笔纾国难——再论张恨水小说创作之抗战转化

抗日战争的洗礼加速了张恨水由旧融新的文学转型。梳理张恨水小说创作之抗战转化的全过程,具体探讨他从思想意识、创作主题到技术手法与体式文本全覆盖式的成功改良,可以发现张恨水通过与新文学家的交流、批评以及自己富有智慧的独立思考,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理论:既要赶上时代,又要面向"赶场",落实文艺大众化实效;既要吸收外来文化,又要保留传统文化精华,两副重担必须交流;既要正面颂扬抗战,又要揭露不利抗战之种种因素;既要杜绝低级媚俗的趣味主义,又要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容有益的"趣味"的统一。抗战转型使张恨水与新文学家同向平行,实现了创作与读者的沟通、古今中外与雅俗的融通。

当代文学批评中的“张恨水现象”

张恨水是自古洎今罕见的高产通俗文学大家。他特立独行于现代文坛,却被冷落于现代文学批评。真正学术性的张恨水研究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体经历了辩诬、定位、深化三个阶段。这一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文学批评前进的轨迹与精神风貌。

胡适论桐城派

胡适在留学美国时期和到北大任教以后,对桐城派主要持批判的态度。但胡适同时对桐城派作了肯定。胡适提倡的新文化运动和桐城派传统文化之间存在某种传承关系。

毋忘我师——纪念金隆德先生去世10周年

金隆德先生 (1 93 7-1 994)是当代知名学者、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他的《近代欧洲哲学史》(合著 )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合著 )、《方以智评传》(合著 )等在相应的领域 ,达到了同时代人的领先水平 ;他发表的 1 0 0多篇哲学论文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领域里的拨乱反正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历史作用 ;在 3 0多年的大学教学生涯里 ,他桃李满天下 ;作为安徽省社科院副院长 ,他德学俱隆 ,有口皆碑。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与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

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思想上,"少共"广泛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无政府主义等思潮;组织上,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先进青年转向了共产主义事业,其中,大多数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四”毋庸“终结”——纪念《青年》杂志创刊一百周年兼与唐文明先生商榷

清华大学教授唐文明先生在《从启蒙的蒙蔽中解放出来》一文中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转折是基于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内部反思"、中国思想界因"聚焦于对资本主义的不满"而"折向社会主义"、儒学现代的出路在于"终结""五四"、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是"为共和保驾护航"以及"五四"导致了"文革"等。本文对上述观点一一作了反驳,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是赞扬西方文化而不是批评西方社会问题、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是为帝制服务、进步的五四运动不是错误的"文革"发生的原因、"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是时代的需要、今天崇尚儒学也是时代的需要,唐文明教授将二者对立,并得出"终结""五四"的结论,论点武断,超出了学术范畴,学风失之严谨。

《戴名世年谱》释疑

法国法兰西学院研究员戴廷杰撰写的《戴名世年谱》,为戴名世研究提供了详尽的史料,但该书对部分不需怀疑的史实存疑,认为"无从断定"、"无从详以补";对部分易引起误解的内容、概念未作必要注解;书中还存在部分内容的重复、时间讹错以及笔误或印刷失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