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公安机关侦查权之比较

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行使侦查权，在基本法律依据、目的、内容和原则上基本相同．但在具体依据、行使主体、行使对象、具体内容、管辖权分工以及平战区分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为切实保障侦查权的行使。不仅驻内地的军队保卫部门与地方公安机关在明确各自分工的基础上，要加强对互涉案件的密切协作，而且驻港澳特区的军队保卫部门与特区执法部门在行使刑事案件侦查权时也要完善协作机制。

公安基层执法困境的调查研究及对策探析——基于A省F市K派出所被投诉情况的调查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时曾提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基层社会治安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基石,抓好基层社会治安治理考验着各级公安机关的执法水平。当前做好基层公安工作已然成为新时期公安机关改革的共识,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仍然发现在“应然”和“实然”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有必要对基层公安工作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

论计算机犯罪侦查的取证规则——以相关证据规则完善为视角

计算机犯罪中的证据属于电子证据,传统的七种证据形式与其相应的电子化表现形态在形式上实现了统一。计算机犯罪中证据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五类。在取证上还存在取证方式不恰当、保存技术手段缺乏、其他辅证没有提取等问题。应按照证据裁判主义对证据的要求构建相应的电子证据采纳规则。在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对电子证据的调整。在确立一般原则基础上建立取证具体规则。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罪案件的侦查与认定——以侦办苏某福等人妨害信用卡管理案为例

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银行卡的行为属涉嫌构成《刑法》第177条之一规定的妨害信用卡管理罪,骗领的银行卡常常被用作电信诈骗及其他涉卡类侵财犯罪的作案工具,其与电信诈骗类犯罪有着极高的关联性;对"骗领"型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案件的侦查,必须正确理解刑法上对信用卡的界定,充分利用侦查资源,精确研判,多方收集证据,深挖犯罪,从源头上遏制电信诈骗等涉卡类侵财犯罪的高发态势。

侦查阶段运用刑事和解需要注意的问题

刑事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新机制,适用于刑事诉讼的各阶段。公安机关自身的地位和职能,决定了其在侦查阶段运用刑事和解具有更大的优势。公安机关在运用刑事和解时必须注意其法律角色的定位,严格遵守刑事和解的当事人主义原则,案件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的充分标准。

问题主义视角下的主办侦查员制度探究

主办侦查员制度作为司法责任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设计与施行既有基层自发探索的历史实践基础又有新时期深化改革需要的特殊意义。主办侦查员制度应直面当前侦查机构设置零散化、权责不明、资源配置失衡、价值取向偏差等突出问题,以集约化的管理模式使制度建设步入科学化管理轨道,优化完善相关工作机制,为制度运行创制适宜环境,构建权责利相一致的制度体系,确保系统性平衡。

我国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培训体系研究

一、我国警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应用现状(一)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定义与分类无人驾驶航空器(中国台湾称为无人飞行载具,英文:Unmanned Aerial Vehicle,缩写:UAV,或Unmanned Aircraft System,缩写:UAS)俗称无人机、无人航空器,广义上指不需要驾驶员登机驾驶的各式遥控或自主智能航空器。

P2P网络借贷平台非法集资犯罪侦查研究

我国P2P网络借贷平台自2007年出现至今,借由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具有便捷、普惠之优势,呈现出迅猛生长态势。然而,由于准入门槛低、监管不到位等原因,P2P网络借贷平台也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成为非法集资犯罪的一大温床。公安机关应结合实际,通过大数据情报研判、创新调查取证模式,加强平台资金查控,适时公布案件情况、压降涉稳风险等措施,实现对此类犯罪的打击防范,保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提升小案侦查效能的路径

提升小案的侦查效能可从意识、机制和技战方法等路径入手,宏观上树立“既要破大案,又要管小案”的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的警绩观、转变侦查思维;中观上优化工作机制,突出省市实战化转型的组织指挥体系、优化多警种捆绑作业的合成作战体系、严格落实督导问责制度;微观上坚持传统侦查手段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相结合,不断开发侦查小案犯罪规律特点的技战法。

大数据视域下的反侦查行为研究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不断发展,数据化对社会生活影响的不断深入,反侦查行为在当今时代的发展变化、防范应对等相关研究也应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目前“互联网+传统犯罪”、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经济类犯罪等犯罪类型的演化发展,反侦查行为呈现出科技化、提前化、识别难度增大、组织化程度增强等特点,侦查工作的难度不断升级,因此我们需要提升侦查机关对于大数据的应用能力,培养复合型侦查人才,加强对反侦查行为的识别、预警和分析,对犯罪分子的反侦查行为做出有力回应和有效打击。

论当前公安机关反诈宣传工作现状及应对策略

2022年9月2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由第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表决通过,反诈宣传工作受到了社会各行业的进一步重视。该法第8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普及相关法律和知识,提高公众对各类电信网络诈骗方式的防骗意识和识骗能力。公安机关作为打击和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的主力军,在反诈宣传工作上也承担着重要职责。

公安综合情报部门发展路径探析

公安综合情报部门积极顺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在部门工作上实现一系列的变革。但情报信息对外依存度高、内生动力不足成为近年来制约综合情报工作发展的瓶颈问题。在大数据时代,提升数据挖掘能力,激发内生情报水平,对于公安机关有着重要的现实性和基础性意义。从顶层设计、理论指导、融合需求、数据整合、人才建设等方面阐述综合情报部门内生情报能力的建设,探索大数据、互联网新形势下公安综合情报部门的发展路径。

侦查讯问中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讯问工作的开展具有显著的法律性与政策性,但有关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侦查讯问策略与方法发挥最优效能的障碍。反思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冲突,可促进两者的良性发展。其一,两者要基于相同的价值体系;其二,两者的作用要有明确定位并需对两者进行及时的调整。

新时代高质量公安队伍建设发展之思考

进入新时代,公安机关需要以新形势新任务为背景,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指引,着力破解队伍管理、运行机制、绩效考核、教育训练等方面的问题,不断完善各项公安队伍建设举措,锻造一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公安铁军,为新时代公安工作提供强大队伍保障。

新警初任培训模式的探索与反思

当前，公开招警已成为安徽省公安机关补充警力的重要渠道。由于报名门槛不高、分地区、分职位招考等因素，客观上导致了招录对象在社会经历、学历层次、年龄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个体素质参差不齐，从而增加了新警初任培训的难度。如何着眼于公安队伍建设，固本强基，提升新警初任培训质量？近年来，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程序价值及证据属性

全程录音录像制度的价值在于追求程序公正,侦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能够有效推进侦查规范化,完善法律监督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全程录音录像是记录侦查过程,而非固定证据。从证明对象上看,其在于证明侦查过程的合法性,而非在于证明案件事实;对侦查行为的全程录音录像,增强侦查过程的透明度,以此提高司法裁判的公信力。

刑事和解制度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刑事和解制度的根本价值在于弥补刑罚的不足,完善立法有助于发挥其功能。修改刑法,扩大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扩大刑罚的非监禁刑种类,与刑罚的非监禁化发展趋势相适应,为刑事和解制度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黑恶势力早、小特征探析

黑恶势力犯罪行为"早""小"时期具有五种特征:其人员构成一般有地缘性或血缘性关系;组织特征呈松散性、线结型;违法行为呈小恶型、多个型;经济基础弱小,但具扩张性;多盘踞在资源集中、管理缺位的矿山、批发市场。公安机关对黑恶势力的打击要及时,以避免其造成更大社会危害。

证据视角下我国同步录音录像运行规范研究

新《刑事诉讼法》正式将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引入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但却没有明确其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意义上的地位,这导致理论与实践界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取证、保存、非法证据排除、证明力等问题产生争议和混淆。从证据法的视角出发,在对国内外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运行体制进行系统研究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我国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立足中国现状,通过调查研究,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完善同步录音录像取证、非法证据排除、保存、证明力规则等规范运行机制。以期形成一套完备的同步录音录像制度,规范我国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有效运行,为化解实践困境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