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桐城派“中兴”的出版因素——以曾国藩、萧穆交游为中心

咸丰十一年至同治三年(1861—1864),曾国藩驻辕安庆,弘扬文治,促成了桐城派的"中兴"之局。在此期间,得益于他的提携与指点,桐城后生萧穆的学术志趣逐渐从古文撰述转变为乡邦文献的整理与出版。此后四十年中,他铭记曾国藩的嘱托,不仅促成了桐城派诸多经典文献的搜辑、编纂与出版,还延续了"道咸之学新"的学术视线,破除汉宋畛域,兼收骈散,呼吁搜辑、保存清代皇室档案及域外汉籍,倡导边疆史地之学的研究。萧穆广阔的学术视野与丰硕的编纂实绩,为近代桐城派的开陈出新提供了丰厚的文本基础。出版因素在晚清近代桐城派"中兴"过程中的能动作用,也应当获得重新评估。

萧穆、沈曾植交游考论——以《章学诚遗书》的保存与刊刻出版为中心

萧穆、沈曾植在年龄、身份、学术旨趣上均存在不小的差距。然而,同处于晚清国学衰微、西学东渐的文化风口,对于古籍的保存与刊刻,二人同样具有危机意识和挽救意图,并进行了前后相继的努力,最终促成了《章学诚遗书》的幸存与刊刻、出版。萧穆、沈曾植的交游,突破了诗酒唱和的习见格套,凸显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士人们联手护惜文化遗产的决心与努力。

中年哀乐,絮语松声——《海日楼家书》与沈曾植的私领域书写

光绪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898—1902),沈曾植与夫人李逸静频繁通信,留下近八十封寄内函稿,后结集为《海日楼家书》。在此期间,沈曾植经历了前所未有的人生转折,诗学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蜕变。在此背景之下,这批寄内家书也透显出丰厚的意蕴:人到中年的夫妻两人,通过信函谈论生活琐细,字里行间难觅直白的相思情愫,却琐屑而默契,放松而诙谐,以简素之语传达朴厚之情。这些私领域的文字,透显了沈曾植端凝严肃的儒者面目之外所具有的人间情怀。就诗学层面而言,这些绵绵絮语,亦如松涛之声,呈现出低回郁起、广纳众象的美感特质。

知是鸾声是凤声——试论吕碧城对杜甫诗歌的追摹与依违

吕碧城的早期诗歌创作追摹杜甫的印迹十分鲜明。中年以后,在文体选择上她更倾心散文与词;在诗学宗尚上,他转而青睐“义山风味”。诗学宗尚的凸显与转移背后,原生家庭教育、文体“尊卑”与吕碧城的自我形塑,以及清末民初京津文化圈对新型才女的想象与塑造,皆为关键因素。

杜诗“故人”、“主人”考辨

关于杜甫《酬高使君相赠》、《卜居》等诗中“故人”、“主人”所指对象为谁的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纷。然若结合杜甫生平、整体诗作及其他相关资料综合观照,则此中“故人”、“主人”所指应分别为高适、裴冕二人。

《易经》成书年代新证

《易经》究竟成书于何时，是关系到正确认识、研先、评价《易经》的重要问题。本立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易经》最后成书当在春秋早期。文章着力于内证，在六十四卦中远出益卦、旅卦、鼎卦三个具有代变性的卦，作为考察对象，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易经》所反映的重大历史事件、商业和日常生活用具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其结论是：益卦六四艾“为依迁国”是指西周末年郑国东迁之事；诱卦所触及的远地行商具备西周末年，尤其是春秋早期，远地行商刚刚起步、正待风行的时代特征；鼎卦中的鼎，究其形状和铸造方式，显然属于春秋早期，而它能作为一般的煮食之器出现在依神而存的《易经》里，更是春秋早期礼制遭到破坏的结果。

走进仙心——谈李白的个性与游仙的关系

游仙在李白一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多年来 ,人们于李白对神仙的态度究竟如何一直众说纷纭 ,在探讨其游仙原因时也多从外部因素着眼 ,而对其内因———李白个性所起的作用 ,却罕有论及。实际上 ,正是在时代社会和李白独特个性的合力作用下 ,形成了李白对游仙的既信且疑的矛盾复杂态度。李白后期游仙诗取得极大成就 ,其独特个性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 ;也正是由于其独具魅力的个性的作用 。

叙录结合 亦谱亦传——评施立业《姚莹年谱》

姚莹(1785-1853),字石甫,安徽桐城人,著名学者、思想家,也是清代最早开眼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之一,曾任台湾知县、广西按察史等职。鸦片战争期间,姚莹领导台湾人民奋勇抗英,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目前,学界对姚莹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姚莹任台湾县令期间领导人民抵抗英国侵略者的事迹、影响及其意义;二、姚莹开眼看世界的思想主张;三、姚莹的文学创作及其在桐城派中的地位。

士紳文化傳統的流衍與吕碧城的人生拓境——以吕鳳岐《石柱山農行年録》爲考察中心

對吕鳳岐的自撰年譜《石柱山農行年録》展開考察,可知他與其女吕碧城在人生軌迹上有頗多暗合之處。這一現象的産生,既得益於清末民初男女平權思想逐步興起的大環境,更與吕鳳岐、嚴士瑜的跨圈層聯姻和特殊的子女培養方式有直接關聯。受惠於這一獨特機緣,吕碧城及其姐妹們有幸獲得了士紳文化傳統的薰陶,從而具有了不同於傳統閨秀的人生志趣,極大地拓展了人生境界,最終成爲女性覺醒的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