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的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以绩溪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天国硝烟的散去拉开了徽州宗族重建的序幕,后太平天国时期,绩溪南关许余氏宗族通过对自身合法坟产的维权,实现了官府以“给示”为标志的确权。南关许余氏坟产纠纷案表明: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巨大变局后的徽州地方宗族坟产纠纷博弈,是以风水之争为主线,在族内士绅等精英主导、举全族之力应对下,劫后余生的宗族对自身坟产产权权益进行维护与再确认的一个实践过程。在宗族维权与官府确权实践中,以官府颁布告示认可宗族相关权益从而获得宗族赋税缴纳配合、宗族将告示载入族谱形成自身权益的官方依据为显著标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徽州宗族在后太平天国时期恢复重建过程中,以坟产纠纷事件处置为契机与官府形成的某种有效互动。

区域创新活跃度影响下的乡村住宿企业创新策略与成长差异——基于代理人模型的仿真研究

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是乡村住宿企业经营过程中的两种基本选择,并对其成长具有重要影响。已有研究多对个体层面创新选择的静态结果进行解释,对微观-宏观关联及动态过程的作用则有待深入研究。文章基于代理人模型,对黟县本地及外来住宿业企业与游客的动态交互过程进行仿真,通过预设3种不同的区域创新活跃度模拟情境,对选取不同创新策略的企业的成长状况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区域创新活跃度对企业成长的整体作用呈现非线性特征;2)区域创新活跃度的提升将加速乡村住宿企业的分化;3)在复杂的乡村旅游实践中不存在何种创新策略能保证企业必定成功;4)本地企业与外来企业在区域创新活跃度与创新策略的交互作用下呈现不同的成长特征。

戴震语言修辞技巧研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例

戴震非常重视命词遣意,在其著述中大量使用了语言修辞技巧。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例,戴震利用譬喻、比拟等手法构建了传神生动的修辞文本;利用对偶、排比、错综等手法构建了齐整和谐的修辞文本;利用顶真、设问、反问等手法构建了关联强化的修辞文本。这些修辞文本的构建,既利于立论说理,强化表达,同时又能够扩充文本内涵意象,增加语言表达张力,提升文本审美情趣。

明代后期的卫所与地方官府——以《新安蠹状》所见新安卫与徽州府为中心

《新安蠹状》是明代后期徽州知府古之贤在任期间有关施政措施的档案文件汇编,其中收有四份涉及新安卫的公文,内容涉及新安卫运官路费应否由徽州府承担、新安卫经历应否参与卫所屯粮征解、新安卫城操官军月粮的审计与支放。这些公文显示,明代后期地方官府对于卫所事务的介入程度极深,已经涉及军政管理的核心领域。有关新安卫的各项事务,上级官府均会交由徽州府查议、处理。可见在具体的制度运作中,徽州府几已成为凌驾于新安卫之上的行政管理机构。

明代应天府乡试考场官员体系的构成——以乡试录为中心

应天府乡试是明代各直省乡试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乡试之一,和顺天府乡试一起成为乡试的典范,共同构筑了所谓“京闱表率”这一历史现象。乡试录是全面记载一科乡试信息的科举文献,考场官员名单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从现存应天府乡试录可以看出,明代应天府乡试官员由提调官、帘内官(包括主考官、同考官)、帘外官(包括监试官等10类人员)三部分组成。其中,提调官并非传统认为的帘外官,而是总揽全部考场事宜的官员,一般由应天府尹、应天府丞担任;应天府乡试主考官为朝廷派遣,同考官则由应天府自行聘取;从应天府乡试帘外官的人员构成来看,所有官员皆来自南直隶,尤以南京城内的官员居多。

徽商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演化路径、热点透视与发展趋势(1992—2022)

以1992-2022年中国知网数据库收录的818篇核心期刊文献为分析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分析方法与CiteSpace软件梳理、绘制徽商研究年度文献、合作网络、共现网络、关键词聚类的科学知识图谱,揭示徽商研究的演化路径、热点主题与发展趋势,提出拓展研究视域、深化合作交流和拓宽研究视角的研究建议。徽商相关研究模式和结论为未来徽商学术研究和业界实践提供基础性知识工具。

清末民初徽州婺源县民众饮食生活探讨--以《量入为出》为中心的考察

徽州婺源地区的排日账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民间文献。婺源塾师朱鲁瞻的账本《量入为出》记载了从宣统元年到民国二年朱家的家庭日常收入支出和社会活动情况,包括因地制宜的日常饮食、丰俭有度的时节饮食、饱含寓意的婚丧祭祀饮食等方面的内容。清末民初时,婺源的饮食生活稳定不变、饮食观念转变缓慢、饮食消费保持传统模式,甚少受到西方饮食的影响,为研究这一时期长江流域饮食文化提供了样本。

清代“收留迷失子女律”研究

收留迷失子女律源于汉唐时期的略人略卖人律,明朝时单独设立,并延续至清。该律条主要惩治收留迷失或在逃之人、冒认良人或他人奴婢为自家奴婢、私自收养四岁以上遗弃儿童、故意遗弃子女且待其成年又试图将其认回,以及出征官员兵丁携带逃失良民子女等犯罪行为。与略人略卖人律相比,收留迷失子女律惩治的人群更加多样,且多激情犯罪,两者在实际的司法案件中存在一定转换的可能。此外,清政府还建立了一整套详细的政务流程和奖惩机制用于解决收留迷失子女此类案件。研究收留迷失子女律,有利于深化对我国古代有关惩治人口犯罪法律体系的认识,可为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借鉴。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契约文书研究会的30年

或因时间上距今稍近的缘故,明清时期的契约文书在各地都有遗存,特别是关于徽州、福建地区的文书更有大量收藏。由于契约本身所具有的地方性和民间性,其对基层社会诸侧面以及区域社会的研究、国家对地方控制的认识等方面的价值已经充分地显现出来,并取得了人们的共识,贯穿于研究之中。为了拓宽研究视野,开拓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敦厚研究学风,我们特从契约文书这一特殊的文献形式入手,就其与明清时期史学研究相关联的诸方面推出一组笔谈。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

论戴震礼学研究的特色与影响

"理"与"礼"是清代学术史上理学与考据学思想争议的两个重要概念。作为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戴震的礼学研究与理学批判,继承姚际恒和江永的治学路径,确立"理存于礼"的思想体系,启导凌廷堪"以礼代理"学说的建立,因而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融资与互助:民间钱会功能研究——以徽州为中心

钱会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经济组织,根据徽州文书和族谱资料,可以发现钱会在乡族社会和事业经营中发挥着融资和互助的双重功能,对个人和宗族的资金需求,提供了一种灵活、可靠的选择。

明清徽州地区家庭老人赡养问题研究——以徽州文书为中心

在明清史研究领域当中,有关老人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其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史、法制史、文化史等诸多层面,解读问题的视角也有着宏观与微观之分。[1]这其中,老人的赡养又是一个重要的论题,它不仅与国家的法律与制度密切相关,也是民众日常家庭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们认识明清制度文化以及了解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就笔者管见所及,在以往的研究中。

走向生活——《民俗学概论》教学研究

民俗文化具有"民俗"与"生活"双重特征,"生活"是民俗之源,民俗学教学离不开生活中的民俗文化。针对《民俗学概论》课程在本科教学过程中与生活实践有所脱离的现状及由此产生的其他问题,提出"走向生活"是《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的必然趋势、特色和方向,是提高学生民俗理论知识、正确解读民俗事象、增强民俗鉴别能力的重要渠道。应根据民俗学学科特点,贯彻"走向生活"的教学理念,通过互动式的教学模式、现代化教学手段、田野作业等方法,使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贴近、融入和反映生活,以此实现对《民俗学概论》课程教学较系统全面的改革和创新。基于"舌尖上的家乡"特色民俗专题的教改情况,为"走向生活"的《民俗学概论》教学改革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唯物史观与徽学研究的发展

作为一门新兴而稚嫩的学科 ,徽学的科学内涵、研究对象和学科体系建设还存在许多争议。对此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遵循徽学研究的发展规律 ,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文章认为 :徽学主要是以徽州社会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为主体 ,综合研究徽州整体历史文化以及徽人在外地活动的一门新兴学科。就学科性质和归属而言 。

徽学与历史文献研究的融合发展——徽学与明清安徽典籍研究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25届年会综述

徽学研究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从历史文献的学术层面探讨安徽历史尤其是徽学问题是对这一热点问题的回应和关照。和以往历史文献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以徽学为重心,从实证角度对安徽典籍及徽学文献进行了具体深入的研究,其学术意义和现实关照价值甚明。

清代徽州宗族祭礼——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中心的个案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徽州宗族以《朱子家礼》为标准,结合各自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属于自己宗族的家规族谱,对于冠昏丧祭四礼之中的祭礼作了较详细阐述。《茗洲吴氏家典》作为当时众多家规族谱中的一部,对于探究清代徽州宗族祭礼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清代徽州才媛之社交心理探讨——以《安徽名媛诗词征略》收录才媛为考察中心

从社交心理学角度对清代徽州才媛的相关诗作进行详细探讨会发现,清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情感交际较为频繁,她们对情感交际的心理呼唤从未泯灭,情感交际成为清代女性社交需要的本能选择;女性的社交动机具有多元化特点,社交行为的发生既有主动的选择,也有被动的接受,其社交生活的内涵丰富且精彩;女性在社交生活中体现的潜在的社交态度反映的内容深刻,既有对人生和命运的感慨,也有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客观评价,还有对现实问题的反思、认知,这些均为了解清代女性"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以及其社交生活的实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窗口。

时代与青年:20世纪30年代在校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安大周刊》为中心

每个时代的青年有每个时代的责任,大学生作为近代以来出现的一个新阶层,代表着新生事物与朝气。通过《安大周刊》我们可以看到每周总理纪念周仪式成为20世纪30年代大学生了解时局的窗口,规律的作息以及繁重的学业让他们产生了厌学情绪,丰富的社团活动以及外出考察展现出他们惊人的活力和组织力,频繁的军事训练以及体育赛事让他们有了担负起民族复兴大任的强健体格,师生之间也充满着浓浓的情谊,而贯穿始终的则是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与此同时,复兴民族的大任也寄托在青年身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回顾与评述

20世纪80年代之前安徽大学关于徽州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徽州经济和学术两个方面,其研究虽然散而简,但其筚路蓝缕之功值得在安徽大学徽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安徽大学在机构设置、会议主办、平台搭建、人员培养和方向凝练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既为当时徽学学科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新世纪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2000—2017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在学术层面上主要致力于徽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徽州文书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徽州历史与文化的研究等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2017年以来安徽大学的徽学研究出现全新的面貌,徽学与中国传统文化被列为安徽大学"双一流"建设的重点培育学科,徽学研究中心专兼职研究人员队伍迅速扩大,显示度较高的科研成果不断问世,协同创新工作全面展开,学术交流更加广泛,咨政服务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资料建设工作持续推进,人才培养成效显著。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与时代同步,与学科发展同步,体现了一个地方综合性高校的责任和担当。